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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诚实的诚实真相：我们如何欺骗了每一个人，还有我们自己？ 高尔夫球选手更可能以哪种方式移动球而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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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问这些实验参与者：“设想水平一般的高尔夫球手挥杆击球时，意识到如果球的位置与原位置偏离约10厘米，就会有很大的优势。你认为这些高尔夫球手将球移动10厘米的可能性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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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3种不同的方式将这个问题呈现给参与者，每一种方式都描述了改变球的不利位置的方法（顺便说一下，在高尔夫球术语中，球的位置被称作“lie”，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巧合）。你认为水平一般的高尔夫球手会以什么方式将球移动约10厘米呢？（1）用球杆；（2）用鞋；（3）将球拾起，放在离原位置10厘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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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移动球”这个问题的目的在于，探究人们在打高尔夫球时是否会符合我们先前实验的结果：人们与欺骗行为之间的距离会影响他们欺骗的程度。如果距离与前文中讨论过的代币实验（见第二章）中代币起到的作用一样，我们就可以预测：用手直接移动球时，欺骗程度是最低的；用鞋移动球时，会使欺骗程度升高；而距离最远，即用能使人与球不直接接触的器具（高尔夫球杆）来移动球时，欺骗程度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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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验的结果与我们此前的实验结果一样，即人们打高尔夫球时的欺骗行为直接受到这一行为与其自身之间心理距离的影响。我们与不诚实行为之间相距越远，欺骗行为就越容易发生。该实验的调查对象认为，用球杆移动球是最容易的，水平一般的高尔夫球手在这种情况下用球杆移动球的概率可达23%。其次是用脚移动球（14%的概率）。最后，从道德上来说是最为困难的方法，即将球拾起，再移动其位置（10%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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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果表明，如果将球拾起再重新放置，我们就无法忽略掉这个动作的目的和意图，因此也会觉得我们做了些不道德的事。用脚移动球这个行为虽然与我们自身有一些距离，毕竟我们是用脚移动了球。然而，用球杆轻轻击球时（尤其是随意打，打得不准确时），我们就能相对容易地为自己辩护。我们可以对自己说：“球最终停在哪里也许就看运气了。”如此一来，我们几乎就能完全原谅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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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诚实的诚实真相：我们如何欺骗了每一个人，还有我们自己？ 第一杆和第九杆，高尔夫球手何时更容易使用“穆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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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20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戴维·穆里根的高尔夫球手在蒙特利尔的一个乡间俱乐部打球。一天，他的状态很糟，对自己击出的球也很不满意。于是，他将球重新放在了球座上，又试了一次。根据这个故事，他将附加的一击称为“校正击”，而他的伙伴认为“穆里根”（mulligan）这个名字更好一些。自此以后，“穆里根”就成为高尔夫运动中“附加一击”的官方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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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如果某位高尔夫球手的一击非常糟糕，他可能就会将其视为“穆里根”，然后把球放回原来的位置继续击球，仿佛刚才的一击没有发生一样。（我的一个朋友就将她丈夫的前妻称作“穆里根”）。严格来讲，“穆里根”是不允许出现的，但在友谊赛中，参赛者有时会提前约定是否可以使用“穆里根”。当然，即使在“穆里根”不符合规则或不被认可的情况下，高尔夫球手仍然会时不时地击出这样的球。而这些不符合规则的“穆里根”，就是我们下一组问题所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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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问实验参与者，高尔夫球手在不被其他球员发现的情况下，使用不符合规则的“穆里根”的可能性有多大。在这个问题的一个版本中，我们问参与者中的某个人在打第一杆后，使用不符合规则的“穆里根”的可能性有多大。在这个问题的另一个版本中，我们问参与者中的某个人在打第九杆后，使用“穆里根”的可能性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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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地说，针对这两种行为的规则并无不同之处：两种行为都是被禁止的。同时，与打第九杆时相比，似乎在打第一杆时我们更容易将“穆里根”合理化。如果打第一杆后就重来，你可以装作“现在，我正式开始比赛了，从此刻起，我打的每一杆都会计分。”但如果你在打第九杆，你就不可能装作比赛还没开始。