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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一种人生思辨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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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一种人生思辨的可能 11 谁需要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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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静修在理论上的好处之一，也是我最不愿提及的，是你可以将墙上的巨大书页撕下、卷起来，箍上橡皮筋，日后再回过头看看这些绝妙的想法。我们总是说以后我们会再看，但事实上我们从来不去费这个功夫。静修回来，我们有太多没有回复的邮件要处理。但是如果我们回头看这些在精神休假时写下的书页，铺陈在我采访的人面前，他们有可能会接受其中三条建议。每一条都能言之有理地解释我们究竟为什么会开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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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繁衍后代”开始，这是琳达的第一选择。当然，这是我们存在的理由：让人类繁衍下去。孕育和/或抚养小孩需要全方位的投入，会带来很多喜悦，也确实会实现地球上的人口更替。是的，这可能让人头疼，但我们还是不要过分纠结所谓的家长悖论——家长管教得越严厉，子女的压力和罪行的发生概率越高。我们也不要过分纠结那些特殊的孩子，把他们带到世上也许 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我可不仅是在谈论我们那些不幸的身体遗传缺陷。一个孩子是否友善、自信、可靠以及具有其他基本素质，对于形成牢固的社会关系和爱情关系至关重要，而这些关系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的核心，这些特质也是由基因决定的。面对吧，我们中的有些人生来注定是冷漠、直接和内向的。我们把不讨人喜欢的特征遗传给后代，是在诅咒他们有漫长而寂寞的夜晚，最终叠加成人生故事里漫长而寂寞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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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请那些二十多岁的未婚女性设想自己未来的五到十年，她们无一例外把孩子看成人生意义的中心，而男人却不把孩子看得那么重要。对“千禧一代”[1]的全国性调查证明了这一点。当被问及成功的婚姻和成为好父母是否是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时，女人回答“是”的比例比男人高出10%～20%，但孩子自有他们的成长规律。那怎么办呢？那些中年父母说他们正争先恐后地寻找一种其他的投资。那些不想或者不能生育的父母又怎么办呢？有些人的身体或者性情就是不适合要孩子。如果繁衍后代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那根据定义，那些没有孩子的人生就一定是毫无意义的吗？梅根·道姆曾编辑过一本书，关于人们——好吧，不是人们，是作家——决定不要孩子的原因。她说那些选择放弃生育的人“也没怎么承受精神创伤……事实上，我们中很多人花费了大量精力去丰富别人家孩子的人生，反过来也等于丰富了我们自己的人生”。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小说家杰夫·代尔公开表达 了他的震惊：“我在公园里看到父母们面带微笑，牵着他们可爱的孩子蹒跚学步，我的反应好像是看到了一对手牵手散步的同性恋：我这违反天性的念头是哪儿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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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的访谈，其他关于意义的强烈建议还有“善良”和“幸福”。在这么多关键词中，善良——对别人的——远远算不上最受欢迎的答案。我会问：“你希望人们怎样记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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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爱心、有同情心、体贴，同时又保持着好奇、求知的心态。希望能携手消除那些把人们边缘化的愚昧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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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记得我曾经努力改善周围人的生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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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我是好人，也是合格的母亲，我年轻的时候从未意识到做母亲是我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它后来却变成了我一辈子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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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信仰坚定的人，但仍然试着敞开心胸，努力完成所有那些让人疲劳而困难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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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年的受访者压根儿不在意这个问题，他说：“我怎么被人记住，这并不重要。”至于“善良”，他说，“我不愿意为别人而活。只要做的事情有正当理由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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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时地，有人会抓耳挠腮，思考几分钟，却想不出一个观点，这时我会提醒他一下，问他关于“善良”的看法。