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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溺水：哲学问题？思想问题？道德困境？真实人生？ 第六章 备受质疑的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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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主义是一种伪装的自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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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者身上有些东西是没有吸引力的、可疑的、具有破坏性的，这一观念是有历史的。或者不如说，它有很多历史，这只是其中一个。这是一个观念的故事，最近三个世纪它在西方蔓延，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观念，而是作为相互强化与影响的相关论证、理论和信念的一个集合，聚集着力量和影响力。这不是故事的全部，而只是将一些地标或者说一些始于小圈子内部随后传播开去的大观念连接在一起的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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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自私的，这绝不是什么新观念。当人们看起来是在做好事时，他们要么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要么是出于自私的理由（装作有美德，好升往天堂，减轻看见不幸时所产生的不适感，相信有德性的生活是幸福的，等等）——以上这些也不是什么新观念。后来才出现的观念是，即使人们在真诚地行善，而且是出于无可挑剔的原因做这些事，也依然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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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一七二四年的夏天开始说起。当时有一位名叫伯纳德·曼德维尔的好辩的中年伦敦医生以妨害公共安全罪被起诉，并被带到王座法院接受审判。他的过错在于出版了一本名为《蜜蜂的寓言：或私人恶德，公共福祉》的书。后来因为法语译本的出现，这本书在巴黎被公开焚烧了。所有这些，以及神职人员与哲学家的谴责，都大大增加了这本书的吸引力，曼德维尔和他的寓言在国际上变得臭名昭著。约翰逊博士评论道，每一个年轻人的书架上都有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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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曼德维尔的读者如此愤怒的是这样一个煽动性的观念，即在一个繁荣的市场经济中，比如英国，美德变得不合时宜。他宣称，之前被看作恶德的东西，尤其是贪婪与骄傲，现在对于公共福祉而言是有用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经济要繁荣，就需要人们购买东西，不仅仅是必需品，还有愚蠢、奢侈和无聊的东西。如果人们都节俭克制，市场就会遭殃，这对每个人来说都会是一场灾难——比可怕的瘟疫还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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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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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用了一百万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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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讨厌的骄傲又是一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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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还有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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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业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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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在过去，节俭和克制等美德与天堂的允诺一道，被有权势的人当作一种保持民众温顺的手段而发扬。人天生是自私的，但是美德却是一种让自己在同胞中独树一帜的绝佳方式，所以你出于骄傲遵循美德而行动，目的是为了激起钦慕和避免麻烦。但在富裕的新型市场社会中，骄傲可能更容易通过铺张浪费得到满足，这反过来又确保了富裕的可持续性。这还不是全部，曼德维尔坚持认为，一个充满自足、诚实与美德的人类社会会是一个没有艺术、科学或舒适物质用品的懒惰而贫瘠的地方。人们必须被贪婪和骄傲激起发明的热情。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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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部分都充满了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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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整体却是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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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该国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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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罪协力促成了他们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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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中最坏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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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共善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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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一七二四年让人们感到震惊的东西不久后就变得寻常了。