这意味着，如果你使用“穆里根”，你就要承认自己确实是少算了一次击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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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从其他实验中得到的关于自我辩解的知识，我们对这次实验的结果作了预测。我们发现此次实验中人们使用“穆里根”的意愿在不同的时间会有很大不同。我们的实验参与者预测到，40%的高尔夫球手会在打第一杆时使用“穆里根”，而15%的高尔夫球手会在打第九杆时使用“穆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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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诚实的诚实真相：我们如何欺骗了每一个人，还有我们自己？ 高尔夫球记分卡和薛定谔的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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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组问题中，我们要求高尔夫球手想象他们要向5杆洞（水平较高的选手击球5次就可进的洞）击6次球。这个问题的一个版本是：水平一般的球手是否会在他的记分卡上写下“5”，而不是“6”。问题的另一个版本是：水平一般的高尔夫球手正确记录其杆数，但在累计杆数时，却将6算成了5，通过错误的累计得到了同样的高分，这样的可能性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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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要知道，高尔夫球手是否认为一开始就写下错误的杆数属于比较正当的做法，因为一旦写下杆数，就很难再有理由为其错误累计（这类似于重新放置球的行为）寻找托词。毕竟，对杆数进行错误累计是明显而又刻意的欺骗行为，很难将其合理化，这就是我们所发现的现象。参与实验的高尔夫球手预测到在这种情况下，15%的高尔夫球手可能会写下比实际表现好的杆数，而少数人（5%）可能会错误地累计他们的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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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高尔夫球手阿诺德·帕尔默曾经说过：“我有个小技巧，这个技巧可以帮助任何人在高尔夫球赛中少算5杆，这个技巧被称作橡皮擦。”然而，似乎大多数高尔夫球手不愿意采用这样的技巧，一开始就写下错误的杆数，至少他们可以更安心地进行欺骗。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如果一棵树倒在森林里” 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如果一个高尔夫球手在5杆洞击了6次球，他的杆数没有被记录，也没有人旁观，那他的杆数应该是6还是5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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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方式谎报杆数的做法与名为“薛定谔的猫”这一典型的思维实验，有很多相同之处。埃尔文·薛定谔是奥地利物理学家，1935年，他描述了以下情景：一只猫被密封在铁盒中，盒中还有一个可能会衰变，也可能不会衰变的放射性原子核。一旦原子核发生衰变，就会引发一连串的效应，最终导致这只猫死亡。但若其没有发生衰变，猫就不会死。在薛定谔的设定下，只要盒子没有被打开，猫的生死就不详；我们既不能说它活着，也不能说它死了。薛定谔的这番描述意在批判量子力学无法描述客观事实，只能解决概率问题。现在，先不考虑物理学的哲学思辨，我们在思考高尔夫球的计分问题时，也能从“薛定谔的猫”的实验中获得一定的启示。高尔夫球中的杆数很像薛定谔实验中那只不知是死还是活的猫：杆数在未被记录的情况下，是不以任何形式存在的。杆数只有被写下后，它才能成为 “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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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疑惑为什么我们要问参与者关于“水平一般的高尔夫球手会如何做”这样的问题，而不是问他们自己在球场上的表现。原因在于，我们认为高尔夫球手会与大多数人一样，在被直接问到自身行为是否会不诚实时很可能会撒谎。通过询问他们对其他人行为的预测，我们希望他们可以更容易地说出真相，而不会产生承认自己做了坏事的感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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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想研究一下，哪些不诚实的行为是高尔夫球手愿意承认自己有过的。我们发现尽管许多“其他高尔夫球手”说了谎，但参与我们实验的这些高尔夫球手却像天使一样：当我们问到其自身行为时，他们承认自己有8%的概率会用球杆移动球以改善球的位置，用脚移动球的情况更少一些（有4%的概率），而将球拾起又重新放置的概率只有2.5% 。现在，8%、4%和2.5%似乎看起来仍是较大的数值（特别在知道一个高尔夫球场有18个洞，且有很多不同的作弊方法后），但与“其他高尔夫球手”的小动作相比，这些数值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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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高尔夫球手关于“穆里根”和计分问题的回答中，发现了相似的差异。我们的参与者说他们只有18%的概率会在打第一杆后使用“穆里根”，而在打第九杆后，只有4%的概率会这样做。他们还说自己只有4%的概率会谎报分数，且仅有1%的概率会有意错误地累计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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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对实验结果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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