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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观的故事 16 活在真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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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们读上一章内容的时候，我想你们中间很少有人会立刻将自己和艾伯特·斯匹尔这样一个人物（一位深陷20世纪那场最为疯狂的游戏的艺术家兼策划人）联系到一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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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承认这点令我十分痛苦，但我的确能够那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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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斯匹尔一样，我年轻时候就梦想着能够做一些伟大的事情。从我读大学预科时起，政治就成为我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主角。在获得选举权以前，我担任过竞选活动的志愿者。在大学时候，我选择的专业是政治哲学，并且总喜欢和一位才华横溢的自由派教授盖·道奇进行辩论。我在他的观点中发现的缺陷使我更加坚定地持守自己的保守主义立场。但我必须承认，道奇教授是一位没有丝毫偏见的老师，他还很喜欢我提出与他相反对的意见。他有时会在下课前说，“这节课我们还没听到寇尔森先生发言，我们何不请他给我们提出一个相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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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育经历为我在政治哲学方面打下了一个良好基础，同时还激发了我强烈的爱国精神。于是我决定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随后又进入美国参议院任行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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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38岁那年，我坐在了美国总统旁边那间办公室里工作。你可以想像那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我没有获得重建柏林的机会，但我得到了一个参与建设全球和平格局的职位，相比之下丝毫都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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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宫工作的第一年，我并不是总统身边的核心成员中的一位。但我很快进入了那个团队，和卡尔·罗夫曾在布什总统身边担任的角色一样，我出任尼克松总统的高级政治顾问。尼克松和我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工作关系。很多作家曾说，我使尼克松最坏的本能发挥了出来，而尼克松对我也产生了同样的作用，我们彼此臭味相投，思维方式也很类似。作为尼克松的战略家，我的职责是将我的策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使得我可以将那些从高中起就开始谈论的事情付诸实施。我减少了那些过度的政府行为，使人们在生活中有了更多自由。我强化了军队建设，并尝试减少国家的财政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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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我感到愉快的是1972年总统竞选那段时间。作为保守派，为了回应后来广为人知的“文化战争”，我们在1972年竞选中提出了所谓的“三A”要素，即迷幻药、特赦和堕胎。我们强烈反对校车计划（指用公共汽车将孩子们送到离家远的地方上学，它被当作为实现种族融合而采取的一项措施）。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支持权利平等和种族融合，而是因为用孩子作为社会实验的工具根本达不到那样的目的，这一点孩子们的父母最为清楚不过了。在那次竞选中，我们在与持社会保守主义立场的民主党的较量中大大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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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问过自己，在白宫任职期间，我是否曾经注意到任何不祥的征兆？我的良知是否曾提醒过我有些事已经出了差错？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尼克松政府其实深受着一种复仇意愿的毒害，那种复仇意愿直接源于尼克松本人，而我也同样投入了进去。那种已深受毒害的道德氛围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产生的，而我却根本没能意识到它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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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想到的第一个警示信号是白宫在政府花费上所实行的双重标准。好几次当我走进白宫西翼的时候，都对眼前木匠们搬墙移壁的场景吃惊不已。复杂精美的室内装修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我经常听到人们开玩笑说，你一定要小心别在办公室里睡着了，免得醒来时才发现自己已经被四面实墙堵死在中间。鲍勃·哈德曼在装修办公室上出手极其大方，看到他以那样的方式花纳税人的钱，刚开始的时候我心里的确非常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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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须承认的是，渐渐地我也开始喜欢上那事了。当我搬到一间更大的办公室以后，我就想要一些新的装饰壁挂。我给白宫的装潢师打了电话，对方立刻在多家博物馆购置了多幅精美壁画运来挂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我也不喜欢那张政府配发的陈旧办公桌。“我希望你能给我们买些克劳尔桌子来。”我对装潢师说。于是，瞧，我很快就有了一张精美的椭圆形红木办公桌。然后克劳尔书柜也相继到位。办公室的窗帘看上去略显陈旧了一些，于是我们又定购了鲜艳的黄色窗帘，用来搭配我的海蓝色地毯。那就是我，一位在清教传统中长大的新英格兰人，在诱惑面前已经完全屈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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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私的心态滥用纳税人的钱是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前兆。一天夜里，我和哈德曼正在总统办公室里，我们突然得知一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前雇员把一些五角大楼的文件存放在了布鲁金斯学会中。我们知道那人是一名强烈反对越战的自由派分子。尼克松听到消息后勃然大怒，就像他时不时会表现出的那种样子。他重重地一拳砸在桌子上，用极其不入耳的粗俗语气说道，“鲍勃，以前我就对你说过，我需要一帮人替我们把那些文件给搞回来。我不管他们必须干些什么。就是硬闯进去也可以。总之，我需要一帮可以为我干那些事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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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当时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我被惊呆了。