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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溺水：哲学问题？思想问题？道德困境？真实人生？ 第五章 即刻充满理性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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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渴望某种东西，某种能令她即刻充满理性与热情地去行动，并借此充实起来的东西；因为引路愿景和精神导师的时代已经远去，因为祈祷者的渴望增加了，却并没有获得指示，那除了知识之外还有什么明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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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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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茱莉亚·怀斯都怀疑是否有可能遇到另外一个和她想法一致的人。她认识的每个人都认为她关于道德的想法以及她有责任去做的那些事很奇怪。多数人只是觉得她有些古怪。有的人对她说，她或许是对的，但是他们并不愿意做出她所做的牺牲；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她的观念不仅误导人，事实上也并不好。所有这一切都让她担心自己可能是错的。有多大可能大家都是错的，而只有她是正确的？但是她也会质疑这种担心：毕竟，说她错了非常方便——她不用非得牺牲那么多。虽然她的信念对她来说合理且真实，她能够以理性的方式为其辩护，但它们并不完全是有意识的思考的结果：产生其他一切冲动的根本冲动简直就是她的一部分。她会情不自禁地这样想，从孩提时代起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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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相信，由于人人都具有同样的价值，她没有权利关心自己的幸福超过关心他人的幸福。她相信她有义务花费时间为他人的益处而工作，这就是问题的关键。随着年纪增大，她更加具体地实现着这一原则的含义。大学时代，她认为自己可能想要参与国外某个地方的开发，但随后她意识到，她所能做的最有用的事可能并不是成为一个白人人道救援工作者，告诉其他国家的人应该怎么做，而是挣第一世界的薪水，然后将这些薪水交给NGO组织，用来支付那些比她更知道他们的国家需要什么的本地工人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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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波士顿成了一名社会工作者，她热爱自己的工作。她不擅长闲谈，但她与来访者的对话常常让人深切地觉得触及了一些真实的东西，她希望至少有时候它们是有用的。去同情和帮助某个需要帮助且就坐在她对面的人感觉不错，但是她知道，生活在世界上其他某些地方的人处境更糟，甚至比她在监狱和精神病院工作时遇到的那些人的处境还糟——他们可能年纪轻轻就将死于本可预防的疾病，可能没有足够的食物或干净的水——所以她推断，她给慈善机构捐助的行为会帮助到她从没见到过的陌生人，这比她的社会工作更加重要。她相信，如果她想要尽可能多地帮助他人，就必须思考人们最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她想要给予什么。重要的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并不是她现在正在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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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将自己的花费缩减到一个绝对最小值，以便能把挣到的大部分薪水都捐出去。她将钱捐给在她看来用最少钱减轻最大痛苦的慈善组织，通常是指第三世界的医疗干预。她拿的是一份社会工作者的薪水，所以捐不了太多，但是年复一年地积累一辈子的话也是相当多的，大约有几十万美元，而这意味着很多年幼时可能会死于某些容易治愈的疾病的孩子将得到救治，获得正常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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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过去经历过抑郁，即使已经快乐地生活了好多年，悲伤的阴影依然抓着她不放。她谨慎而保守，可以想象她的心门紧紧地关闭着，没有光亮可以进入。痛苦可能让一个人变得内向，变得只关注自己的疼痛而看不见其他人，但在茱莉亚身上却不是这样。她的抑郁使她从内心深处本能地意识到他人的痛苦，而大多数人并不会这样。她很年轻，才三十岁，但已经过了仅用青春热血就可以解释任何信念的年龄；那个多数人开始遗忘、扭曲或反抗他们孩提时学到的质朴得可怕的规则的时期，她早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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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极度俭省，茱莉亚并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她和其他人一样喜欢物质生活。她喜欢烟花和冰激凌，喜欢烹饪，喜欢缝衣服和用边角料做精致的老式帽子。她从这些事情中而不是从捐赠中获得快乐。对她来说，给予仅仅是一种责任，和不偷盗一样，并不会让她生出道德感。如果这世界一切安好，她会愿意生活在某处农场，养一些动物，在花园里种一些南瓜、红花菜豆和向日葵。她会缝窗帘，阅读，烤苹果派，养孩子。但这个世界一点儿都不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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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还很年轻的时候，茱莉亚认为结婚是件可怕的事。她不愿意在道德问题上妥协，这意味着，比如，她不愿意在那些正常夫妻结婚会花钱的事情上花钱。然而，二十二岁时，她和一个叫杰夫·考夫曼的年轻人陷入了爱河，她向对方求婚，两个人就订了婚。杰夫了解她的原则，但是金钱的问题还没有浮出水面，当时他们还在上大学，食宿方面都是被照顾的。所以，直到毕业，他们共同生活的第一次道德检验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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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九月里一个晴朗的日子，他们当时和茱莉亚的莫里斯舞蹈剧团一起在波士顿郊外的一个苹果园里。有人在卖焦糖苹果，茱莉亚想要一个。正常情况下她会告诉自己她不能为这样花钱找借口，但是杰夫告诉她，她想要任何东西，他都会用自己的钱买给她。