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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一种人生思辨的可能 06 开头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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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们从故事开头来到故事的中间，就有理由去思索《不朽的自我：生命与时代》的前几章，对于故事的中间和结尾能起到多大的决定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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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会告诉你，故事开头与中间和结尾的关系十分密切。圣罗耀拉[1]说：“给我一个小孩，到他七岁时，我就能向你展示他成人时的样子。”恕我直言，先别急着下结论。依赖长期数据而非信仰的人会告诉你，你七岁时一切尚未定型。这关乎天性、教育，还有更讨厌的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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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纵向时间的例子来说明：1938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系推出了后来被称为“格兰特研究”的项目。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长期探索，目的是观察生命故事是如何展开的。该项目资金来自 W.T.格兰特，他通过廉价商品店成为富豪，他自己就是在十年级辍学的。格兰特将此研究当作一次测试，能帮助他预测什么样品质的人能够成为可靠的长期店长。研究者跟踪人们一生的生活轨迹，从哈佛校园一直跟踪到墓地。目标是记录“现代生活的压力”是如何影响人们整体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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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68名大学生志愿者（都是男生）作为小白鼠参与到研究中。每位都经过身体和心理条件上的筛选。有健康问题史，有当下或未来健康风险的，或者在学术上表现不佳的人，都被剔除出去。研究者坚持认为，所选的受试者自身越强壮越好。受试者活得越长，研究者得到的数据就越丰富。相应地，运动型体质的人比瘦弱型或矮胖型的人更适合。参与者的人生故事通过他们的个人报告和周期性的访问，被一丝不苟地追踪记录着。将近80年后的今天，研究仍在继续，尽管参与者的数量严重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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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你想象的一样，研究中的参与者，有些人变得更加活跃，而有些则逐渐暗淡了。每个人都要经历生活的压榨。他们的身体机能，在项目开启的十年内处于巅峰时期；到40岁时，他们的身高就开始每十年萎缩2.5厘米；50岁时，味觉开始退化；60岁时，他们的阅读速度比学生时代在怀德纳图书馆填鸭阅读时慢了三倍。血管开始硬化，脑容量减小。70岁时，很多人就发不出声调较高的辅音了，比如“k”“t”和“p”，并且开始抱怨自己的妻子、孩子和老牌友们说话都在嘟囔。婚姻和事业开始土崩瓦解，而且常常不止一次。他们的同事与爱人都已入土为安。他们经历过战争，遇过经济危机，许多人因为酗酒毁掉了人生。但对于脑海里的作者来说，这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东西可以通过一个最好听，但 对故事作者最恶劣的词汇来表达——“良性衰老型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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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默塞特·毛姆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无论精神还是肉体，衰老难以令人承受的不是机能的退化，而是记忆所带来的负担。”饶了我吧！脑海里的故事作者肯定会这么哭着喊道。让老人难以承受的是记忆的丧失。记忆的丧失就等于自我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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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冒犯圣罗耀拉的理论，但是基于格兰特研究的结果，若要一个七岁小男孩成长为还不错的大人，那么他需要的是一段温暖有爱的亲子关系。根据格兰特研究，与母亲关系融洽充满爱意的七岁小男孩，比没有母亲的孩子或者母亲较冷漠的孩子长大后更容易事业成功。与父亲关系融洽充满爱意的七岁小男孩，更不易受到焦虑症的困扰，且更容易享受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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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是在《不朽的自我：生命与时代》这本个人故事书的前几章中拥有温暖有爱的人际关系，也不能完全保证什么。哈佛研究的被试者中，很多人的故事是从一开始就注定好了的。许多人在童年时已经显现出“睡眠者效应”（sleeper effects）。有些人的“睡眠者效应”对故事产生了积极影响——记忆中的与启蒙老师的相遇或年轻时的甜蜜爱情等。有的却产生相反的影响，它们在整条故事线上神出鬼没，就像酗酒者和抑郁患者的易病体质一样。我们都面临这样的风险。