我从来没听过尼克松用如此露骨的方式谈论那样的事情。在那以前，我的确怀疑过尼克松可能会下令做那些事情，但我从来没想到他会以那种方式说出来。然而，我的良知并没有做出与我的意识相符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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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的良知陷入麻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某些情形下政府的确也曾做过同样的事情。我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有过多次交道，早就知道那里的情报人员有过很多非法闯入房间获取机密文件的先例，他们把那样的事叫做“黑口袋任务”。在一些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政府需要以那样的方式保护自己免遭国外敌对势力的攻击。那些五角大楼文件使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陷入了危机，我们感到我们的国家安全岌岌可危。或者说，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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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针对敌国的间谍行动是一回事，非法闯入一间国内的学术机构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两件事之间的分界线可能比人们想像的要模糊得多，正像9·11事件委员会在2004年所发现的那样，国外和国内事务并不能够总是被截然分开。但那天夜里我们正是越过了那条界限，而我的良心也保持了缄默，也没有其他任何人举起警告的红旗。我专心致志地想要阻止危害国家安全的政府文件泄密事件，根本没想过这件事情本身可能就是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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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1年的那次崩盘事件中，当我知道霍华德·亨特和他手下的一些人闯进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办公室盗窃相关记录的时候，我的良心的确发出了警告的声音。一想到白宫竟然参与了一件入室行窃案，我顿时觉得不寒而栗。那些事情可是由我们直接授权的啊！我清楚知道入室行窃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而亨特和他的部下又不是联邦调查局或中央情报局的属下——他们是我们的部下。我当时想，那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我可不想和它有任何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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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霍华德·亨特到我这里来想给我看一些文件的照片的时候，我立刻告诉他我不想看到它们，也不想听到它们，也不想知道什么，哪怕是任何与他们整个行动有半点儿瓜葛的事我都不想知道。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和他保持一定距离。每次见到他都让我觉得非常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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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门闯入案和1972年总统选举结束后，我接到了霍华德·亨特打来的电话。我原本不想和他再有任何关系，但因为想到他的妻子刚刚在去芝加哥的途中因空难去世，我还是接听了他的电话。在那以前，我曾经和霍华德有些社交上的来往，而且也是我把他介绍去为约翰·亚列舒曼工作的。我对自己使他卷入白宫的那场丑剧感到非常内疚。于是，我决定接听他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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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只要听过我和亨特的那次电话记录（在通话的过程中我做了录音）都会发现那是一次敲诈勒索式的对话。亨特在电话上说只要我给他钱，他就会保持沉默。我以前曾下定决心不让他告诉我任何事情——我已经对他说过不下十次——但当时我甚至连想都没想他在电话上说的事情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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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了电话以后，我让秘书打印了一份电话记录。我把那份记录给白宫法律顾问约翰·迪安送去，同时给他写了一张便条：“现在我究竟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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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件事情的确非常可笑，在“水门事件”期间也曾被大肆报道。当我把那张便条和电话记录给迪安送去的时候，我压根儿没想过自己是在和其他人共谋犯罪，甚至不知道有所谓的阴谋存在。我以为迪安会给我一个诚实公正的建议。然而，正是那样的行为导致我遭到了控告。现在回想起来，我本应该更明智一些。当你不得不尝试避免知道真相的时候，其实已经使自己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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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3年1月，当亨特的律师向我提出很多态度强硬的要求的时候，我知道事情已经完全失控了。我将实情告诉了尼克松，让他听了电话录音的内容。然而即便是这样，我的良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未能真正苏醒。因为我喜欢自己的职位和手中的权力，并不想那么轻易就放弃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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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我已经被环境惯坏了。白宫办公室里的华丽装饰，警卫的敬礼，随叫随到的豪华轿车，以及在安德鲁空军基地随时候命的喷气式客机，所有这一切对任何人都极具诱惑力，尤其对我这样一位30岁出头、白手起家的人而言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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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曾教导我近代清教主义的信条：“永远不要说谎，不管代价会是什么，永远，都只能说实话。在每件工作上都勤奋地工作。给予那些完成一天工作的人们公平合理的报酬。”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有关诚实和正直的道理。但我没有从他那里学到的是，我完全有可能一面自以为是在按照那些严格的道德标准生活，一面却对自己的错失一无所知。我的自义使我过着一种分裂的生活：一边认为自己正在做正义的事，另一边又同时与邪恶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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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告诉我，我不想知道那些。”一旦你那样说的时候，失败就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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