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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观的故事 美满人生与寻求真理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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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通往幻想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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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1月，不满50岁的艾伯特·斯匹尔决定做一次徒步旅行。他首先在地图上标出了从柏林到海德堡的路线。为了尽可能提高那次旅行的学习价值，他在当地图书馆中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资料，并对各个目的地的名胜做了了解。除了自己所做的研究以外，他还购买了旅行指南以及有关当地文化历史的相关资料。在旅行的过程中，他每天都会把自己观察和发现到的事物记在日记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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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海德堡后，斯匹尔决定继续走到慕尼黑。接着他又走到巴尔干半岛，伊斯坦布尔，并穿过阿富汗到了印度。走遍亚洲之后，他穿过中国到了西伯利亚，然后从那里“蛙跳”至北美。他从洛杉矶向南行进，在进入墨西哥时他在日记上这样写道：“太阳无情地烤着尘土飞扬的道路……滚烫的地面烧灼着我的脚底……一块又一块里程石为我那忧闷的旅程做着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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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开陆地的海洋也没能对斯匹尔的“环球旅行”造成任何障碍，因为事实上他从来就没离开过史潘道监狱一步。因为被判反人类罪，斯匹尔要在那间监狱服刑20年。曾任希特勒的总建筑师的斯匹尔战后被认定为纳粹政权的第二号人物。这位前纳粹德国军备部部长以在监狱花园里来回兜圈的方式进行着他那史诗般的全球旅行。他极其精确地记录着他每天走过的圈数，并将其换算为自己想像中的旅程的里程数。他所阅读的旅行指南和文化历史资料激发着他对于要拜访地点的想像，而他的日记则为他的想像旅程增添了更精彩的注脚。他对于自己的“旅行”是如此投入，以至于他的右腿曾经肿胀至正常时候的两倍大，而且还因为一次肺梗塞而被迫入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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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斯匹尔用这种方式使他那聪颖的头脑保持勤奋的思考，但他的幻想旅行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满足的感受。他问自己：“我的‘徒步旅行’是不是只是想发泄我想要逃避的疯狂？我总是轻视其他的犯人，觉得他们根本没办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充实一些，也不能为自己设定任何目标。但我的目标又是什么呢？一个人执拗地绕着一个圈走上数十年，这难道不是更加荒谬和怪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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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特·斯匹尔出生于一个上流社会的家庭，他在德国曼海姆市度过了童年时期，父亲是一位富有的建筑师，母亲出身名门。斯匹尔是一位天才的数学家，但他的父亲却不愿让他投身于学术界，认为当一名教授既不能出名，也不可能发财。最终斯匹尔接受了父亲的建议，选择进入了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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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匹尔所处的那个时代深受黑格尔和尼采的影响。黑格尔哲学中所倡导的世界是一个神圣的、不断发展演化的过程，这种思想使人们将自己的宗教情结转移到了最新的文化成就中去。在人们眼里，歌德和席勒的文学，瓦格纳的音乐，以及尤利乌斯·朗贝（Julius Langbehn）和保罗·德·拉嘉德（Paul de Lagarde）的文学作品就是上帝给人类的新的启示。伟大的文化成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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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今天这个完全以大众娱乐定义文化的时代，我们似乎已很难领会斯匹尔所处那个时代中文化与信仰的关系，但今天宗教和文化的结合依然存在于（或许可以说是以一种高度世俗化的方式存在于）那些经常称自己为“进步论者”的人们中间。在进步论者看来，对于政治、伦理和文化的态度应随时与学术界、艺术界及政治界（即所有的文化范畴）出现的进步相适应。他们的信条可以用“我们现在知道的是……”这句话来概括。“人们过去认为是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但我们现在知道的是……”“人们曾经认为每种文化都是按着同样的规则在运行，但我们现在知道的是……”今天我们中间的进步论者正是黑格尔衣钵的承袭者，他们所崇拜的，是这个世界在“发展演化”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最新和最伟大”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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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今天的进步论者一样，艾伯特·斯匹尔和他那个时代的人拥护支持最新的“文化”思想，摒弃那些过时“文明”的定义。他们尤其对工业化社会心存鄙夷，致力于追求使自己成为大自然中的“纯洁生灵”。和嬉皮士们一样，他们是“松脆的一代”，“麦片加凉鞋”的“原生态”群体。“我们总是在梦想着，”斯匹尔写道，“梦想着远离人群独处，开车穿过静谧的河谷，徒步踏上高山上的草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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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匹尔那一代人的内心中潜伏着的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高度国家主义。由于斯匹尔那个年代的人们都认为德国文化处于世界历史的最前沿，因此信奉德国文化自然就是与世界的渐进式启示相联结的必然途径。对文化和自然的信奉构成了他们的进步论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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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斯匹尔所处的那个年代还深受尼采思想的影响，尼采强调的是，为了取得伟大的成就，人可以凌驾于普遍道德之上。这样的思想对于艺术家们有着特殊的吸引力。斯匹尔后来谈到，他一直都确信自己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他还表示愿意用自己曾经拥有过的所有权力去交换设计出一座真正伟大的建筑的设计师的名气。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曾说名气是高贵思想中的最后一项缺陷。同样，想要用一件经典巨作挽回所有失败的愿望也是斯匹尔的致命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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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斯匹尔从未想过政治会对他的一生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他曾经还对政治充满了鄙视的态度。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使很多德国人将自己国家的文化和文明截然分开，前者仍然无所匹敌，而后者的缺陷却已经暴露无遗。