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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超强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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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中，我们明白了共情是沿一条正态钟形曲线分布的。行文至此，我们考察的都是零度共情，几乎没有提到共情的另外一种极端形式，即超强共情。共情超强的人是什么样的呢？在西西里岛埃里切的一座美丽的会议中心里，来自苏黎世的神经科学家塔尼亚·辛格就这个课题做了一次报告。她曾经扫描过一名佛教僧人的脑部，那名僧人自成年后就一直在学习控制对疼痛的反应，对自己的疼痛，也对别人的疼痛。他能以别扭的姿势久坐而保持镇静平和，能借冥想控制心率，还能对任何活着的人或动物表达共情。塔尼亚向我们展示，当僧人注视他人的面部表情时，他脑中的共情回路处于极度活跃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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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引人入胜的报告将要结束时，我问她怎么才能确定这名僧人的行为体现了超强的共情。她优雅地申辩说，既然僧人能够抑制脑中的疼痛矩阵中和自我有关的部分（脑部扫描也显示的确如此），那么也许他那个极度活跃的共情回路也能使他放下自己的情绪状态、专门接收其他人的。表面上看，这似乎极好地展示了对镜像神经元系统的抑制，以及超越常人的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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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分析没有说服我。首先，即便有人能够抑制自身的痛感，即便这个本领能在战场或是竞技体坛上发挥用处，我们也不能断言它就是超强共情的必要条件。其次，如果在别人疼痛时，你抑制了自己恰当的情绪反应，这又算哪门子共情呢？那名僧人的能力确实非同凡响，但无论他做了什么，都不符合我对共情的定义。如果你体验了一连串变化的情绪，先是快乐继而痛苦，而一名僧人始终对你静静微笑，就好像在说“我接受你，不加评判”，我看那感觉会是相当奇怪的。至少当你正在经历痛苦时，你希望看到的应该是别人脸上的同情，因为那证明了他真的在关心你。而那名僧人超脱了正常的共情反应，在我看来，凭这一点他就不配列为超强共情者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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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想说服我超强共情是一种令人不适的状态，因为对超强共情者来说，只要身边有人经历痛苦、甚至听说有人经历痛苦，他都会跟着陷入痛苦。要在情绪上响应这样大量的悲痛，你会感到难以招架，甚至陷入抑郁，尤其是如果别人的某种情绪会诱发你的镜像神经元系统产生相似情绪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超强的共情或许反而会使人无法适应环境，但我对这个观点同样是怀疑的，因为一个人如果被强烈的情绪压倒，以至于连自己和别人的情绪都无法分辨，那我们怎么还可以说他有超强的共情呢？一个人处在这样的混淆状态，他或许就只有困苦、没有共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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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花了一些时间探讨我认为超强共情不是什么，接着就必须说一说我认为超强共情是什么了。还记得第二章提到的汉娜吗？这位心理治疗师能够迅速体会任何人的情感，并能将这些情感化作敏锐而精确的语言。在我看来，她很可能就是一个共情机制达到了6级的人。另一个可能具有超强共情的人选是南非的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见图12）。最近有一部纪录片探讨了他在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中的杰出贡献，在当年的真相与和解听证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Hearings）上，当他倾听黑人受害者向白人警察和狱卒追述被他们折磨、被杀害的亲人时，他对这些人的苦难感同身受，难以自持，一定要咬住自己的手才能不大声哭出来。349他在后来的采访中解释说，这些听证会的目的是让被害人抒发情绪，而不是他自己。要是他在大庭广众下哭出来，那就是把自己的情绪放到了聚光灯下，并夺走那些被害人的关注了。为此，他只能尽量压抑自己的深切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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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南非的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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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明白，那些狱卒和警察同样需要一个机会来体会宽恕，这不仅是出于他深刻的宗教意识，也是因为他明白即使加害者也是人，也应该得到尊严和悔过的权利。不过他也承认，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悔过。