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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哲学：寻找人生意义的12堂哲学课 附录二 有趣有用的苏格拉底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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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提出了一种“有限普遍主义”，认为苏格拉底及其继任者提出的情绪认知理论（苏格拉底传统的步骤一、二和三）符合人类本性的生物学事实，不管我们的文化有多么特殊。但是，我还一直努力说明，这一传统到了第四步，关于幸福生活的定义时，就走上了不同的方向，如果认为所有的幸福生活理论都是客观真实的，应该强加给整个社会——这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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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的读者可能会对我的主张中的有限普遍主义、本质论和非历史主义提出异议。我真的认为苏格拉底的传统符合，一直符合、将来也会符合人性吗？这不是把西方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的伦理学强加到无数种人类经验上吗？我会做出三点答复。首先，我的理论并不全是非历史的、普遍的，我并不认为苏格拉底式的对情绪的看法适合原始的、万物有灵论文化。苏格拉底代表了西方文化中晚近才出现的后万物有灵论世界观的一个关键时刻。他是一种转变的标志，以前，像万物有灵论者一样，人们把人的激情理解为精灵们引起的体验，从苏格拉底起，人们把人的情绪理解为个人自己的信念的产物，它是人自己能够控制的。这一时刻是自我和个体责任的诞生。在万物有灵论文化中，情绪障碍被外在化，被归为精灵的作用，治疗方法也被外在化，要由萨满来执行。在后万物有灵论文化中，情绪障碍被归结为个人自己的信念，治疗方法由他自己来执行，或者由他自己跟心理治疗师一起执行。这两种办法也许都有效，把后万物有灵论的世界观输入到万物有灵论文化中并不一定合适。所以，在这种意义上，苏格拉底式传统不是普遍的、非历史的，而是出现于人类进化的特定阶段（是非常晚近的现象，只有2000年左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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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苏格拉底式的传统本身是历史的，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形式。雅典人的斯多葛派不同于罗马人的斯多葛派，后来的每个年代都形成了它自己版本的哲学——苏格拉底传统下的其他哲学流派也是这样。这些版本可能都遵循了苏格拉底传统的前三步（人类能认识自己、改变自己并养成新的思考、感觉和行为习惯），但是它们将会依照个人的性格和时代的环境，在第四步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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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苏格拉底式方案依赖的情绪认知理论不只出现于西方哲学中，所以我认为它并不全是西方人的建构。在其他哲学传统中，尤其是佛教中明显能看到它。《法句经》的第一页上，佛就说：“他骂我，他打我，他击败我，他抢我——怀着这种想法的人将永远带有恨意。”佛教好像还跟斯多葛派一样有圣人理想，把自己变成抵抗激情的堡垒：佛说圣人“把自己的想法变得像堡垒一样坚固”，马可·奥勒留也说要撤退到心灵的内部堡垒中。这两种传统都说，我们应该把自己从对外界事物的依附和厌恶中解脱出来，这样才能在任何条件下都做到平静、仁慈。这两种传统都强调要警觉、守护你的心灵，不要被自动的情绪反应冲昏头脑（这也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一个主题）。但是佛教值得赞扬的是发展出了一个一整套提升心灵技巧武器库，其广度是古希腊人没有意识到的，虽然他们表示灵魂的词pneuma也有“宽度”之意。许多现代斯多葛派在练习时冥想，我们已经知道，古希腊人和佛教徒的治疗技巧在认知行为治疗中有一致性。伊壁鸠鲁派以及斯多葛派专注于当下的技巧，以及“不要提起已经结束的痛苦”，佛教中都有对应的说法，尤其是禅宗。怀疑论者超越一切心灵建构的技巧在东方哲学中也有共鸣——实际上，皮浪就是在跟亚历山大大帝一起去印度时萌生他的怀疑论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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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佛教和苏格拉底传统也有一些重要的差别。同情在苏格拉底传统中不是主要的角色，而培养同情心是佛教传统的重要部分。佛教本来是一种僧侣哲学，鼓励其信徒脱离社会，建立他们自己的宗教团体——这跟斯多葛派不同，斯多葛派的追随者积极参政，但跟毕达哥拉斯派类似，他们像佛教徒一样相信转世。最后，佛教努力要做而古希腊哲学家从没做过的是，把其信仰和神话、仪式、大众节日结合了起来，因此佛教今天仍然是一种大众宗教、一种活跃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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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看到赫拉克利特和斯多葛派的逻各斯类似于道教的道。赫拉克利特和老子大概是同时代人，他们都说到对立统一的神圣的自然法则。他们都提出，圣人超越了二元对立，使自己跟自然的兴衰和流变保持一致。二者都提出，圣人应该脱离政治，隐居起来。