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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逃离平等和效率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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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需要处理的事务当中，最容易引起分歧的就是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税收和关税、福利和食物券、租金管制、农产品补贴、天然气管制、最低工资法案、公屋制度、社会保险及其融资、电价立法、劳工法和劳资谈判都是主要关于收入分配的。至少，关于这些政策的争论实质上是关于农民、城镇消费者、失业者、业主、慢性病人、健康人和富人的收入和支出的。自由是一个争论点，但人们争论的实际是追逐利益或者生计的自由。权利是一个争论点，但人们争论的实际是享有福利的权利，工作的权利，接受延续生命的医疗服务的权利，继续从事诸如渔业、农业等受到威胁的职业的权利，或者是为工作和市场竞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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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死刑、堕胎、预防性拘禁也会产生意见分歧，尽管这些问题并不与收入分配直接相关。但是，这些问题也是与收入分配存在关联性的。正是将堕胎纳入医保范围重新引发了关于实施堕胎权利的争论，而死刑、被告权利涉及一些可能仅由于收入歧视而引起诉讼的程序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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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把伦理学问题放在一边，我们还是会遇到一些涉及经济利益的争论。汽车业、钢铁业和肉类加工业都希望免受国外同行的冲击，我们希望劳资双方在维护自身权益进行论证时，尽量控制在他们认为最令人悦服的道德范围内；那些政治领域里的对手们也应如此。但是，当我们中的一些人特别关注某项具体政策的伦理学含义或者整体上的收入分配，希望站在非利益关系人的立场上、基于公共利益作出是非判断的时候，经济学又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帮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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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收入分配的相对优势问题上，或者具体来说，在拒绝给不穷的群体一美元的同时，究竟应该给穷人多少钱才算合理的呢？答案是“不用很多”。尽管我给经济学注入了一些含糊其辞的伦理学特质，但是经济学分析的强项在于从不同的路径中选取更有效的方式实现特定的分配目标，而不是帮助人们决定目标是什么。它有助于让富人以更低的成本向穷人提供帮助。而且，在一些你不感兴趣的事情当中，经济学分析能帮助你认清，其实这个问题与你休戚相关！如果采用浪费最少的方式，富人以给定的成本能够为穷人做得更多。实际上，在多数时候，经济学通过在同一时间内观察两种事物来实现这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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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很像讨价还价过程中的经纪人或者调解人，善于促成一揽子交易。综合交易旨在寻求一种更优的交易方案，想方设法让谈判桌上肯于接受让步一方得到更有意义的收获。如果你工间休息所花费的成本和我急需的一个医疗扩展项目所花费的成本一样，那么，把工间休息时间与医疗项目做个交换，我们就皆大欢喜。但是，要想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把这两个议题同时拿到谈判桌上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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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要分析的是曾向学生们提出的另一个诱人的提议。起初，我的学生拒绝了，但当我从两个而不是一个维度处理之后，这个提议就变得很让人称心如意。在将个人收入从毛收入计算为应税收入的过程中，个人所得税可以扣减。无论这个孩子是婴儿还是少年，无论你有6个孩子还是只有1个，而且无论你的年收入是20000美元还是120000美元（这是我真正想要强调的），你的每个子女可以让你扣减1000美元的应税收入。问题是，年收入是20000美元的人每个孩子的扣减额度是1000美元，那么对年收入是120000美元的人来说扣减额度是否还应该是1000美元？正如我给学生们的提议，对于高收入人群应税收入的扣减额度应该高于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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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重视的问题是，高收入家庭在孩子身上花掉的钱更多，而且抚养一个孩子的费用也高得多。反对意见当然存在。一种反对意见提出，和穷人家的孩子相比，富人家的孩子已经享有很多特权了，所以他们不应在税收上享有特权，官方政策不应让富家子弟享受数千美元的税收扣减额度，而仅给寒门子弟1000美元。另一种反对意见则认为，虽然富人家的孩子的确比穷人家的孩子更费钱，但是我们既没有理由妒忌富人子弟优渥的生活环境，也同样没有理由让所有纳税人共同支持子女更多的富裕家庭；还有其他更有价值的理由值得我们设定更高的税收扣减额度。此外，还有一种观点是，有的富裕夫妻喜欢香车和豪宅，有的喜欢宠物，有的喜欢孩子。不管我们是不是支持他们把钱花在孩子身上，我们都不应该和他们分担这些费用，尤其是在我们不像他们那么富有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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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争论中，我的观点要取胜可不容易。但是，作为伏笔，我指出了一个反常现象。国会制定的税率表分为两部分。税率表中的一部分针对已婚未育的夫妻，另一部分则根据家庭人数做了调整。正是税率表后一部分的设定，做出每个孩子1000美元的固定应税收入扣减额度的规定。增加富裕人群的免税额会降低有孩子的富裕家庭的纳税数量，进而在总体上降低富裕人群的纳税数量。