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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第六章 对人类残酷行为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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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激励读者重新开始讨论恶的原因，并且将讨论转移到宗教的范围之外，进入科学的领域。我这样做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达尔文主义的反宗教企图。正相反，我认为宗教对个人和社群具有重要作用，宗教的文化传统、仪式和活动与我们的身份息息相关。但是在恶的原因的问题上，宗教却是格外反对探究的。在多数宗教看来，恶的存在只是宇宙中的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世间之所以有恶，要么是因为我们缺乏过善良生活的灵性追求，要么是因为某些力量（即恶的力量）始终在与神性的力量作战、争夺对人性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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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的恶行往往被归为无法分析之事（“不要问这种事情为什么发生，因为这就是恶的本质”），还常常使用令人泄气的循环论证（“他做某事是因为他真的很邪恶”），有时这类论证还用来巩固我们对上帝的信仰（“是上帝想要考验我们”）。如果说我有什么企图，那也只是敦促读者不要满足于把“恶”作为解释的工具罢了，如果我成功地将这场辩论带离宗教的领地、使之进入社会科学和生物科学，那么我的这本书就算是有所贡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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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一个目标是很宽泛的，我写这本书当然也有更加详细的目标。具体来说，我希望本书在这场辩论中引入了10个新的观念。我在这里对它们做一个简单的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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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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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观念，有一条共情光谱从高到低排列，而我们每个人都处在其中的某一段上。科学的任务之一是解释哪些因素决定了一个人在这条光谱上的位置。我已经指出了一些在遗传、激素、神经和环境方面发挥作用的因素，我的列举还不完整，因为现在证据还不完备。但这张清单毕竟指明了添加新证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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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这条光谱的一端是零度共情，我们又可以把它分成零度正面和零度负面两种形式。零度负面的三个子类是P型、N型和B型。这还没有穷尽所有的子类。除了这三种，酒精、疲劳和抑郁等诸多因素都可能暂时降低人的共情，精神分裂症则是疾病削弱共情的又一个例子。将来的研究者肯定还要描述更多子类，但我列举的这几种至少开启了这个过程。批评者或许会提出一个合理的疑问：P型、N型和B型，应该都不是什么新的发现吧？这三种人格障碍，我们不是在至少50年前就知道了吗？我的回答是这恰恰是问题所在。传统的分类体系把这三种类型都当作了不同的人格障碍，而忽视了它们共同的特征：它们都是零度共情的特殊形式。的确，它们的存在早已为人所知，但是在这本书里，我提出了要稍微换一种眼光来思考它们。在表面上它们仍然可以看作不同的人格障碍，但现在我们还可以进入更深的层面，将它们串联在一个共同的机制之中，这个机制就是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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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无论一个人是沿着怎样的道路走向零度共情的，他脑中正常的共情基础（即共情回路）都肯定出了问题。在第二章中，我们介绍了构成共情回路的10个脑区；在第三章中，我们又分析了这些脑区（在各种组合形式中）在零度负面者的脑中是如何的反常。只把它们叫作“人格障碍”并不能指导我们在人脑中找到这些基础结构。而把它们叫作“零度负面”却能告诉我们究竟该去哪里寻找。位于N型、B型和P型交界处的（见图6）正是这10个脑区构成的集合。用这个新的眼光，精神病学就能将一系列表面上无关的疾病归拢在“零度共情”的名目之下，由此改变我们的分类和诊断标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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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零度共情的治疗应该以共情回路为目标。共情障碍的治疗手段包括像《读心》DVD这样的教育软件（见www.jkp.com/mindreading）或是我们为各种自闭症患者开发的儿童动画片《运输车》（见www.thetransporters.com）。321，322前一种软件为所有年龄段的患者设计，也在一项针对零度共情成人的实验中得到了应用。之前有过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即催产素鼻腔吸入剂会提高正常个体和自闭症患者的共情，零度负面者也应当尝试一下。303，323让零度负面者在被害人的立场上参与角色扮演游戏，或许也是个值得尝试的办法。把脑的类型叫作“人格障碍”会引起人格是否可以更改的辩论，鉴于人格的定义是一组持久、固定的特质，这样的辩论会尤其激烈。而把它们叫作“零度负面类型”，就能打开新的干预途径。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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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约翰·鲍尔比的那个早期安全依恋的非凡概念，也可以理解成我所说的内心的那一罐金子。这虽然不是什么新的概念，却是一个新的说法，这个说法我每次听到都觉得兴味盎然，因为父母如果不用关爱养育孩子，就是剥夺了孩子最珍贵的天赋权利，会对他们造成绝难逆转的伤害。这个伤害虽然未必会在童年时显露，甚至到了青少年和成年早期时也不见得会表现出来，但是当你人到中年，它可能会跳出来狠狠咬你一口，就像是从脑后飞来的一只回旋镖。某些零度负面类型只有到了人生较晚的阶段、当一个人经受压力时才会浮现出来，比如当你自己为人父母的时候。