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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类革命：生物科技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 第二章 生物技术的二律背反—“生物保守主义者”vs“生物进步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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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针对超人类主义计划的最严肃的反对意见不一定是最复杂的，更多的是常识或证据方面的，比如我们立即想到：生殖遗传操纵具有遗传性和不可逆性，这样做难道不会带来医学和科学上的巨大风险？难道我们可以确定这个改善人类的计划真的能往好的方向走而不是走向最糟的恐怖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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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超人类主义者总是回答说，如果科研不受阻碍，而是被鼓励和资助，谁也不能先验地声称永远没有可能祛除与衰老相关的各种病理。其理由总是一样的：鉴于基因学和新技术在最近几年取得的进展，关闭革命的大门是荒谬和不负责任的，科学很有可能实现根治衰老和无法治愈的遗传疾病，甚至改善整个人类，这是为了全人类的福利，只要谨慎，万事大吉。但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一直以来，科研的进步都是强调大胆冒险，而不是实施预防。此外，如果我们始终遵循这一该死的原则，今天市场上连阿司匹林都不会有！重要的是合理和理性地从伦理和医疗层面上管控实验，而不是禁止实验。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换个角度来看，博斯特伦在恶龙小寓言的结尾写道：今天真正的风险是完全不冒险！对于那些我们并不一定关心的道德顾虑也是一样，因为一旦真的出现改善人的境况的可能性，阻碍这种可能性才是错误的举措。只需这样想一想便可以想通：父母如何向孩子解释，他们被剥夺了享受科学带来的好处的权利，就因为某个不合理的伦理或宗教原因禁止他们的父母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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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有关事实和常识的问题，除了超人类主义者试图提供的回答，我们还必须牢记，如果我们要思考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全盘否定或肯定，而是从监管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思考的是涉及原则的终极问题——超人类主义的主要优点之一正是迫使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本章将揭示、深入分析和评估这些问题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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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引入这些问题，我们来看看已成为经典的艾伦·布坎南的《超越人类？》。我在此翻译了开头的一段话。布坎南在这里试图用简短的几句话概括反对超人类主义的哲学、神学和道德上的批评（主要是我们已经提到的两个美国哲学家桑德尔和福山）和他对这些批评的主要回应。这可以让读者正确地理解什么是“生物保守主义者”和“生物进步主义者”的“二律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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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题首先是由“生物保守主义者”提出的，布坎南概括了这一派最有力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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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人类生物学乃至人类基因组可以通过人的行为来塑造。但是人体是一个均衡的整体，已被精细地调节好，是苛刻复杂的进化过程的产物。所以随意破坏大自然的智慧、伟大的进化工程师的杰作，以求好上加好是毫无道理的。当然，目前的状况是不完美，但它显然是令人满意的。因此，仅仅为了增强而冒这样的风险是错误的。那些想在生物医学层面上增强的人实际上想追求尽善尽美。他们被自己的欲望冲昏了头脑，凭着这种态度完全无法正确欣赏我们已得到的一切，感激我们已经拥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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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短短几句话很好地总结了保守或传统主义的道德家、神学家对超人类主义计划的主要批评。在反题支持者眼里，问题在于正题包含的所有断言都是“大错特错”，正如布坎南所说和他们所认为的一样，不值得稍微有点理性的人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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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他的反题，也是他的书重点阐述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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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地球上出现人类开始，人类行为不断改变和塑造了人类生物学和人类基因组：从土地革命到城市、政治体制和先进交通技术的出现，人的能力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善，引发了自然选择，并将原本孤立的基因组混杂组合。人体根本不是一个“均衡的整体，已被精细地调节好”，因为进化不会创造出和谐“完整”的生命体。相反，它产生的是变化多端、过渡性的尝试、针对某一暂时的“设计”缺陷而拼凑出的解决方案，根本不在意人类的福祉。大自然不是明智的（也不是不明智的），进化根本谈不上是什么伟大工程师的手笔，反而类似一个蹩脚的修补匠干的活儿，他非常躁动和盲目，对道德完全不在意。千百万人的境况一点也不令人满意，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甚至为了维护我们当中比较走运的那一部分人的福利，可能有必要进行生物医学上的改进。为了解决我们自己制造的各种问题，比如环境污染、人口过剩、全球变暖的问题，人类应该提高知识能力甚至道德。寻求生物医学上的改善并不是追求完美，仅仅只是改进。