于是采取一种不关心政治的姿态就成了德国人维护自尊的方式，甚至当德国人在魏玛共和国（从一战结束到希特勒开始统治之间统治德国的政府）时期发现自己已无力应对失控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时候仍然如此。当很多与斯匹尔同时期的学生开始信奉国家社会主义（即法西斯主义）时，斯匹尔认为自己不会和政治扯上任何关系，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对希特勒和他的野心产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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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包括政府和商业等世俗环境，以及工业化所带给它们的种种复杂内涵。而文化则因其代表的农业公社理想和先于文明存在的纯洁本质与前者相庭抗礼。这也就是为什么纳粹党人所钟爱的艺术中会出现那么多的无性仙女在林间空地里跳舞的场景。斯匹尔那一代德国人希望“绿化”他们所处的肮脏、复杂的世界。那一代人的完美理想和生活现实之间的鸿沟首先是导致了一种愤怒的反政治倾向。与斯匹尔同时代的年轻人的理想太过于完美，以至于他们根本不愿参与使他们的政府和经济高效运行的努力。他们只是在那里指摘失误，并拒绝参与到他们认为是腐败的事业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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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对自己文化的骄傲和对政府的绝望造成了普遍性的割裂的思维方式。斯匹尔那一代人和他们的父母都认为工作的范畴和个人道德标准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联系。道德体系服务于家庭，工作场所则应采取实用主义。因着这样的观念，像斯匹尔和他的家人那样的大批德国人继续放任着自己野心勃勃的天性，同时对于自己国家的状况却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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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斯匹尔居住在柏林，作为亨利希·特塞诺的助理，他有一份优厚的待遇。那时他已经结了婚，开始建立自己的家庭，他和妻子一共养育了6名子女。尽管他对政治毫无兴趣，但他还是会去听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斯匹尔后来说，他第一次听到希特勒演说时就被深深吸引住了，并从此深陷其中，再也未能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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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玛共和国所带来的一片绝望情绪中，希特勒为德国人提供了一幅有关德国历史前途的蓝图，从而将这个世界上一直存在的善恶交战推至顶点。希特勒宣称，实现那样一幅远景需要每一个德国人完全无条件的牺牲，还需要认清并清除所有的阻挠势力。如果所有的德国人能够团结一致，德国就可以战胜想要把这个国家置于世界的替罪羊位置的共产主义势力和经济危机。德国人所珍视的理想也可以在一个卑劣的阶级和无理的特权都被消灭的崭新国家里得到实现。当前的黑暗正是意味着德国必须强盛起来，为自己的历史命运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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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当斯匹尔在1945年5月被盟军审问时，斯匹尔对纳粹政权的疯狂历史的长篇陈述被伯特·克莱因上校打断。“斯匹尔先生，我无法理解你，”克莱因上校说。“你告诉我们，很多年以前你就知道德国会输掉这场战争。你还说，这么多年以来，你一直在观望着那些围绕在希特勒和你自己身边的匪徒们的令人发指的行径。你提到他们像禽兽一般的个人野心，杀人犯一样的恶劣行径，以及最为卑劣的道德水平。这些你全知道，然而你却选择留在那里，而且不仅留在那里，还和他们一起工作、策划，给予他们全力支持。你怎么解释这一切？你怎么能够开脱自己的罪名？你如何能解释自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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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匹尔不紧不慢地回答了上校的问题。在他看来，可敬的克莱因上校根本不了解在一个专制政权下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他说上校对那里面的恐惧以及危险游戏一无所知。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克莱因上校根本不了解希特勒身上的那种无法抗拒的领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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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轻的斯匹尔经历了生意上的挫折以后，希特勒的领袖魅力在他身上开始产生极其强大的影响。1932年，由于德国日益恶化的经济影响到了斯匹尔的收入，他辞去了在特塞诺那里的工作，到他父亲在海德堡的业务伙伴的建筑代理处工作。由于代理业务很少，斯匹尔只好再退而求其次，开始为父亲管理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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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与希特勒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联系（斯匹尔于1931年加入了该党），斯匹尔的财运开始好转。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格吕内瓦尔德租了一幢破旧的别墅作为自己的总部，他们请斯匹尔负责那幢别墅的翻新工作，接着他们又请斯匹尔翻新位于Voss-Strasse的另一幢别墅。随后斯匹尔就到了位于柏林的约瑟夫·戈培尔主持的宣传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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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纳粹高层对斯匹尔产生兴趣的是他负责筹办的1933年国际劳动节藤珀尔霍夫广场的庆祝活动。以那次庆祝活动为基础，斯匹尔开始着手设计美化希特勒的大型集会的布景和仪式，也就是我们在无数的新闻影片回放中所看到的场景。斯匹尔提出让希特勒站在一个高高的木质平台上，两侧插满无数的纳粹党党旗。另外他还策划了夜间集会，用聚光灯将黑暗中的希特勒照亮，显示出这位领导人拥有为德国政治的暗夜带来光明的能力。那样的集会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在看过一次大型集会之后，当时的法国大使罗伯特·康诺德也不得不承认：“在现场那种充满军事魔力、神秘的气氛之中，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一时间我觉得自己似乎都想要皈依成为一名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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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匹尔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在短短两个月之内完成了戈培尔官邸的翻新工程，之后他第一次见到了希特勒。他被邀请前去与希特勒讨论他上台之后在纽伦堡举行的第一次纳粹党集会的计划。在那次会见中，希特勒几乎没怎么注意到斯匹尔，见面时他正在擦着他的手枪，他只是略略看了一眼集会的计划，表示同意后就继续擦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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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希特勒请斯匹尔负责监督自己在柏林的住宅的重建工作。这位曾经立志成为一名艺术家和建筑师的元首几乎每天都会到工地现场视察工程的进度。于是斯匹尔和希特勒有了多次的交流，最后希特勒邀请斯匹尔与自己共进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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