我认为，对每一代刚刚为人父母的人群，我们都必须不懈地提醒他们内心那罐金子的重要作用，因为这是人生中的一条积极干预之路，它能使人脱离零度负面，导向健康的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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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观念，是共情基因。我们在第五章看到，环境的触发因素会和我们的遗传倾向相互作用，并且科学家已经找到了一些对共情有长远影响的基因了。我要重申一遍：这些基因并不会直接决定共情，它们只能决定在脑中特定蛋白质的表达，但这些蛋白质可以通过许多细小的步骤连接到共情。这些步骤目前还有待明确，但是经过统计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某些基因和共情是有关联的。这个发现会使一部分人感到不安，他们宁愿相信共情是全由环境决定的，我想对这部分人说，我这本书里提出的其实是个温和的观点：我认为生物属性和环境都很重要。反观之，“共情全由环境决定”的说法可要比我的这个观点极端多了，也激进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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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虽然零度共情的大多数形式都显然是负面的，但它确实有一种（出人意料的）正面形式。零度正面相当于精神病学里所谓的“自闭症谱系症状”。零度正面的存在，表明至少有一种零度共情的形式可能是人类演化的结果，因为它总是和强大的系统化能力共同出现。当然，有的父母会反驳说典型的自闭症是没有多少可取之处的。确实，和自闭症共同出现的种种症状，比如严重的学习障碍、语言发育迟缓、癫痫或自残都属于缺陷，不能给患者带来任何正面的东西。但这些都只是伴生的症状，并不能用来定义自闭症谱系本身。把这些伴生症状剥离，我们就会看到一些虽有共情障碍、却往往具备了强大系统化能力的人，这就可能是一件好事，比如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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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零度正面的成因是一个人的心灵始终在努力超越时间的束缚。他们想摆脱时间这个维度的束缚，以看清自然界中永恒的重复模式。在他们看来，所谓变化，就是一个本来完全可以预测、完全系统化的世界里渗进了时间维度，在这个世界里，滚轮一圈圈地不停旋转，杠杆只能来回运动，教堂的钟声按精美的数学模式奏响。在体验了多次重复之后，这些零度正面者就会丧失对时间的感知，因为这些事件每一次发生都是相同的。我猜想这种状态就是自闭症患者常常说的“自我刺激”（stimming）。只有发生了包含新异元素的事件从而打破他们的预期时，他们才会觉察到时间这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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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零度正面者觉得变化有毒。当可以预测的模式受到干扰，比如有别人做了一件不可预测的事（说了意料之外的话、或只是动了一下），零度正面者就会觉得反感甚至害怕。于是零度正面者常常会不计代价地抵制变化，由此退回到一个完全系统化、也因此完全可以预测的世界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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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共情本身是我们这个世上最珍贵的资源。明白了这一点再观察一些现象，就未免会使人迷惑：我们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对共情很不重视，在政治、商务、法庭或治安领域，它也很少成为议题。我们可以在一些政治领袖的作为中看出共情的珍贵，比如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和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跨越种族隔离障碍，互相理解并成为朋友的例子。然而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或者华盛顿和伊拉克、阿富汗之间，却还没有达成这样的和谐。325只要世界的这些角落还有一天没有实现共情，就会有更多人失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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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显而易见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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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还有许多没有解答的问题。首先，如果零度共情的各种形式都涉及共情回路的异常，那为什么不同的人会表现出零度共情的不同形式呢？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从相互重叠却又独一无二的特征入手，比较零度共情的不同形式。表格1就在心理学层面做了这样的比较。它将每一种类型加以分解，分解的标准是共情的两个方面，即认知和情感（反应）是已遭破坏还是完好，以及系统化功能是已遭破坏还是完好。总有一天，我们可以对共情的10个脑区、每一个“共情基因”及每一个环境触发因素都开展同样的分析比较。零度正面型至少可以分成两个子类，这是因为有一些因素（同样是基因和环境两方面的）决定了人的语言发展和智商，而语言发展和智商又是划分这两个子类（典型自闭症和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关键标准。总之，表格1演示了该如何回答上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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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 各种共情障碍的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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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零度共情还有其他形式吗？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用明确的例子指出还有我们尚未讨论过的形式，从而证明我们的清单还远谈不上完整。比如伦敦精神病研究所的珍妮·特雷热就认为，至少某些厌食症的病例不仅仅是一种进食障碍，还是自闭症的一种形式。326她这个观点的依据是瑞典精神病学家克里斯·伊尔贝里更早时候的观察。327特雷热提出这个观点之后，许多人立刻看出了这个理论转向的重要意义：面对厌食症患者，我们一般只注意到他们的体重剧烈下降、进食也很稀少，从而将这看作是一种进食障碍，但这种看法或许太偏重它的表面特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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