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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哲学：寻找人生意义的12堂哲学课 尾声 思考死亡，就是思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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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戴利1978年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时年17岁，2008年退役，去过贝鲁特、格林纳达、巴拿马，参加过两次伊拉克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在为美国战斗期间，他五次负伤、撤离。他经历过的最具挑战性的情形是2004年11月在伊拉克的第二次费卢杰战役，在那里发生了自越南顺化战役以来美军经历的最激烈的巷战。2004年一年中，伊拉克和其他国外反叛武装在这座“清真寺之城”构建了坚固的阵地，在全市范围内布置了狙击手和路边炸弹，准备跟陆战队决一死战。五角大楼认为该市已经成了大约5000名基地武装分子的据点，为首的是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领袖扎卡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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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陆战队开始进攻，行动代号为“破晓行动”。美军首先乘坐布拉德雷战斗车辆开进，然后陆战队队员在大炮和重武器的掩护下步行跟在战斗车辆后面。他们从该城的北侧入城，一座房屋一座房屋地向南推进。汤姆说：“我愿意把费卢杰描述成像是在开一辆车，接着这辆车压到了一块冰，车开始旋转，失去了控制。所以你就往一侧打方向。这是本能的反应。这种情况很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显然你会死掉。我老实地告诉自己，在那险象环生的情况下，人人都会随时死掉。有时，为了集体的利益，你得去冒险，或者把别人送入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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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27岁时接触到了古代哲学，他拿到了人文学科的硕士学位。由此汤姆发现了马可·奥勒留，读了他的《沉思录》。他说：“我喜欢的一点是，他是一位士兵。我喜欢的另一点是，这本书是他写给自己看的，不是写给大众看的。他是在努力弄清如何安排他自己的生活。我认为人们应该以行动来说明该如何生活，而不是通过强迫他人相信你相信的东西。”汤姆最近去伊拉克和中亚其他地区执行任务时，随身带着奥勒留、爱比克泰德和塞内加的书，一有空闲就读。他说哲学思想和技巧能赋予他应对险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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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这是我接受斯多葛派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服役的人、打仗的人，他们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不想打仗，他们不想这样。他们知道，这与电影里的不一样，没有任何荣耀之处。他们只是在干一个活。有时你会处于你不喜欢的情境，但是你要干活。大部分士兵都会抱怨。我努力不去抱怨自己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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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2008年从海军退役，回到妻子身边，回到他们刚买的新家——有5.6英亩，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附近。他说：“我想回来定居，过平静的生活。我一直在与网上的斯多葛派群体一起做事，我希望它继续扩大。”但是汤姆的计划没能实现。在采访的最后他对我说，昨天他发现他长了一个脑瘤。他说：“医生昨天跟我确认了。我还没告诉我妻子。我将在圣诞节过后告诉她（采访是在12月22日），我不想毁掉她的圣诞节。她可能不希望我向她隐瞒，但事实就是如此。医生希望尽快给我做手术，应该是在明年一月的第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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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些惊呆了，对他说我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很难过。我问他作何感想。他说：“哦，不是你想听到的那样。我一直在想这个家中如果我遭遇什么不测，我妻子的生活有保障吗？不过实际上，抵押贷款上过保险了，所以如果发生意外，我妻子能留住这套房子。”我问他肿瘤有多严重。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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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从医生那里得到直接的回答。我去过伊拉克和阿富汗几次，有好几次我都可能被击中。在服役过程中我五次负伤，但我依然从不相信我会在那样的情况下死掉。这次的情况不一样。一个不同是，现在不会立刻死掉。我也知道我的身体可能会受到损伤。我已经丧失了一些语言能力，记忆也出了问题。我的一个朋友2007年去世，几乎是跟我一样的病。他12月做的肿瘤手术，到第二年8月就去世了。所以我可能只剩大约6个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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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着问他对死亡的态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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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部分觉得，这就是你的命，像苏格拉底面对死亡时一样。另一部分想，医生也许可以帮我。马可·奥勒留说过大致的话，你可能只剩一天了，或者还剩十年，但是所有人都会在某个时候离开人世。这不是勇敢，只是接受不可避免的事情。从统计学上来说，情况并不妙——如果历史上所有人都死了，那么很有可能它也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希望不是明天，但那不是我能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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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相信来世吗？”他说：“我想有，但也可能没有。马可·奥勒留也说过，‘如果存在上帝，那令人感到安慰。如果我们只是原子，那就不会有任何感觉。’如果存在上帝，我可以肯定他会理解我的想法，以及我为何那样想。”患病的消息改变了他的想法了吗？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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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人们应该反复地思考他们所过的生活。我是我想成为的人吗？我误导过别人吗？有些事情是我不能控制的——过去，或者未来。我像其他所有人一样被生活缠住了。我没有做到思考第一，但是我努力反思我自己和我的行为。我是一个正在进展中的作品。我能否完成这一作品并不是我能决定的。但我现在将加快去完成。我希望我能有时间去写我自己的《沉思录》，建议人们该如何生活，写给我儿子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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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作为一个斯多葛派，他该跟他的情形做斗争，还是接受它？他说：“二者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就好像去打仗，我接受我可能会战死这一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不战而败。