曼德维尔的倾慕者之一，说来也奇怪，是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说奇怪是因为康德在几十年以后（曼德维尔被宣称为公害的时候康德才刚刚出生）由于一个异常严格和苛刻的道德理论而出名。然而，在《寓言》出版了四十年以后，康德评论道，很少有人能够按照道德原则去行动是一种幸运，因为人们很容易把原则弄错，而一个坚定的人根据被弄错的原则行动真的会带来灾难。他写道，“多数人力图让一切都围着自我利益转动，就像围着一个大轴心”，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这些是最勤勉、最有秩序和最审慎的人，他们给予整体以支持与充实，虽然他们不是有意如此，但他们确实促进了公共的善，提供了必要的东西，为优秀灵魂能够传递美与和谐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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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七六年，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了，这本书将一个和曼德维尔宣扬的观念相似的观念确立为资本主义的基础性原则。斯密认为，一个以追求自身利益为目标的人与其他同样追求自身利益的人合作，可能最终会比他们直接以公共利益为目标更能有效地促进公共利益。“他只筹谋自己的所得，”斯密写道，“他置身其中，就像在很多其他情况下一样，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进一个他本无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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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只在他的书中用了“看不见的手”这个词组一次，用来做一个狭义的论证，即个体倾向于投资国内的公司而非国外的公司并不是因为爱国，而是因为这样做有助于保证他们自己的安全。斯密除了是一个经济学家，还是一个道德哲学家，他发现曼德维尔的寓言令人反感。但是，他的“看不见的手”的比喻却如此受欢迎，经久不衰，以至于人们开始用它来代表某些更广泛的东西。它在西方文化中深深地植入了这样一个观念，即个体的自利对整体社会有益；如果道德的目标是帮助他人（与完善自我相对），一个自私的人或许能比一个无私的人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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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富论》出版后不久，法国大革命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恐怖时期。外号“廉洁者”的革命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因苦行者般的纯粹和超常的暴力而闻名，他让这两者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过去，人们杀掉敌人的神圣角色——比如圣托马斯·摩尔——是因为他们相信是上帝要求他们如此，但是罗伯斯庇尔是一个为了道德理由和正义而杀死敌人的激进的行善者。与丹东那样的普通革命者相比，他这样充满道德热情的杀人者似乎更加阴暗与残暴。在罗伯斯庇尔之后，极端的道德信仰蒙上了一层暴力的阴影。在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强化了这一联系之后，人们不再相信无须死亡就能带来更好的世界，也不再准备为此牺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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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富论》出版和罗伯斯庇尔被斩首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行善者遭到了很多进一步的指责。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引入了一个令人反感的观念，即为了生存的自私奋斗是生命的基础。这制造了一个古怪的悖论：首先，自私是人类维持自我生存的手段，然后自私也是人们用以实现道德本性的手段，而道德本性理应引导人远离自身。这说不通。美德看起来不太像是来自上帝的馈赠，是人自身最重要的部分，而更像一种古怪的历史附着物——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尚未真正融合的嫁接过来的东西。达尔文自己并不相信这一点。他相信自我牺牲的行为是通过自然选择发生的，是人性的基础部分，因为由能够为他人牺牲的人组成的群体比自私的个体更能保障人类的延续，合作的群体能够打败不合作的群体。但是，对于很多相信达尔文思想框架的人来说，这个基本原理听起来是不自然和牵强的。如果自私是进化的基本机制，那么真正的利他行为是如何存活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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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怀疑是循环的，与此同时，宗教信仰显得日益脆弱。人们担心，如果对上帝和来生的信仰枯萎的话，人就失去了按道德来行动的理由，兽性的残害会随之发生。为了护卫美德，世俗人文主义诞生了，它相信人类的善没有上帝也能存在，比如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与他的“人性的宗教”。孔德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发明了“利他主义”这个世俗的词来表述人类的善，他相信利他和自私一样，都是人性的一部分。他甚至找到了仁慈的具体位置——大脑前部的中间部分，在它后面是崇敬的位置。他相信社会的目的是培养爱。孔德的术语被广泛接受，并在该世纪下半叶被英国进化论理论家赫伯特·斯宾塞大量使用，后者还创造了术语“适者生存”。斯宾塞相信人类具有可完善性，相信利己主义最终会在人类的品格中屈服于利他主义。对于斯宾塞来说，“利他主义”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充满科学和未来色彩的词语，它没有宗教的含义，很适合从政治学到生物学的文本讨论。利他主义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和占据支配地位的自私理论相抗衡，然而美德或善的理论却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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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斯宾塞巧妙的辩护，利他主义暂时流行了起来。对这个概念的狂热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英国和美国达到了高潮，一些满怀希望的期刊被创建——《利他主义》《利他主义评论》《利他主义的交换》《利他主义者》。威廉·迪恩·豪威尔斯在一八九四年出版的小说《从利他国来的旅行者》催生了从加州到新泽西的大量短命的乌托邦团体。“利他主义”这个词被一部分人采用，他们希望慈善家变得更加实际、理性，更少被感性因素绑架。这一术语也吸引了那些为贫穷所困但又对极端解决方案感到害怕的人。利他主义的魅力甚至渗透到了经济中：在一八八五年，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预测了一次“经济利他主义”的浪潮和由于自我牺牲行为引起的竞争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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