他回忆道，当时的司法部长詹姆斯·克鲁格在谈到黑人社会活动家斯蒂夫·比科的死亡时说：“对他的死我毫无感觉。”350图图也提出了我在这本书中提出的问题：一个人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对同类的死亡毫不在乎？就我所知，还没有人对汉娜和图图之类的人的脑部做过扫描。但是我们可以明确地预言：就像零度负面者的共情回路活动不足一样，他们的那条回路一定是格外活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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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零度负面不是什么好的状态。而我对超强共情的看法是全然正面的，不过我的这个看法或许只在一个非常利他的角度上才能成立。但利他不见得是一种能够全天候维持的生活方式。如果你的眼光只放在别人身上，你就可能忽视自己的需求。而太关注自己的需求又可能导致自私，并使人自绝于社会、失去别人的支持。共情的分布之所以呈现钟形（大多数人都只有适度的共情，不是太高也不是太低），想必也是因为适中的共情水平才是最能适应环境的。太关注他人，你就时时会害怕自己会打搅或者排挤他人，永远无法施展抱负、参与社会竞争。而太关注自己，好处是能够旁若无人地施展自己的抱负，并得到巨大回报（尤其是在商业世界、在积累资源的活动中），但那些“冷血混蛋”固然能掌握更多财富和权力，他们却也在这个过程中树起了更多敌人。在大多数人的共情水平上找到平衡点，这或许是我们在演化中获得的适应手段，它能使个人获得共情的好处，同时又舍弃它的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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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害怕读者会从上面的探讨中得出“共情优于逻辑”的结论。共情和逻辑各有自己的价值，这一点我希望我已经做了令人信服的论证。在讨论零度共情正面型时，我们已经明确地看到了逻辑的价值（强大的系统化能力）。而说到解决问题，许多情况显然都需要逻辑和共情并举，两者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对于家庭、职场和国际关系中发生的冲突，用逻辑和共情的组合来解决都是很值得称道的做法。这一点本来显而易见，我们却仍要重申，因为共情在许多场合都受到了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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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共情减少的定义（见第一章）是一个人不再把另一个人看作有感受的人，而是把对方当作物品来处理。但是你大可以反问：我们不是时时都在这样对待彼此吗？我们享受友情，因为朋友能给予我们什么；我们享受性爱，因为对方的身体是我们获得满足的工具；我们雇用别人，因为他们能提供我们所需的服务；我们喜欢观看某人，因为她的外表美丽或者矫健优雅。这些都牵涉到人作为物品的那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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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答是：只要我们开启了共情，那么即使把别人当作物品，我们也会在同时对他们的感受有所觉察或者保持敏感。一旦他们的情绪状态变化，比如忽然变得烦躁，我们就会停止推进手头的活动，并弄清他们哪里不舒服、又需要什么。要是某段友谊完全建立在你对朋友的索取上、对方不再付出就会被你抛弃，那么这段友谊就不仅是肤浅的，而且还缺乏共情。为了澄清共情的定义，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们虽然会物化他人、同时不再体会他的情绪，但那只是通向零度共情的起点，而非终点。我们已经在人们犯下的种种罪行中看到，这样的精神状态只是为各种越来越残暴的行径创造了条件，而并非暴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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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共情是一种还未充分利用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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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是告诉各位，共情是我们这个世界最珍贵的资源之一。而共情腐蚀是世界性的重大问题，和我们生活环境的健康息息相关，无论这环境是大（比如国家）是小（比如家庭）。家庭会因为共情腐蚀而分裂：兄弟不再交谈，夫妻互相猜忌，孩子和父母误解对方的意图。没有了共情，人际关系就濒临破碎，使我们伤害彼此并挑起冲突。有了共情这项资源，我们就能解决矛盾，团结社群并为他人缓解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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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对于共情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乃至有所忽略了。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已经无视了它一个世纪。教育者只关注识字和数学，也很少会想到它。我们想当然地以为，无论如何，共情都会在每个孩子身上自然产生。我们很少投入时间、精力或钱财来培养它。我们的政客几乎从不提它，虽然事实上他们比任何人都更需要它。