但是，国会完全可以制定一个不针对没有孩子的家庭的税率表，而是针对拥有两个或三个孩子的“典型家庭”制定税率表。那么，基本税率表就应该进行调整，因为没有孩子的家庭能交得起更多的个人所得税。再或者，可以设定一个“无子女附加费”。这笔费用可以通过取消一些其他扣减额度实现，比如取消针对一个孩子家庭的1000美元的扣减额度及针对没有孩子家庭的2000美元的扣减额度，也可以通过在基本收入上增加“虚拟收入”以计算应税收入的方式实现。问题是通过对没有子女的家庭增加应税收入的方式，与有2~3个孩子的普通收入家庭相比，我们是不是给年收入20000美元的家庭和年收入120000美元的家庭增加了同样数量的应税收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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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一个年收入20000美元、没有子女的家庭交的个人所得税要比收入相同但有2~3个子女的家庭多一些，但不会多出很多；年收入在60000美元或者120000美元、没有子女的家庭看起来能多交更多的税，仅仅是送一个孩子上大学，一年就要花掉10000美元。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让富人把该交的税都交了，一旦我们能让有3个孩子的家庭把所有能交的税都上缴，那我们就能让那些没有子女而且年收入在60000~120000美元之间的家庭交更多的税。看起来，对于那些没有子女而且年收入在60000~120000美元之间的家庭调整幅度还可以再大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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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在不久前，我们发现这一原则存在的数学矛盾。我们原本认为论证富人应税收入差距应该比穷人应税收入差距大是很难的，但现在我们发现富人应税收入差距就应该比穷人应税收入的差距大。既然相同的个人所得税率可以作为对没有子女家庭的基本税率，并在此基础上对有子女家庭做出调整；同样，相同的个人所得税率也可以作为对有子女家庭的基本税率，并在此基础上对没有子女家庭做出调整，不管我们怎样设定结果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仅仅通过重新设定相同的个人所得税率，我们得到的似乎是完全相反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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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学生们可以独立找到答案，但是我教学的目的不在于不同家庭子女的税收待遇，而在于两个维度提供的自由要比一个维度多。所以，我替学生总结出了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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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税率计算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收入，另一个是家庭规模。我们能分别控制这两个维度。的确，在特定所得税率下，一个孩子的应税收入扣减额度越大，富人交的税就越少。如果你的一个方案会首先设定无子女家庭的税率，而我的另一个方案只能设定子女的扣减额度的话，那我无法在不给富人家庭免除部分税收的前提下提高富人子女的扣减额度。但是，如果由我先做出决定，对有子女的高收入家庭设定差异很大的扣减额度，而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设定累进税率，如果你还希望富人缴纳税款的数额符合你的期待，那就只能寄希望于我会对孩子的态度出现根本性的逆转。通过设计税率，我们能让没有子女的富人比在扣减额度相同的情况下交更多的税，这样我们都能保持各自对高收入家庭子女的态度而不必为富人提供任何普遍性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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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维模型下，我们可以兼顾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能够通过调整扣减额度，让各自对每个收入水准下子女应该享有的扣减额度观念保持一致。而且，我们通过设计税率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能够让富人相对于穷人的纳税数量保持在我们希望的水准上。收入维度和家庭规模维度让我们能够同时实现两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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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分析的意义当然不在于我改变了学生的想法，好让他们能在吃午饭的时候跟别人鼓吹应当为富人家的孩子提供更高的应税收入扣减额度，再循序渐进地说服他们满腹狐疑的午餐伙伴。这个分析意在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这个原则是怎样在接下来的能源价格例证中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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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接下来的能源价格例证是什么？就是在能源成本上涨，能源短缺加剧的时代，面对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他们做了两件事：一是他们提出了应对能源成本提升的“有效”回应；二是他们将收入损失强加在消费者身上，且这种损失的分配是不成比例的，可能更多地影响穷人，尤其是生活在寒冷气候中或者依赖能源运输的穷人所受的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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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有效”回应是指：①人们会使用更少的燃料，因为可以用节省下来的钱买更多其他的东西；②需求更强的人能为使用燃料支付更高的价格，而需求不那么强烈的人会把现金省下来买别的东西；③在源头上加强燃料供应，但是，如果燃料价格较低则是不经济的做法，或者借助新技术让能源供应变得经济了，且节省下来能源的价值也会随之提高。