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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恢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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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下一个问题：如果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丧失了共情，日后还能再补回来吗？这里说一个梅利莎·托多罗维克的故事，她眼下正在多伦多的一所监狱服刑，罪名是“幕后操纵”了一起谋杀案。34415岁那年，梅利莎怂恿自己17岁的男友（此人外号“DB”，有轻度学习障碍）刺杀了一个名叫斯蒂芬妮·伦赫尔的女孩。梅利莎从没见过斯蒂芬妮，但就是嫉妒对方。她对DB唠叨了几个月，还威胁不和他做爱，终于使DB答应了她的要求。DB将斯蒂芬妮引出她父母的房子，然后连刺了她六刀。345他告诉梅利莎自己完成了任务，梅利莎接着拨打斯蒂芬妮的手机，确认她真的死了。看到DB执行了自己的命令，梅利莎这才答应与他性交。斯蒂芬妮死了，法庭判决梅利莎和她男友一样怀有“犯罪意图”，虽然她没有实施犯罪行为。梅利莎被判了同谋罪，监禁两年之后仍然没有悔意。有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查看了她的案卷，他们主张青少年的脑可以一直发育到25岁，我们应该考虑到梅利莎可能只是共情发育极其迟缓。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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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三章已经看到，这类品行障碍的案例强烈地预示障碍者会发展成P型（病态型人格障碍）。但实际上，并非100%的病例都会变成P型，说明在这些犯下极端罪行的人中间，有一部分终究会发展出充分的自我控制、情绪调节和/或道德意识，并走上一条更富有共情的人生道路。不过我也怀疑这只是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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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梅利莎的徒刑又怎么说呢？这个判决或许忽略了科学证据，只考虑了被害人家属的感受。有一次我到多伦多参加一个周五晚餐会，和在座的人讨论了梅利莎的案子。我们讨论了社会应该做何反应。餐桌上出现了各种意见。林恩的观点代表一个极端：“她既然夺走了别人的生命，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权。所以应该判她终身监禁。扔掉钥匙，让她烂在监狱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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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极端是阿维的观点：即便是犯下邪恶罪行的人，也该给他们一个机会认识自己的“错误”，使他们得到教训。“彼得·萨克利夫[10]已经在监狱里待了近30年。他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应该享受几年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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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立场当然更接近阿维这一边。我还记得有一年在剑桥的平安之家犹太会堂过赎罪日的情景。我的朋友、无神论哲学家彼得·利普顿在台上布道，以“赎罪”为题发表了演讲：“如果我们把另一个人当作十足的恶人，那就是没有把他当作人类看待。如果我们承认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善念，即便那只占到他们全部身心的0.1%，那么在关注他们的善念时，我们也就把他们看作了人类。认可、关注并且回馈他们的善的部分，就是在帮助他们的善的部分成长，就像在沙漠中浇灌一朵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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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个观点十分激进，因为按照这个态度，无论一个人在我们的眼中有多邪恶，我们都不能把他当作100%的坏人，都不能认为他不能用人道来感化。问题是，我们能否将这个观点推到它的逻辑终点呢？如果一个明白无误的“邪恶”分子（希特勒或许可以作为例子）对自己的罪行感到悔恨，也受到了惩罚，那我们也应该关注他的善良品质，并希望改造他吗？我个人的看法是应该这么做，无论他的罪行有多恶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证明自己是在向作恶者表达共情，而不是在重复他的罪恶、把他看作一件物品而不是人。要不然，我们也不比我们惩罚的对象好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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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写下这段文字时，罗尼·李·加德纳（被判处杀人罪）已经在美国犹他州被行刑队枪决。他身边的人都说他已经直面自己的罪行，成年后也一直在防止其他年轻人像他小时候一样遭受冷落和虐待从而走上犯罪道路。然而，虽然他有这样明显的悔过表现，犹他州的司法机关还是认为必须处死他。