如果我还不该死，我就战斗到底。如果我的死期已到，我会赴死，不流一滴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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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采访两周后，汤姆于1月4日进入手术室。起初恢复得很好，但后来状况恶化，他陷入了昏迷，于2010年1月26日早上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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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将面对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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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能成为精神练习吗？古希腊人认为能。实际上，对他们来说，死亡就是精神练习，其他练习都是为它做准备。如苏格拉底所说，研究哲学就是“练习死亡”。塞内加认为，“要用一生的时间学习如何死亡。”马可·奥勒留也赞同“连死亡都是生的一部分，只需要看到漂亮地完成这一刻。”对古代哲学家来说，我们面对死亡的那一刻将最终测试我们的哲学练习的成果。我们真的改变了自己，实现了不可动摇的安宁了吗，还是只是说说而已？我们死得是否漂亮？我们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看到，苏格拉底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表现得彻底像一位哲学家。柏拉图用完美的表达技巧重现了这一戏剧化的场景：苏格拉底的朋友们围着他啜泣；他的妻子赞西佩痛哭得不能自己，不得不被带出房间；行刑人在一边等着，端着一杯毒芹。在这种混乱中，苏格拉底的“神态和语言在死亡时刻是如此高贵，如此无畏，在我看来他好像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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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之死非常戏剧化，柏拉图本来是想成为一名悲剧作家，但苏格拉底的死没有任何悲剧之处。在某种意义上，《斐多篇》是反悲剧的。这里具备悲剧的所有要素——不公正、谋杀、朋友和家人的哭泣，主人公天年未终就要死掉。但在这种情况下，主人公固执地认为，他没有遭受什么不幸，所有人都不该哭。这就是《斐多篇》传递的信息：死亡不是一件坏事。苏格拉底努力让他的朋友们相信死亡不是坏事，他说服他们的办法是，向他们证明灵魂是不朽的，然后描述死后灵魂的命运。《斐多篇》是一张灵魂的地图，为自己死后的灵魂之旅做好准备，一些希腊人和罗马人去世前会读它，就像一些佛教徒临死前让别人给自己读《西藏生死书》一样，为灵魂之旅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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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对我们说，死后，灵魂离开身体这一牢笼，升往天堂，“跟纯粹灵魂交谈”。然后到了一个实行审判的地方，仍然跟物质的东西连在一起的灵魂在那里忘掉他们的前生后转世，那些用哲学净化过自己的人“之后将不带肉体地生活，住到更美的地方去。”对于灵魂之旅的各个步骤，《西藏生死书》对它的描述是确信的，苏格拉底则说得不那么确定：“我不是要断言我所做的描述是完全准确的——一个理性的人不该轻易那么说。但是我要说，由于灵魂是不朽的，因此有这么个信念并不错，也是有价值的。”根据苏格拉底的说法，死亡就不是坏事，因为灵魂是不朽的，在离开身体之后最后会跟神合一。死亡就是哲学家对死亡漫长追寻的终结，在那一刻他对神的追求到达了顶峰。因此苏格拉底说，“他难道不是快乐地死去？他肯定会，我的朋友，如果他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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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壁鸠鲁式的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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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你不相信来世或者不确定死后灵魂会怎样，那样还会有所谓善终吗？伊壁鸠鲁派认为死后灵魂不会存活，但他们仍坚持认为，死亡不是坏事，明智的人可以“善终”。死亡不会给我们带来伤害，因为伤害寓于不愉快的感觉，但一旦我们死了，我们就不会感受到任何东西，因此死亡不会给我们带来伤害，它不是坏事。对伊壁鸠鲁派来说，善终是我们平静、快乐地告别人世，有朋友围在身边，愉快地想起我们分享的所有快乐时光，不会毫无必要地担心来世和安全，因为我们知道，如卢克莱修所说，死亡“比最深的睡眠还要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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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死亡的一个实例是大卫·休谟的辞世，他是18世纪的一位哲学家和无神论者。在60多岁的时候，在经历了漫长杰出的随笔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生涯之后，休谟患上了消化不良，大概是癌症。他的朋友哲学家亚当·斯密告诉我们，最初休谟战胜了疾病。但是症状又复发了，“从那时起他放弃了一切康复的念头，但极其快乐、极其满足地屈服于疾病，顺从于死亡。”去世前不久，斯密去看望他，休谟高兴地说：“我已经做了所有我想做的重要的事情，我已尽力令我的亲人和朋友过得更好。因此我完全有理由满足地死去。”我们读到，在最好的时日，休谟“完全不焦虑、不焦急、不消沉，看有趣的书来度过他的时光”。他“高兴、镇定地离开了人世”。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做完我们想做的重要的事情呢？在那种情况下，死亡是不是坏事？我们可能会同意，由于缺少来世的证据，死亡肯定是阿尔伯特·艾利斯所说的“令人憎恨的事情”，尤其是当它在我们年轻时就降临，当我们还没有享受漫长的人生的时候。但多长算漫长？我现在34岁，这意味着如果我活在别的时代或者别的地方，我活这么长已经很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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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与较差的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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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我们不同意古希腊哲学家的观点，坚持认为死亡是一件坏事，我们仍可以同意，存在着较好和较坏的死亡。没几个人能选择自己的死因，但有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选择我们辞世时的风度，有能力控制这一过程，哪怕只是在很有限的范围内，能让垂死的人在最后几周或几天里获得一些安宁和满足。当代英国思想家查尔斯·里德贝特在2009年秋天失去了他的双亲。但是他2010年在一次演说中说，他的父母死得完全不一样：他父亲的死很糟糕，而他的母亲得以“善终”。他父亲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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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很可怕的病房，艾尔代尔总医院的3号病房。房间里天花板已经褪色，到处都是医疗设备，病房极其标准化和单调。那里一点儿也不干净。我母亲去探望我父亲时，她要穿越那些设备，去亲他一下。在这样的时刻，这个可怕的病房才能因为这种亲密的举动而有一些生气。但她穿越设备去亲他这一景象反映了这里的问题：杂乱的设备很碍事，应该清理一下，同时也可以让病房显得有些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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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的母亲在他父亲去世几天后也生病了，她被送往布拉福德皇家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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