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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一种人生思辨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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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一种人生思辨的可能 09 喘息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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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生活一天天地过去，我们的逝去的岁月变长，而未来变短。我们精确地知道过去了多久，但不确定未来还有多长。在《时尚先生》杂志时，我曾雇用过一个大学生，那时他刚刚走出大学校门，而现在也已经59岁了，他最近却突然去世了。那时他还是个孩子，不是吗？看着日益减少的未来，我们可能有了计划，也可能还没有；或者我们的计划就是在一切为时已晚前亡羊补牢。或者我们甚至连这样的计划也没有，现状和未来都看起来十分空虚、灰暗。无论我们是否有计划，过去仍然会越来越长，未来也会越来越短，这是一种零和博弈[1]。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年时期我们脑海里的常驻作者会像猫一样焦躁不安，迫切地想让故事往切实可行的新方向 发展。弗吉尼亚·伍尔芙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在46岁的时候，人会变得惜时如金，只把时间花在那些必要的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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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这也许不是一次彻底的危机，但有些事情确实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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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住在巴黎的异乡人在报纸专栏里哀叹，一个45岁的女人漂在世界存在主义的中心，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她抱怨服务员称呼她为“夫人”，不带任何讽刺意味。（哦，天啊！）她发现“再也没有成年人了”，每个人都只是在“临场发挥”。如果说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她不用再假装喜欢爵士乐或因为不会煮韭菜而感到自卑。（说真的——煮韭菜有什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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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你就和诺拉·艾芙琳一样，单纯是觉得脖子容易泄露年龄而对此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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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是你刚过40岁，明知自己婚姻美满、全家安康，但还是在洗澡时不自觉地哼唱佩姬·李的《这就是所有的一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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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不朽的自我：生命与时代》封面上那个小脸红红的婴儿吗？拍这张照片时，她所需要的不过是食物、温暖和安全感，但最终，我们想要更多。荣格说，正如孩子需要食物，人类的灵魂迫切需要意义。荣格统计，他有三成多的病人都在忍受人生中的“无意义和无目标”。他说，每个超过35岁的病人都在与精神较劲，借用哈姆雷特的话说，他们觉得这个世界“疲倦、陈旧、平淡而且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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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意义不是什么奢侈品，而是一种必需品。维克多·埃米尔·弗兰克宣称，我们都有着“寻找意义的意愿”。我们人类在三个维度上生活——身体、心灵和精神，就是精神维度促使我们去寻找我们为何存在的答案。弗兰克写出了《活出生命的意义》（Men’s Search for Meaning），这本书超凡脱俗，他因此声名鹊起，也算是实至名归。这本书一开始在美国出版的原题稍稍逊色些，叫《从纳粹集中营到存在主义》。如果你还没读过，那我推荐给你，这本书已经销出逾千万册。严格来说，它不是讲述大屠杀的回忆录，尽管弗兰克在纳粹集中营的个人经历十分扣人心弦。他在如此恐怖的大背景下，阐述了他所谓的“存在主义疗法”的基本原理。“存在主义疗法”是治疗感情问题和特殊癖好的分析性框架。在这些原理中有一条是说我们需要“反抗精神”，即使面临强大的挑战，也要坚持达到目的。心理学家保罗·黄说过，从宏观角度看，“存在主义疗法”（Logotherapy，logos希腊语中是“意义”的意思）是让人“活得幸福、死得安息的完整蓝图”。这种观念的前提是人生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是最糟糕的逆境里，都是有意义的，而我们最主要的生存动力是在其中找到价值和目标。“自我超越”本质上是与比你强大的东西连结在一起，这需要不断自我提升，培养信念、勇气和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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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彻底达成这些目标？在弗兰克的文章里你找不到具体的待办事项，也没有十步速成法。弗兰克写道：“人生真正的意义是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是个人或他自己的精神里。”你越是投入你热爱的事业或心爱的人，你就越接近人生的意义。正如T.S.