我作为外国人对一件事很感兴趣：即使在美国这样的现代国家，居然还能找到5名警官自愿出任行刑者，面对绑在椅子上不带武器的囚犯，他们居然能开枪将他射杀。更令我震惊的是，居然还有一位医生在罗尼的心脏位置放了一只圆盘、帮助行刑者瞄准。难道这位医生觉得自己是在尽医生的本分？那位判处罗尼死刑的法官、那些扣动扳机行刑的警察，他们的共情又在哪里呢？罗尼死后他的侄女哭了，在她眼里，罗尼是个受到大家喜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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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看得出来，我是反对死刑的。我认为它不仅野蛮（说来讽刺，它使得国家和它惩罚的对象一样失去了共情），也断绝了当事人改变和成长的可能。我们知道，已经有证据显示共情的成分（比如情绪识别）是可以学习的。322,347,348而且现有的学习方法还只是冰山一角。除了情绪识别，共情的其他方面是否也可以教授和学习，我们应该抱着开放的态度去探索。心理咨询和角色扮演之类的心理疗法都旨在激发人的共情，如果能用系统的研究来验证它们的疗效，那将是很有价值的尝试。这些疗法能对共情曲线上不同位置上的人产生多大帮助，这同样是一个需要验证的问题。比如，一个在共情量表上得分略低于均值的人，完全可能在干预之后提高共情。还有，一个共情真正为零的人能否在别人的帮助下获得共情，如果能够，他的共情又能否达到“正常”水平，这些都是有待验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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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超强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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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中，我们明白了共情是沿一条正态钟形曲线分布的。行文至此，我们考察的都是零度共情，几乎没有提到共情的另外一种极端形式，即超强共情。共情超强的人是什么样的呢？在西西里岛埃里切的一座美丽的会议中心里，来自苏黎世的神经科学家塔尼亚·辛格就这个课题做了一次报告。她曾经扫描过一名佛教僧人的脑部，那名僧人自成年后就一直在学习控制对疼痛的反应，对自己的疼痛，也对别人的疼痛。他能以别扭的姿势久坐而保持镇静平和，能借冥想控制心率，还能对任何活着的人或动物表达共情。塔尼亚向我们展示，当僧人注视他人的面部表情时，他脑中的共情回路处于极度活跃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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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引人入胜的报告将要结束时，我问她怎么才能确定这名僧人的行为体现了超强的共情。她优雅地申辩说，既然僧人能够抑制脑中的疼痛矩阵中和自我有关的部分（脑部扫描也显示的确如此），那么也许他那个极度活跃的共情回路也能使他放下自己的情绪状态、专门接收其他人的。表面上看，这似乎极好地展示了对镜像神经元系统的抑制，以及超越常人的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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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分析没有说服我。首先，即便有人能够抑制自身的痛感，即便这个本领能在战场或是竞技体坛上发挥用处，我们也不能断言它就是超强共情的必要条件。其次，如果在别人疼痛时，你抑制了自己恰当的情绪反应，这又算哪门子共情呢？那名僧人的能力确实非同凡响，但无论他做了什么，都不符合我对共情的定义。如果你体验了一连串变化的情绪，先是快乐继而痛苦，而一名僧人始终对你静静微笑，就好像在说“我接受你，不加评判”，我看那感觉会是相当奇怪的。至少当你正在经历痛苦时，你希望看到的应该是别人脸上的同情，因为那证明了他真的在关心你。而那名僧人超脱了正常的共情反应，在我看来，凭这一点他就不配列为超强共情者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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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想说服我超强共情是一种令人不适的状态，因为对超强共情者来说，只要身边有人经历痛苦、甚至听说有人经历痛苦，他都会跟着陷入痛苦。要在情绪上响应这样大量的悲痛，你会感到难以招架，甚至陷入抑郁，尤其是如果别人的某种情绪会诱发你的镜像神经元系统产生相似情绪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超强的共情或许反而会使人无法适应环境，但我对这个观点同样是怀疑的，因为一个人如果被强烈的情绪压倒，以至于连自己和别人的情绪都无法分辨，那我们怎么还可以说他有超强的共情呢？一个人处在这样的混淆状态，他或许就只有困苦、没有共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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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花了一些时间探讨我认为超强共情不是什么，接着就必须说一说我认为超强共情是什么了。还记得第二章提到的汉娜吗？这位心理治疗师能够迅速体会任何人的情感，并能将这些情感化作敏锐而精确的语言。在我看来，她很可能就是一个共情机制达到了6级的人。另一个可能具有超强共情的人选是南非的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见图12）。