哦，是的，当然，善良绝对重要，他会这样作答。但我能看出来他没有几分真心。善良——还有什么新鲜的？他们认为善良即无能，就像意大利古谚语所说的“老好人，好得一无是处”？我甚至还请某位最以自我为中心、最愤世嫉俗的千禧一代为了他自己勉为其难地读一下乔 治·桑德斯在雪城大学最经典的就职演说（2013）。桑德斯回忆说，他人生中最遗憾的就是在他七年级的时候，没有对学校里一个害羞的小个子女孩更友好一些。她戴蓝色猫眼眼镜，还有嘴里总是含着一绺头发。桑德斯坦白，他一直无法忘怀，当她被戏弄或忽视的时候，她看起来是多么孤独——“目光低垂，有点难过，好像刚刚被警告过她的微不足道，她正竭尽全力想让自己消失”。然后有一天，她搬走了。42年之后——它变成了中年时的一记耳光——桑德斯始终无法释怀自己的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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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作为美好人生故事的常见主题，存在一个问题：你要么不够善良，要么根本就不善良。你的作者没办法简单地大笔一挥，把你封为“圣母特蕾莎”。我当然不是，虽然我不认为自己是个不善良的人，但我的很多善行都是偶然发生的。我不能邀功，更不用谈由此而建立一种指导性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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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在从纽约飞往洛杉矶的航班上，我确实给人提了一个改变人生的建议，而且是正面的建议。我一直对这件善事全然无知，直到几年前收到一封邮件。写信的是叫作瓦莱丽的女士，对此人我完全没有印象。她回忆道，那时波音747上还有二楼钢琴吧（就在那会儿吧），“我还是美国航空公司的乘务员，怀着难以遏制的写作欲望，我们碰到过好几次。我的小说已经写了六章，你告诉我，如果想要一个客观诚实的评价，可以把我的第一章发给您看看。”她后来确实发了。我也信守承诺，给出了客观而残酷的评论。瓦莱丽写道，我的评价足够让她放弃写作好多年了。“倒不是因为你让我气馁了，而是你让我意识到作为一个作家，在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之前，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磨炼的。正如你说的， 真是野心勃勃——一个女人以第一人称视角写男同性恋！哈！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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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我那时十分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但绝不是出于善意，而是一种卑劣的行为。我那时想的是，又一个自欺欺人的家伙在异想天开，还是省省吧，让世界清静些。然后这却意外地变成善举。那之后的15年里，瓦莱丽都在“学习写作和养家”，她在邮件中说道。现在，她住在北加州的镇上，曾给报纸写过专栏，现在正在写小说，应该（也希望）不是从男同性恋的第一人称视角去写的吧。在邮件即将结束时她写道：“我在这个神奇的加州小镇过得很好，总的来说很轻松、很得心应手，陌生人听到我的名字都知道我。就在上周，还有人问我说，‘你是作家？’实现梦想的感觉太美妙了。我遇见您的时候才27岁（我儿子现在也是27岁），我年轻时的目标已经达成了。说这么多，就是要让您知道，您的话让我的生活变得如此不同——一种积极、正面的改变。您让我明白，如果我非要写作，必须要先学习如何写得更好，并且坚持不懈，直至目标达成。说真的，我知道如果没有写作，我不可能过上这么充实的人生。感谢您对我说过的话（也不知那封信放在哪儿了）……也感谢您在1980年抽空读我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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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眼眶有些湿润。奈德和凯瑟琳那时正好在镇上，我就给他们看了瓦莱丽的邮件，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感到过如此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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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这种事也仅此一次，不可能再发生了。有些人做善事，将自身的安危置于巨大的风险中——比如收留犹太人躲避纳粹的迫害——按他们说的，这根本不算是选择，事情本该如此。这类 人在做出特别无私的行为之前，不会去分析成本和收益。“我没做什么不寻常的事，换成任何人都会这样做的。”他们说。那些在战争中特别无私的人，在战前、战后也是一样。高度利他主义深入他们的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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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其他访谈中提到的关于生存理由的关键词，“善良”有其固有的操作上和哲学上的缺陷。如果你活着是为了善待别人，最不愿意伤害别人的感情，那么“善良”可能会让你搞砸一切。亚里士多德说，“完美的人”相信“善行是优越感的标记，而接受就代表低人一等”。此外，如果你活着的唯一理由就是做善事，你付出了无限真心，假如被拒绝，那你的人生岂不是没有奔头儿了。所有一元化的生存理由都有这个问题。寻找和坚持人生的意义，就跟制订稳健的理财计划没什么两样——要么使其丰富、多样化，要么就自己承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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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另一个在谈话中被提及的生存理由，它需要人们慎重思考，但也不是那么简单。就像《不朽的自我》封面上的那个婴儿，有一天也许会在万恶的抉择里挣扎：我是要一个幸福快乐的，还是有意义的人生？也许你已经在挣扎了。若你不是你高中同学里最酷、最受欢迎的小孩，你很可能也会挣扎。想想那些夜晚，你独自坐在卧室，读着《一个人的和平》（A Separate Peace），你问自己，如果有选择，你愿意用智慧和潜能换取好看的外貌和服饰，还有上层人士那空虚而快乐的生活吗？必须有所取舍吗？你不能深刻自省、感受日常简单的快乐吗？某种程度上而言，你当然可以。追求幸福和意义是相辅相成的。