老子在中国思想中的强大对立者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类似：亚里士多德和孔子都强调，使美德成为习惯能完善我们的本性，他们都很乐观地认为政治和哲学能够携手令大众更幸福。中国政府对孔子的复兴和幸福政治的接纳，类似于西方政策制定者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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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典籍中都有人努力把他们自己的传统跟苏格拉底传统结合起来，如犹太教中的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伊斯兰教中的肯迪、阿维森纳和阿维罗伊世德；以及基督教中的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和托马斯·阿奎那。这些宗教中都有人批评苏格拉底传统对人类理性太过乐观，相信尘世幸福的可能性。圣约翰说耶稣是道成肉身，他既是哲学家又是预言家。我们可以比较他传递的“天国在自身”这一福音和苏格拉底的使人们认识自己。耶稣所说的房子建在磐石和沙子之上的寓言也让我们想起马可·奥勒留的命令：要像被波浪冲击的山崖，稳固地挺立。中世纪的基督教赞颂斯多葛派，把塞内加奉为圣人，斯多葛的上帝之城的概念影响了基督教，尤其是圣奥古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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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们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耶稣好像认为末日即将来临，人类在迈向善恶之间的最终决战。他显然也相信魔鬼，撒旦是被派来考验人性的。这都跟希腊哲学乐观的理性有着很大差别。耶稣的门徒，从圣保罗起，表现了对学习的敌意，这种态度在狂欢式的反智主义运动中达到了顶点，如洗劫亚历山大图书馆，杀害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希帕蒂亚（公平地讲，罗马人，包括马可·奥勒留，都曾杀害基督徒）。虽然基督教跟斯多葛派一样，以为人类都是手足，但仍保留了《圣经·旧约》中的好斗的部落特征：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基督是上帝唯一的儿子，是通往天堂唯一的大门，那你就永远待在地狱。我从来不相信这些。但是我认识到，论创建精神团体，用集体灵修、神话、仪式和节日把这个团体凝聚起来，鼓励慈善活动，基督教把希腊哲学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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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地说，我认为情绪认知理论符合我们的生物本性。因此，苏格拉底传统，包含许多有趣的以这个理论为基础的自我转变和社会转变观念与技巧，对许多文化来说都可能是有趣的、有用的。然而，对苏格拉底传统也有一些有效的批评，比如过于强调自足、理性的个人，缺少同情和慈善观念——我在本书中已经批评过了。实际上，西方哲学中有一个跟苏格拉底传统完全相反的传统，我们将在最后一篇附录中考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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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哲学：寻找人生意义的12堂哲学课 附录三 让理性放假，在音乐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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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谈谈一种跟苏格拉底传统敌对的、批判它的哲学传统，我称之为“狄奥尼索斯传统”，包括威廉·布莱克、尼采、J·G·哈曼、D·H·劳伦斯、卡尔·荣格和亨利·米勒等浪漫主义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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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传统的美德是自我控制、理性、自我意识和慎重。苏格拉底传统尤其提出了灵魂的等级，其中灵魂的意识、理性部分是最高的，直觉、情绪和欲望部分被认为是最低的。根据这种等级划分，苏格拉底和他的弟子们提出，最高级的存在是哲学家的理智，而不是艺术家、士兵或恋人们的身体或直觉生活。狄奥尼索斯传统赞美一种非常不同的生活方式。苏格拉底劝诫人们要自我控制，狄奥尼索斯则鼓励人们放纵于性、音乐、舞蹈和狂欢。苏格拉底劝诫人们要理智、慎重，狄奥尼索斯则鼓励人们超越一切限度和束缚。他还有一个名字叫holysios——带来解放的人。他把我们从一切谨慎、小心和节制中解放出来。苏格拉底劝诫人们获得有意识的、拥有科学知识的自我，狄奥尼索斯的追随者则赞美无意识和直觉的力量——劳伦斯称之为“血性意识”，还赞美对活力和愉悦的深度感受，当我们跳舞、做爱或陶醉时获得的那种感受。狄奥尼索斯和他的追随者会嘲笑苏格拉底以及和他一伙的哲学家，嘲笑他们荒唐地声称“未经省察的生活不值得过”，相反，他们会提出，你越省察生活，生命在你的显微镜下越枯萎、无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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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说，你最不应该向哲学家打听人生建议。瞧瞧他们，瘦弱、苍白、结结巴巴，看上去就不健康，明显与社会脱节。大自然用虚弱和怯懦折磨他们，所以他们就编造了他们自己人为的、自我意识版的幸福，由此来报复大自然。