也许是在我们正走向人生故事的巅峰时，具有破坏性的“睡眠者效应”莫名其妙地闪现出来，引起爆炸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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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圣罗耀拉，又称圣依纳爵·罗耀拉（Saint Ignatius of Loyola，1491—1556），西班牙神学家、教育家，天主教耶稣会的创始人，也是天主教会的圣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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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一种人生思辨的可能 第二部分 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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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盼望在结束的时候，所有的遗憾都能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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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米勒《摩根山下山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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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一种人生思辨的可能 07 当心“肘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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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陈旧的乡村墓地建造于19世纪中叶，当时邻近的墓地已不堪重负，只好将部分遗体转移至此，坟头的墓碑有一个世纪之久。每当我在墓地小径上来回踱步，发现不少精彩的故事时，我都不由得啧啧称奇，这块墓地简直是一个已完结故事的金色宝藏，这些故事已经不再续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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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些战场上的传奇。一位美国独立战争的烈士与他的五位妻子葬在这里。一个18岁的水手，三等兵，在南太平洋的战斗中牺牲，而他的父亲是美国陆军下士，在中国、缅甸和印度的战场上都幸存了下来，于95岁高龄去世，竟比他儿子多活了半个世纪。还有一位美国海军的中尉下士，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被授予海军十字勋章和紫心勋章，却在20岁那年阵亡，墓碑上方悬挂有十几枚军事荣誉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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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发生在海上的悲剧。一艘捕鲸船的船长和船员在暴风 雨中失踪，人们用废船的桅杆来纪念他们多舛的命运（“纵然葬身大海，依然在我们的记忆中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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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有爱情故事。一块墓碑上镌刻着“永远的伴侣”，左边是一个男人的名字和日期，右边是另一个男人的名字，但还未刻上日期。不远处埋葬着芭蕾舞大师乔治·巴兰钦，而离他很近的地方是著名女芭蕾舞演员亚历山德拉·丹尼洛娃，他们曾在圣彼得堡一起上学。他们像夫妻般相伴生活了七年，但由于巴兰钦当时已经结婚，他俩终究没能结为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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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一些家族传奇。宏伟的纪念碑肃穆地歌颂着家族里的男子们，而女人似乎无关轻重，不过是在未经雕琢的石板上刻上名字和日期而已。很多父母的墓碑旁边围绕着一些小石头，其中一些仅仅刻着“男孩”或“女孩”的小岩石，是一些死于难产或夭折在襁褓中的婴儿。按照习俗，在不确定孩子能否熬过天花或霍乱时，通常不给他们取名字。镇上的记录里还有一则写给夭折婴儿的墓志铭：“地上的蓓蕾将在天堂怒放。”如果你是虔诚的信徒，那“在天堂怒放”就已经是意义所在了；对于不信教的人，这句话就没什么了。按汤姆·斯托帕德说的，在人世间的短暂光阴里，孩子是否曾被善待，这才是重点。他在话剧《海难》里写道：“孩子死亡的意义不会大于军队之败、国家之亡。孩子活着的时候是否幸福，这才是唯一且恰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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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是痛苦绝望的悲剧。作家兼独角戏演员斯波尔丁·格雷在此安息。在他消失了两个月后，他的遗体被冲到了纽约的东河，有人怀疑他是从斯塔滕岛的渡轮上跳下来的。他的墓碑上刻着：“美国本土人，焦虑，属于多虑却又无能为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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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有些石头已经饱经风霜，上面的日期和全名已销蚀不见，有些已经变成棕色，只比裸麦面包略大。根据墓碑上的信息，“S.E.N长眠于C.T.N旁边”，然后是“父亲（卒于1884年）和母亲”。不知是由于主人谦逊卑微而刻意把墓碑做得如此简陋，还是刻碑人对死亡惜字如金，答案在历史的长河中已无法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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