最近有一部纪录片探讨了他在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中的杰出贡献，在当年的真相与和解听证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Hearings）上，当他倾听黑人受害者向白人警察和狱卒追述被他们折磨、被杀害的亲人时，他对这些人的苦难感同身受，难以自持，一定要咬住自己的手才能不大声哭出来。349他在后来的采访中解释说，这些听证会的目的是让被害人抒发情绪，而不是他自己。要是他在大庭广众下哭出来，那就是把自己的情绪放到了聚光灯下，并夺走那些被害人的关注了。为此，他只能尽量压抑自己的深切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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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南非的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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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明白，那些狱卒和警察同样需要一个机会来体会宽恕，这不仅是出于他深刻的宗教意识，也是因为他明白即使加害者也是人，也应该得到尊严和悔过的权利。不过他也承认，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悔过。他回忆道，当时的司法部长詹姆斯·克鲁格在谈到黑人社会活动家斯蒂夫·比科的死亡时说：“对他的死我毫无感觉。”350图图也提出了我在这本书中提出的问题：一个人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对同类的死亡毫不在乎？就我所知，还没有人对汉娜和图图之类的人的脑部做过扫描。但是我们可以明确地预言：就像零度负面者的共情回路活动不足一样，他们的那条回路一定是格外活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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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零度负面不是什么好的状态。而我对超强共情的看法是全然正面的，不过我的这个看法或许只在一个非常利他的角度上才能成立。但利他不见得是一种能够全天候维持的生活方式。如果你的眼光只放在别人身上，你就可能忽视自己的需求。而太关注自己的需求又可能导致自私，并使人自绝于社会、失去别人的支持。共情的分布之所以呈现钟形（大多数人都只有适度的共情，不是太高也不是太低），想必也是因为适中的共情水平才是最能适应环境的。太关注他人，你就时时会害怕自己会打搅或者排挤他人，永远无法施展抱负、参与社会竞争。而太关注自己，好处是能够旁若无人地施展自己的抱负，并得到巨大回报（尤其是在商业世界、在积累资源的活动中），但那些“冷血混蛋”固然能掌握更多财富和权力，他们却也在这个过程中树起了更多敌人。在大多数人的共情水平上找到平衡点，这或许是我们在演化中获得的适应手段，它能使个人获得共情的好处，同时又舍弃它的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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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害怕读者会从上面的探讨中得出“共情优于逻辑”的结论。共情和逻辑各有自己的价值，这一点我希望我已经做了令人信服的论证。在讨论零度共情正面型时，我们已经明确地看到了逻辑的价值（强大的系统化能力）。而说到解决问题，许多情况显然都需要逻辑和共情并举，两者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对于家庭、职场和国际关系中发生的冲突，用逻辑和共情的组合来解决都是很值得称道的做法。这一点本来显而易见，我们却仍要重申，因为共情在许多场合都受到了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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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共情减少的定义（见第一章）是一个人不再把另一个人看作有感受的人，而是把对方当作物品来处理。但是你大可以反问：我们不是时时都在这样对待彼此吗？我们享受友情，因为朋友能给予我们什么；我们享受性爱，因为对方的身体是我们获得满足的工具；我们雇用别人，因为他们能提供我们所需的服务；我们喜欢观看某人，因为她的外表美丽或者矫健优雅。这些都牵涉到人作为物品的那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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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答是：只要我们开启了共情，那么即使把别人当作物品，我们也会在同时对他们的感受有所觉察或者保持敏感。一旦他们的情绪状态变化，比如忽然变得烦躁，我们就会停止推进手头的活动，并弄清他们哪里不舒服、又需要什么。要是某段友谊完全建立在你对朋友的索取上、对方不再付出就会被你抛弃，那么这段友谊就不仅是肤浅的，而且还缺乏共情。为了澄清共情的定义，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们虽然会物化他人、同时不再体会他的情绪，但那只是通向零度共情的起点，而非终点。我们已经在人们犯下的种种罪行中看到，这样的精神状态只是为各种越来越残暴的行径创造了条件，而并非暴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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