这些哲学家一边咳嗽一边说，“只有美德才是幸福。”但是我们狄奥尼索斯派知道他们在撒谎，我们知道真正的快乐源于身体，源于打猎、跳舞和爱情。下回哲学家让你去练习理性和自我控制，你就嘲笑他们，揪他们的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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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喜欢狄奥尼索斯传统。我大学时学习英国文学，我最喜欢的书是劳伦斯的《虹》和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尼采这本书激愤地批评苏格拉底乐观主义的理性论，他指责说这种理论砍断了我们以前拥有的跟狄奥尼索斯悠久、深厚的联系。我们应该反抗苏格拉底造成的启蒙运动理性观，回到狄奥尼索斯的直觉、身体、无意识的世界。那时，这种观点听上去让我觉得很正确（现在我觉得有趣的是，劳伦斯和尼采这两个多病、书生气的知识分子竟然如此推崇身体、力量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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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幸的是，我青春期狄奥尼索斯式的反叛让我受到了伤害。对开派对来说，狄奥尼索斯很有好处，但是他永远都不会去结账。我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后，又去向我最喜欢的作家劳伦斯寻找建议。我觉得我患的是劳伦斯所说的现代文明最大的疾病：思考过度。我陷入了自己的意识之中，陷入了反复出现的消极思想，断绝了与我的无意识、我的血性意识这一活力源泉的联系。我要是能停止思考该多好！那么该怎么治疗呢？劳伦斯诊断出了病症，但是他没有治疗方法。他在小说中毫不同情那些患上了神经官能症和有精神创伤的人。我们在他的书中经常会遇到受了精神创伤的人（他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时许多年轻人带着精神创伤回到了家），我们经常被告知，这些人“崩溃了”、“死了”、“空洞”、“被毁了”，他们毫无希望；他们也许应该被带出悲惨的境地。这对我来说没有多大的安慰。这让我认为，我也没什么希望了，我应该自杀。但是我没有。相反，几年之后，多亏了古希腊哲学和认知行为治疗，我好多了，这两种东西让我发现，我的病因不是我狄奥尼索斯式的生命活力出现了问题，而是由于我的信念有问题。通过苏格拉底式的自我省察，我意识到了我自己的信念，并学习如何挑战它们，改变它们。我经由苏格拉底而非狄奥尼索斯康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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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会不喜欢认知行为治疗。他会说，“全都在头脑，在理性中，它跟我们的生命之血这一深厚的源泉断了联系。它不是我们现代疾病的治疗方法——它本身就是疾病。这只是又一种用技术层面上的理性控制我们的野兽灵魂的尝试。”类似地，尼采会对积极心理学及其对幸福的崇拜感到惊愕。他会喊道：“他们是历史上最后的人。在《诸神的黄昏》中，他们发明了对幸福老套的崇拜。”我对这一观点有些同感。人类灵魂中并非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用计算机问卷加以量化的，然而，我认为劳伦斯、尼采、荣格和那一时期的其他非理性主义者本末倒置了。我们的无意识、我们的梦境、我们的自动—情绪系统，听从我们的思想和信念。如果我们的信念有害，那么我们的整个精神生活都会出问题。如果我们想变得更健康，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办法——试图不再思考，试图回到一种原始的无意识，像劳伦斯努力做的那样。答案不是逃离有意识的思考，答案是停止愚蠢、糟糕、破坏性的思考。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就能够把自己从过度思考中解放出来。我们可以想得少一点儿，单纯地享受当下，享受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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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也需要从狄奥尼索斯那里借鉴一些东西。在临终前，苏格拉底对他的弟子们说，他屡次在梦里听到一个督促他的声音，叫他去“创作音乐、传承音乐”。他不明白这个梦的含义，但也许这个梦是在告诉他，只有理性哲学还不够，有时我们还要向我们的本性中更狂野的那些神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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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哲学：寻找人生意义的12堂哲学课 生活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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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朱尔斯·埃文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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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小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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