渴望改善人的某些能力以提高人类福祉，或保护那些我们已经享有的能力，这些跟想要控制一切的意愿没有关系。正确评价我们所拥有的与寻求改进一点也不矛盾，如果有必要改进，我们有权要求改进，以求维护我们已经被赋予的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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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简单的总结可以看出，最尖锐的批评矛头直指其原则和后果，在保守派眼里，生物技术革命可能带来的后果难以管理。现在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保守派的观点，从福山的小书《人的终结：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开始。福山故意给这本书取了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在这本书里他打算用理性的传统主义反对现代性，一种被古希腊人称为hybris——自大、傲慢和过分——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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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对超人类主义的观点：自然的神圣化是道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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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传统宗教的角度来看，对生命体的任何操纵都是亵渎，因为这是只有上帝才拥有的专属权，加之还有很多人认为人的本质（人类基因组）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就可以理解，动手改变人的本质会被看成对普世道德最确定无疑的破坏。因为这种道德，对传统主义者来说，只可能扎根于人类共同的自然特性之中。所以，不尊重它们，想改变它们，就是破坏道德的自然基础。因此，在福山眼里，改变某些个体的生物性禀赋等于宣布人类的末日，因为它将对人类这种有道德的物种的完整性造成不可逆转的威胁，道德物种应该受到人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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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物种层面的基因工程还要25年、50年或100年以后才能实现，它也是生物技术最重要的未来发展。其原因是，人的本质是正义和美好生活这些概念的基础，如果这种技术日后被广泛运用，所有这些概念将发生深刻的变化……有充分理由需要我们谨慎对待，我们必须尊重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不可想当然地认为人类可以轻松地任意加以改进……建水坝或在某一地区进行单一种植都会扰乱无形的关系，以不可预知后果的方式破坏系统的平衡，更何况改变人的本质。我们以为自己对人的本质在许多方面都有很好的理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想改变它。但超越自然并不是那么容易：进化可能是一个盲目的过程，但它遵循严格的适者生存的逻辑，使生物适应它们的环境。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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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多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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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不仅可能摧毁道德的基础，还恬不知耻地为优生学重新打开了一条道路，甚至赋予它新的合法性。当然，如我们前文所说，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优生学，福山承认这种优生学与纳粹推行的旧优生学在两个关键点上不同：纳粹优生学是灭绝性的并且是国家行为。新技术带来的优生学不是国家行为，也不会灭绝弱者，甚至“可以改良”，因此它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由家庭或个人自由决定）。但是，福山认为，风险在于父母做选择时会跟风（比如，某一代想要金发的孩子，另一代则想要棕发的孩子，有的想要温和的孩子，有的则想要争强好胜的孩子），导致孩子们以后责怪他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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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指出，福山的观点在超人类主义者眼中也可以反过来：孩子也可能怪自己的父母因为宗教或道德信仰阻止他们求助于科技进步，不尽一切可能摆脱潜在的疾病或“改善”他们。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对超人类主义的批评，即使是其中最为尖刻的批评也非常严肃地看待超人类主义计划，而不是像二十年前那样耸耸肩，嘲笑“改良性”意识形态（可惜在欧洲还是这样，欧洲对新技术革命的认识落后差距极大）。在过去二十年中，很多人都能看出基因学有明显进展：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使这一计划一年比一年更可信。现在每个人都承认，包括福山也承认，他们承诺的进展很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他们宣称的进步会发生，包括人类寿命的延长，这迫使我们尽快开始思考，以免来不及改变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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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两个论点，我们的道德原则根植于不可触动的人的本质，人的天赋权利与这一生物基础直接相关，福山在这一基础上又提出了一系列反对意见，都明确基于传统的宇宙学或宗教思想，这些思想都早于科学革命也早于启蒙运动提出的进步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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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似乎认为“实是”与“应是”之间的区分值得反驳。当然，这观点乍一看似乎是正确的。例如，科学认为抽烟对身体有害，但它不能也永远不会说不应该抽烟，不能也永远不会说不抽烟是一个伦理上的义务而抽烟是一种道德上的错误：抽烟仅仅是个人选择，只要一个人不损害他人的健康，并承担抽烟的经济责任。然而，针对这种典型的现代论点（如康德和休谟的观点），福山却想复兴希腊哲学家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主张，即道德的目的“存在于自然当中”，包含在事物本身之中，在宇宙的自然秩序里。