艾略特写到的：“做有用的事，说勇敢的话，想美好的事——一生足矣。”根据弗兰克的观点，你也许会在自然、艺术和工作中发掘到有用、勇敢和美丽的事情，或者至少发现一个人的独特之处。但在发现这些之前，你要经历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弗兰克说我们每个人需要的，不是“松弛舒适的状态，而是为了一个有价值的目标、一份自己选择的工作付出努力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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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另外一本书《医生和心灵》（The Doctor and the Soul），比《活出生命的意义》更加专业。在这本书里，他用很大篇幅阐述了工作的意义，因为工作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核心地位。如果我们活得很充实，通常都归功于工作，而更多时候，工作为我们空虚的生活背了黑锅。我们花大量时间去工作，自我价值源于工作。弗兰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解释，他把我们从工作中获得的社会地位、物质奖励与工作给予的意义做出区分。他说，职业本质上是无法提供救赎的。举个例子，你可能是一位医生或护士，这两种职业都需要必要且精熟的业务，但意义却不在于做出正确的诊断、准确地开刀，或者抽血和清理伤口。这些任务虽然重要，但不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需求。弗兰克说：“医学的艺术不在于医学手段，在于对病人说出合适的话。”这句话也适用于当前医生的困境。一位年轻的外科医生在《时代》周刊上坦言，超负荷的工作和过度疲劳导致医生的自杀率是其他行业的两倍多。“因为他们连措辞的时间都没有，他们的工作根本毫无意义”，弗兰克说。“不管怎样，我们首先要做好人，不管什么生意、什么工作，白领还是蓝领，无论多么卑微，都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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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简直是毁灭性的，直接导致了“存在虚无”。弗兰克说：“没有工作的人要度过空虚的时间，就会产生内心和意识的空虚。因为一个人没有事做，就会觉得自己是废物。没有工作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这也是教宗方济各在2015年所要传达的，那年他就全球的困境发表了通谕，痛斥化石燃料的疯狂消耗带来的环境危机，他观察到，“经济发展正在倾向于科技工艺，通过裁员和以机器替代人工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教宗宣称，工作“是一种必需 品，是这个世界上人类意义的一部分，是人类成长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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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而言，我同意弗兰克的观点，即在我们的行为和事迹中找意义；在我们与他人相遇相知的过程中找意义；在我们如何克服面临的挑战中找意义。但我还想自以为是地补充一点被弗兰克和教宗忽视的关键——根据这些来编写故事的必要性。毫无疑问，我们有身体也有大脑。很明显，两者都很重要，身体和大脑分别让我们在实体和精神的维度生活，他们能完全证明（以感官和思想的形式）：是的，我们确实是存在的。但如果大脑缺乏叙事机制，故事就不会自己水到渠成。于是，我们楼上的小伙伴就要介入了。如果不是某人（这位蹩脚的作者）把我们的身体感官和心理活动编写成故事，一切都会没有意义。编写故事的过程，显然是在储存我们记忆的脑区附近完美实现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人类千万年的进化后，我们的常驻作者仍然居住在大脑里，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比如幽门括约肌或其他不可描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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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追寻意义是十分基础且必要的，但它也能将你累垮，尤其是当你已经步入中年的时候。一天下午，天空是钢铁般的灰色，我盯着封冻了一半的密歇根湖，不由得想起父亲那十分短暂的中年时光——转折之年。我记得他不是个忧郁的人，肯定不压抑，但我还是能想起我父亲经常面无表情地盯着空白处看。那时他刚刚人到中年，43岁，家里有妻子和两个小孩。那时还没有现在常见的神奇药物和外科手术。有段时间，他随时都有心脏病发作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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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盯着湖面，想起从前的每个周日晚上，电视里播放着《艾德·沙利文秀》，而我父亲似乎总会叹口气，自言自语道：“好吧， 明天回盐矿。”那时我不理解，他是微生物学家，又不是盐矿工人，也不带镐去工作，他带的是一个旧旧的棕色皮质公文包，里面装满了他未完成的期刊文章手稿。周六早上，他常开车带我去医院里的实验室。那里是烧杯、漏斗和烧瓶组成的水晶世界。他很开心地向我展示显微镜是如何操作的，他点燃本生燃烧器向我演示化学反应。我还记得那个地方的味道——淡淡的金属味儿。他热爱这个小世界里的一切，他的研究贡献也得到了认可，但也许这些还不够，不然他为什么还会常常叹气，这又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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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眺望密歇根湖，我又开始联想。维克多·弗兰克提出，追寻人生的意义就像是某种流行病。他不是说我们必须整日郁郁寡欢地坐着（尽管我们中有些人是这样的），但他也确实说过对意义的需求会不时爬上我们心头，弗兰克称其为“周日神经衰弱症”。当一周的忙碌终于谢幕，它就会乘虚而入。这一周我们越忙，跑得越欢，周日时我们心灵的碰撞就越激烈。约瑟夫·海勒笔下的鲍勃·斯洛克姆就深受其害。“周日是致命的，空闲时间毁人不倦。”