那时他已经找到了一份电脑程序员的工作，而茱莉亚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也没有任何积蓄，因为她把夏天挣到的钱悉数捐给了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杰夫买了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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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这个可能得花四美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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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很吃惊）：不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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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这是在果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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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一个四美元的焦糖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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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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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那让人觉得很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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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可能是三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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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我不觉得有那么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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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我确定电子价目表上有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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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他们躺在床上，谈到了金钱。杰夫告诉茱莉亚，他被她的榜样作用所感染，正在考虑将自己薪水的一部分捐给慈善机构。茱莉亚意识到，如果杰夫打算捐出自己的收入，那么让他给她买苹果就等于花了本可以捐出去的钱。因为她对焦糖苹果自私而荒唐的欲望，她可能剥夺了一个家庭的抗疟蚊帐或灭虫药，而这些本可以挽救一个孩子的生命。她想得越多，就越觉得可怕和难以承受，于是她哭了。她哭了很久，后来杰夫也跟着哭了起来，他从没有这样过。他哭是因为比起其他任何事，他更希望茱莉亚幸福，但如果她这辈子无论何时何地都能看到得了疟疾的儿童因为缺少一顶蚊帐在她眼前死去，她怎么会幸福呢？他确定自己想要娶她，但他不确定自己能否应付这样一种生活，它如此艰难和悲伤，没有任何可设想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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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们不再哭泣，开始谈论预算。他们意识到，如果茱莉亚以后都得根据蚊帐来衡量自己的支出，她会疯掉。在多次讨论和调整之后，他们制定了一个机制。在随后的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里，他们一步步完善它，调整奖励和津贴，解决其中不平等的部分。这个机制最关键的一点是从此以后杰夫的钱和茱莉亚的钱会被视为完全互相独立的。一旦这个机制确立，他们就可以用自己希望的方式来处置各自的钱。杰夫决定捐出一半的薪水，剩下的部分用于日常花费和储蓄；茱莉亚则决定把自己的全部收入都捐出去。杰夫工资剩余的部分可以提供他们每人每周三十八美元，用于房租和食物之外的开销——比如衣服、鞋子、交通以及像焦糖苹果这样的零食。杰夫说，这些钱必须用于这些方面，不能捐出去，也不能存起来，否则他就给共和党捐出同等数额。这样的话，如果茱莉亚想要在某些事情上花钱，就不会觉得是从某个垂死的人身上拿走的。（当然，茱莉亚认为，他们两人就金钱树立的界限仅仅存在于他们的脑海中，但是因为它的唯一功能是保持她的明智，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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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出这样一个机制后，他们开始非常严格地执行它。他们记录每一次购物清单，不管花费多少，都输入电子表单。一年以后，他们发现，捐出杰夫百分之五十的税前工资（他们之前忘记税费了）和茱莉亚的全部工资，同时还要交房租和偿还学生贷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将捐款比例调整到了百分之三十。二〇〇九年，他们在自己身上花了15688美元，捐出了28309美元。二〇一〇年，他们花了20591美元，捐出了36056美元。二〇一一年，他们花了17959美元，没有捐款，因为茱莉亚要向社会工作学院缴费，而杰夫拿公司的股票代替了自己的一部分薪金。二〇一二年，他们花了12107美元（房租很少，因为他们搬到了杰夫的父母家），捐出了49933美元。在某一时刻，他们决定合并资产并捐出他们共同税前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他们也意识到，买下一所房子并将其中一部分租出去而不是一直租房更划得来。他们现在挣得更多了，尽管买了房子，但不管是从比例上还是总数上来讲，都可以捐出比过去更多的钱。二〇一四年，他们一共捐出了12755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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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恰当的财务机制之后，他们花了些时间去考察各种组织以寻找最有效率的慈善机构，也就是所谓的用最少的钱减少最多痛苦的那种机构。一开始，他们选定了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他们喜欢它是因为它大量雇用当地工人，而非来自国外的NGO组织，它关注长期的发展，而非引人注目但低效的灾难援助。随后，他们听说了一个叫“善予”的组织，它的功能是评估慈善组织，不过不是看他们在日常运营上花费多少——这是个愚蠢的标准，因为日常花费，比如有效性研究，也可算作是良性花费——而是看他们在救援和改善生活方面的有效性。“善予”会推动“反疟疾基金会”和“血吸虫病控制行动”这类组织的发展，前者分发蚊帐，后者给需要的人提供便宜的杀虫治疗。人们总是告诉茱莉亚和杰夫，在他们将钱捐到国外之前应该首先帮助自己社区的人，但他们觉得这是错的。首先，钱被捐到其他遥远的国家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另外，他们想，为什么萨默维尔或其他临近城镇的陌生人比马拉维的陌生人更应该被视作自己人呢？这毫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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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有的捐款和自愿的俭省都意味着，茱莉亚和杰夫对金钱看得很重。有些人发现这不那么令人愉快，尤其是在涉及的金额相对较小的情况下。极大数额的捐赠很了不起，它们使得很高的目标成为可能，以至于金钱的货币性会隐于观念的非凡抱负之下。但是小数额的捐赠显得很小气：它们依然只是钱，被是否可以在第一世界买一双鞋子或一辆汽车等平凡小事所定义，而不是被它们能够在别的某个地方购买食物或药品的价值所定义。少量的放弃可能令一个人看起来小气而非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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