他的推论如下：其次，很明显，“实是”与“应是”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意志建立的；然后，不用说，抽烟这种做法是危险的，因为我不想死，所以不抽烟成了一种命令，因此福山认为，道德目的还是体现在本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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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讲，这种说法三秒钟都站不住脚。想把道德根植于实是之中、自然（本质）之中，这永远是徒劳的，缺乏说服力，任何人抽出一点点时间稍微严谨地思考一下就能推翻。如果我不想死，当然最好戒烟，但这句话里没有丝毫道德上的考虑。很显然，这还是一种假设的命令（必要），可以表述为“如果……那么……”，没有什么规定性或规范性。是的，毫无疑问，如果我要保持我的身体健康，那么我必须戒烟……但如果我不想要这样做，我不在乎后果呢？假如我在堕落的同时并不拖累别人，别人有什么道德上的理由可以反对我呢？完全没有。事实是，福山太过囿于美国智识界的背景而无法从共和人文主义（非自然人文主义）的角度来思考。共和人文主义是在欧洲大陆发展出来的哲学传统（从米兰多拉到康德、胡塞尔和萨特），它把人定义为道德的生物，不同于动物，这并不是出于它的本质/本性——物种共有的自然特征（否则就依然是假设性的必要），而是完全相反，是出于人超越、战胜自然的能力。正是这种差距使人不同于动物，能够从外部，从一个更高的角度评判世界，从而成为一个道德的生物。如果不接受这种论点，如果拒绝人具有超越自然的自由意志的想法，那么我们就得谈动物行为学而非伦理学，我们就得描述事实的行为、植根于习俗的思维方式，而非谈强制性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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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的另一个论点比前一个更切中要害，它指责超人类主义者主张的至高自由背后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不管想不想，个人的选择事实上难免会给他人、集体带来影响。例如，吸烟者和酗酒者有时会使他人的生命受到威胁，即使不这样，他们还是会牵连全社会，至少他们治疗疾病的费用会让全社会来负担，我国慷慨的福利制度至少会承担部分费用。超人类主义也是一样，某些个人的选择，如延长寿命，可能对社会上的其他人造成较大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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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大多数人选择以身体机能损失30%为代价多活十年，让他们维持生命的成本就得由整个社会来买单。在日本、意大利和德国这些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国家，这种情况已经在发生。人们甚至可以想象更糟糕的场景，如果需要扶养的老人的比例进一步扩大，这将导致平均生活水准大幅下降……在极端的情况下，寿命无限期地延长，最终将迫使社会对出生人口数量实行严格的限制。今天有许多成年人已经开始分出一部分照顾孩子的时间精力来照顾年迈的父母。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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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反对意见当然不可忽视，但如果将其作为普遍原则就变得相当可怕：是不是要决定不治疗吸烟者的肺癌、酒鬼的肝硬化？从什么年龄开始停止为老人治疗？福山无疑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但我们想知道他提供了什么样的答案。他对老树的低调赞颂也许让我觉得不错，只是我自己年事已高，我发现我仍然热爱生命，我不想离开，再活十年，哪怕衰老，我也愿意，如果对照五十年前，我现在的想法确实有点令我自己意外。如果“让位给年轻人”这一口号并不能打动我，这是纯粹的自私吗？而如果有钱人某一天想花钱延长自己的生命，难道要以平均主义之名禁止他们这么做吗？是否要取消对老人的医疗福利？但是从什么年龄开始？从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开始吗？需不需要一个伦理委员会来决定从多少岁开始让老人自生自灭？请记住，青春是一个极其短暂、脆弱的状态，像布扎蒂的著名故事所说的那样，今天驱赶老人的那些人明天也会生出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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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超人类主义的第三种批评着眼于以牛顿和康德为代表的现代理念——认为自然是道德败坏的，既自私又懒惰，如布坎南指出的那样，自然倾向于盲目选择，对弱者毫不怜惜。福山借鉴社会生物学家和进化道德理论家的观点，对自然持一种非常不同的看法。和古希腊人一样，他认为自然是一个实体，一个和谐、公正、美与善的宇宙，人类应该好好效仿自然。这个论点继承了达尔文进化论道德，采取了一种极端形式：人类最终会选择利他的道德理念。自然进化将使人类最终明白应该合作而不是对抗，应该选择和平而非战争，应该选择互助而非个人主义和自我封闭。比如，美国哲学家迈克尔·鲁塞（Michael Ruse）就是从这种新达尔文主义思想出发写了一篇《为进化伦理学辩护》的文章，生物学家让-皮埃尔·尚热将这篇文章收录到一本合集中出版，这本合集的题目本身就野心勃勃：《道德的自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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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鲁塞自称达尔文的忠实信徒，他说：“道德，也就是对好坏和义务的意识，其实是进化的产物。”“我的意思是，”他说，“这是自然演变及其对随机突变的行动的最终产品。”在达尔文的弟子看来，人类最终会在许多随机的基因突变中选择像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那样的，以对他人的尊重和人权为中心的平均主义道德。为了便于理解，鲁塞提出要区分两种利他主义——“生物利他主义”和“道德利他主义”。前者已经存在于动物世界，不需要良知的干预：即使是蚂蚁也会帮助同胞搬运虫子的尸体；蜜蜂也会贡献出自己的一部分蜂蜜来喂养幼虫。然而，鲁塞说，特蕾莎修女（他举的例子）的利他主义不一样，她为他人奉献时需要她运用对价值的意识。但事实上，这里面仍然可以找到道德的自然基础，两种利他主义实际上是一体的，因为第二种是人道主义者的利他主义，本身也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后者选择这样的道德，是因为它比任何其他道德更有利，更能让人类继续广泛地传播自己的基因。鲁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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