我们先不考虑这里使用的“有效”概念含义是否相同，“有效”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但不需要在这里过多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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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是决定让燃料价格上涨，还是实施价格管制、补贴进口或者通过削减特定供应以降低需求，我们都面临一个交易困境。我们会伤害穷人以及还有其他对燃料有特别需要的群体：如果他们将大部分的收入用于购买燃料，那么可以用于购买其他必需品的钱就少了。或许，我们也可以通过设定刺激消费的价格帮助穷人克服这一困难。这里我们又一次要在平等和效率之间权衡。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困境吗？当能源效率与克服贫困之间存在巨大利益分化的时候，除了妥协没有其他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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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脱离困境，我们采取了二维方法。我们面前有两个问题，可以把它们称为能源问题和贫困问题。尽管它们会转化为效率问题和平等问题，但我们的目标是避免这种情况。就像最高法院尽可能避免宪法问题，并总是通过其他途径寻求解决途径一样，我们试图解决贫穷和能源问题，而不必在平等和效率之间进行选择。我们实现目标的途径是，即便我们有两个目标、两种尺度或者相互冲突的主张，但我们同时还有两套工具来应对。我们面对的是能源问题和贫困问题，我们要实施能源项目和脱贫项目。有两个要实施的项目和两个要实现的目标，我们就能逃避伦理学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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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需要一种方法，先筛选出哪些穷人及相关者受到燃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再估算出他们所遭受的损失，以给他们发放补贴。这并不简单，但也不是难到不能完成。没有任何一个项目能够精准确定所有需要帮助的对象，很难避免夸大和遗漏。但是，与拉低天然气价格相比，实施高天然气价格与针对非富裕阶层（穷人或者赤贫者）的独立补偿计划相结合的策略，就会相对容易得多。因为拉低天然气价格，不仅意味着抵制所有想要享受低价天然气的非本地消费者，而且意味着不鼓励寻求新的天然气资源，而组合策略让本地的富人和穷人一起享受低价天然气，相应的富人能够享受更多的好处，因为他们能买得起更多的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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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在享受低价天然气又不能申请贫困补贴的人会反对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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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部分穷人和他们的代表也会遭到反对的。经验告诉他们，将问题简单地一分为二，有时候会为一部分人逃避对穷人的责任提供借口，同时也会让另一部分人忽视自己的职责。让国会中两个独立的委员会分别处理能源定价和补偿穷人的两个问题，如果负责能源定价的委员不保护穷人的利益，那么，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确保另一个委员能够保护穷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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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可以再一次将一个伦理学问题转化为一个政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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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能遇到了另一个伦理学问题。这个问题在原来的方案中并没有体现出来。如果我们有钱补偿给穷人，为什么只向因燃料价格上升账面状况恶化的穷人提供补偿呢？假设我们在汽油上收50美分的税，之后将这部分税收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抵消低于低收入阶层家庭的消费增长。作为一种收买穷人以使其放弃反对税收立场的方法，集中扶助因该项税收而情况恶化的穷人是一种非常精明的政治手段。但是，一旦我们拥有了税收收入并根据其对燃料的依赖程度来帮助一定比例的穷人，就会有人说，在收入最低的10%的人口中，有人在加征这一税种之前要比加征这一税种之后还要穷很多。年收入8000美元的家庭每周消费8加仑汽油，按照每加仑50美分的税率，这样的家庭每年得交200美元的税，他们的年收入下降到7800美元；但是，年收入6000美元没有汽车而且更老一点的家庭却没资格得到汽油补贴。那些需要自己粉刷房子的贫困家庭发现油漆的价格涨了200美元，他们可能更希望汽油税的收入能帮助他们填补这部分差额，而不是仅仅帮助使用汽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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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看起来是个伦理学问题，但不是我们开始时遇到的那个了。它反映了我们的政治体制。我们的体制认可有一些贫困、弱势和值得帮助的人需要得到必要的援助，但不是采用统一的方式决定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帮助、处理他们的需要，而是更倾向于通过一些个别的、彼此不协调的方式为穷人提供一些帮助。我们不仅提供食物券、医疗和廉租房，而且也试图提高农产品价格、推行控制房屋租金项目。这种零敲碎打的方式倒是没有发挥什么负面作用，但它确实不断在汽油和燃料补贴等计划中引发伦理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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