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长期研 究幸福和意义的区别，在做了大量研究后他发现幸福和意义有重合的地方。当然，两者也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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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自己觉得人生很幸福的人，确实都很幸福，因为他们的物质欲望和需求得到了满足。物质让他们幸福：大而舒适的房子、美好的假期、情绪低落时的一件新外套。对于他们而言，金钱可以让他们买到眼前的幸福。然而，那些认为自己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知道金钱既买不来快乐，也不能换来其他的意义。（没有或只有一点必要的经济实力，就很难有幸福和意义，这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削弱人们对意义的感受，虽然对前者的作用更大。）鲍迈斯特说，矛盾的是，人们对意义的感受通常和焦虑联系在一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你独自坐在卧室读《一个人的和平》，在忧郁的同时还有些骄傲。相信生活艰辛，这本身就和充实的感觉成正比，很有可能是因为逆境和痛苦需要有意义的反馈。鲍迈斯特提醒我们，我们接受困难的挑战越多，我们就越有可能以失望告终。这不会让我们更开心，但却会让我们明白自己至少为有价值的事情奋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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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哪种人生更好，幸福的，还是有意义的，上层人士的生活方式还是我们的，关于这个问题，争论的火药味十足。对抗的双方是所谓的积极心理学家和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积极心理学家说幸福是重点。“不，意义才是重点。”存在主义心理学家反驳道。呃，积极心理学家答道：“找到人生的意义，不过是获得幸福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样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积极的情绪体验（温暖、舒适和愉悦），参加有趣的活动，和他人保持牢固的关系，以及个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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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心理学家在维克多·弗兰克的理论指导之下，又会怎么反驳这一点呢？他们说：“这不对，意义是幸福的源泉。”（哈佛大学格兰特研究的主任说，幸福是马车，爱是提供动力的马匹。这我也同意。）据存在主义心理学家所说，幸福会降临在以下几种人身上：愿意接受新体验的人，富有创造力和建设性的人。没有意义就没有幸福。如果你认为你的人生没有意义，你将会感到不满、无所事事、焦虑、无助和沮丧，你将会感到无聊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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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派人都希望我们找到最佳的答案，这让他们势同水火，你来我往。一些来自交战前线的报道被发表在学术期刊上，有篇文章表明积极心理学家认为存在主义心理学家悲观、自恋，对负面、悲剧的事情喋喋不休，过度关注死亡和走向死亡的话题。反过来，存在主义心理学家认为，积极心理学家是生活在梦幻乐园的盲目乐观者。他们无视道德困境带来的罪恶和社会不公正的影响，让生活听起来太过简单。当他们的基本原则被放大成心理自助书籍，看起来太过简单了，简单得让人怀疑（《真实的幸福：用新积极心理学实现你的潜力，获得长久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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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的故事作者理论有个优点，无论是和积极心理学还是存在主义心理学，都能和平共处、发挥作用。脑海中故事作者的任务是写一部实现主人公目标的人生故事，但事实上不可能达成要求，因此，重要的是，故事对于你自己而言有价值就好。所以也许归根结底，是你的常驻作者最擅长哪一类故事。我的作者碰巧对卡夫卡、罗斯和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很感兴趣，类似存在主义心理学的东西。而你的作者可能偏爱“人人至上”型的故事——我想我能行，我想我能行！——奥普拉读书会里研究和推荐的那 种。从本质上来讲，没有哪种故事一定优于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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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琳达的某个朋友一反常态，开始反过来拷问我。她问我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有没有学到什么，有没有什么改变？哦，问得好！我当时想。片刻之后，我告诉她，和其他人一样，以前我总是说，最希望我的孩子们开心，当然也要健康。现在我就不确定了。然后我看了看四周，发现房里其他人都在看我。不，我说，我极力想要恢复镇定，当然我还是希望我的孩子们健健康康，但我不再说希望他们快乐。接着又投来不少惊讶的目光。好吧，我当然希望他们快乐，但不是那种浅层次的快乐。因为如果他们只是表层上的开心，那总有一天会发生什么让他们不快乐的事情。正如维克多·弗兰克所说的，在我们的文化里，不幸福是不正确也是不正常的，这就意味着，我的孩子即使有足够的理由不幸福，他们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有问题。他们就会活得更不开心，因为每个人都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可怜，这让他们的不开心成指数放大……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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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没人懂我的意思。我说道，听我说，不能随便对孩子许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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