他在《出事了》一书的中间部分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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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边那时，我意识到父亲也有这样的经历，要不然我永远不会把他与那烦人的斯洛克姆相提并论。我父亲一生过度操劳，他的父母也都英年早逝，他成了孤儿，在高中和大学时就半工半读，还要帮忙抚养弟弟们。他大学毕业时年纪小得不可思议——19岁吧？由于民族份额政策，他没能进医学院——比如在耶鲁，犹太裔学生的申请表上都会有个明显的“H”记号——但他一口气取得了微生物学的高等学位。他没有被卷入战争，因此有机会研究新一代抗生素。我姐姐出生时他已经30岁了，到我来到这个 世上时，他35岁。写《医学实践中的抗菌治疗》这本书时他43岁，这本书母亲总是放在家里的显著位置。他第一次心脏病发作时44岁，去世时才47岁。所以当那些星期天晚上，《艾德·沙利文秀》刚开始，而他便大喘气时，他才刚刚步入中年，也许他需要的只是片刻的喘息，一个能让他重新调整的机会。坐在湖边我就想，如果他能短暂地休息一下，也许就不会这么早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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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想到一点：如果人生像曲棍球赛一样被划分为明显不同的三节，那会怎样？生物学家早已经把人生历程分成三个明显的成长阶段：进步的、平稳的、倒退的。按人生故事来讲，万一第一阶段在40岁时结束，第二阶段在60岁，第三阶段走向痛苦的结局，该怎么办？这是很有趣的地方：如果人生和曲棍球比赛一样有两个休息时间，一个在第一、第二节之间，另一个在第二、第三节之间。任何人——无论贫穷富有，无论是工资稳定、小时工还是失业人员——都有权利享受这两个公休假（而不仅是终身教授才有）。如果早知道会有假期，你可以在很早之前就开始计划，如果能提前计划坐飞机旅行，也不会带来讨厌的机票变更费。当然，这些休息时间也不能被解释为度假，它们是工作出差、外出静修，这时你跟你楼上的故事作者都可以停下来喘口气，重新找找方向。行程安排？以下这三大点就是了。它们都适用于这两次公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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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顾你目前为止的人生是否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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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估当下是否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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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集思广益，趁还来得及，需要做点什么才能让它变得有意义，换言之，考虑如何做才能在人生的尽头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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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着想象一下，如果托尔斯泰、荣格或者鲍勃·斯洛克姆在40岁前也能如此奢侈地享受外出静修，肯定会有所不同。想象一下，如果《黑道家族》里的托尼·瑟普拉诺，《绝命毒师》里的沃尔特·怀特或《广告狂人》里的唐·德雷珀都能在中年之前享受到公休假，结果将会怎样？假设你在正值中年或中年以后已经度过了公休假，已经客观评价了自己的表现，评估了你的人生是否足够有意义。如果没有，去制订计划吧！在条件还允许的时候做点儿什么。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你可以利用外出静修的时间去思考怎样做出一些改变，哪怕仅仅是态度上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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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让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外出静修可能会是怎样一种场景。你将驾驭那危险的“肘关节之年”。你和你的常驻作者在万怡酒店的会议室里。那里有巨大的黑板架，上面夹着一本便条簿，桌上有一盒彩色记号笔以及一盘糕点。手机已调至飞行模式。假设你的作者在这样的场合很随意，如同正在高尔夫度假区：他穿着汤美·巴哈马牌的短袖开领衬衫、打褶的百慕大式运动短裤、深色及膝短袜、渔夫凉鞋，头戴蒂利牌遮阳帽。他这样可不大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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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像我一样被迫去过一两次外出静修，无疑会对以下这种行为很熟悉。这时，你是会议主持人，从离甜甜圈最近的地方开始引导谈话。你的故事作者溜须拍马，“自愿”在那本巨大的本子上做笔记，他边走边把本子的纸撕下来，又用胶带一张张贴在房间里的四面墙上。你已经确定的议程——回顾！评估！头脑风暴！——两分钟后可能就要中止了，有人会提出一些本应准备、但却没有准备好的问题。事情照常进行着，我知道我们都想尽力 说到重点，但你不认为在我们想出如何达到目的之前，是否应该搞清楚这个所谓意义的重点到底是什么？此时，你和你的作者开始抛出所有可能的答案，你的作者将它们记在大本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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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就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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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希望？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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