我的这本书追随的是两本杰作的足迹，它们是杰里米·里夫金从历史学角度写成的《共情文明》（The Empathic Civilization）和弗朗斯·德瓦尔从演化论角度写成的《共情时代》（The Age of Empathy），是他们两位将共情重新摆上了议程。351,312然而直到不久前，神经科学家还很少探究共情的本质。我希望读到这里时，你已经明白了我们这个物种拥有怎样强大的一项资源，它就摆在我们的手边，等待我们的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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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对共情力量的讨论与现实脱节，我们这就来看看两个民族之间是如何反目的，那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它们的仇恨始终激烈，到现在依然没有平息的迹象。要是这两个群体都能看见对方的观点并产生共情，那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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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一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是逃避反犹浪潮的难民，他们许多人的家庭都在19世纪的俄国大屠杀和20世纪的纳粹屠杀中遭到迫害。我的外祖父迈克尔·格林布拉特就是这些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中的一员，他在6岁时逃过了立陶宛大屠杀，并在1906年坐船抵达蒙特利尔。我每次见到外祖父时，他都在忙着为犹太人建立新家园筹款。他还积极参加了一项激动人心的计划：在耶路撒冷的斯科普斯山上建立一座世界级的希伯来语大学。到今天，以色列已经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那里的城市有世界一流的医院、管弦乐队和研究中心，然而这个国家从建立之初就卷入了一连串悲惨的军事冲突之中。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以色列刚刚建国一天，它就与阿拉伯邻居们发生冲突。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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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原因，也许是许多巴勒斯坦人因为以色列国的建立而感到流离失所，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或许也是联合国在批准以色列建国时没有充分考虑的。无论冲突的起因是什么，结果是巴勒斯坦持续6年的炸弹袭击，以及以色列针锋相对的坦克反击，冤冤相报，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人间苦难。到今天，双方的许多人都只能看见自己一方的观点了，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丧失了对另外一方的共情。回顾历史，军事方案显然没有奏效，我认为共情才是前进的唯一道路。所幸有证据表明，中东的那些人民并没有长久而持续地丧失共情。就在去年，我到伦敦北部格德斯绿地的艾利斯花园会堂听讲了一回。有两个男人走到讲台上，第一个说道：“我叫艾哈迈德，是一个巴勒斯坦人。我的儿子死于巴勒斯坦大起义（infifada），他是给以色列士兵的子弹打死的。我到这里，是想对你们说一声安息日平安（Shabbat Shalom，希伯来语）。”接着另一个男人说道：“我叫莫伊舍，是一个以色列人。我的儿子同样死于巴勒斯坦大起义，他是被一个巴勒斯坦少年扔出的自制汽油弹炸死的。我来这里，也想祝你们平安（Salaam Aleikem，阿拉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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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震惊了：这是两位父亲，来自政治分歧中的不同阵营，他们因为悲伤团结在一起，并且拥抱了对方的语言。他俩是怎么认识的？原来是莫伊舍接受了一个名叫“巴以父母团”的慈善团体提供的机会，给铁丝网另一边一个失去孩子的家庭打去了免费电话。[11]艾哈迈德描述了有一天他在加沙的家中接到电话的情景。来电的正是莫伊舍，当时他还是耶路撒冷的一个陌生人，是他走出了勇敢的第一步。两个男人都在电话里哭了出来。他们之前都没有见过对方阵营的人，甚至没有和对方的人说过话，但他们都在电话里说，自己知道对方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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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伊舍告诉艾哈迈德：“我们是一样的人，我们都失去了儿子。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艾哈迈德回答：“这样的悲剧必须结束，不然就会有更多像你我这样的父亲体会失去爱子的可怕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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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两位父亲一起到全世界的清真寺和会堂中演讲，呼吁人们发起共情，并为慈善事业募款。这当然只是微小的一步，但是每一滴共情之水都能浇灌和平之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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