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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市场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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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能像对市场经济的信仰一样，把经济学家和其他人区分开。有时，市场经济也被称为自由竞争市场。在处理经济学和政策的时候，有一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人们，不仅非经济学家不解，也有一些经济学家不能明确地区分：经济学家对市场运行方式的自信，在多大程度上是来自对市场经济的信仰、又在多大程度上来自经济学家的分析和观察呢？经济学家对结果的判断多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市场运行的观察呢？经济学家认为某个项目正确且公正，或者正确但偶尔不公正，或者不能确定是否正确且公正的时候，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自己对市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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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被混淆了。因为有的经济学家确实认为市场和自由选择就是一回事，也有人将市场解释成为付出后寻求相应回报的过程。基于对有效运作的竞争性市场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一个雇佣工人的劳动所得与他对整个生产所做的微量贡献价值相等，即使撤销某个人的贡献，整个系统仍旧可以运作无异。这里的伦理学问题是，一个人的微量贡献是否能帮助我们确定一个适当的薪酬比例。但是，批评这种理论的典型观点会更多地关注经验主义问题，主张事实中的市场并不是这么运作的。然而，有的经济学家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之后发现，在一个根据微量贡献分配经济活动成果的系统中，微量贡献表现为观念还是财产是更具伦理学意义的；其他经济学家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之后发现，这样的一个系统有巨大的实践意义，但几乎不涉及伦理学；大多数其他经济学家认为通过政策调整结果的需求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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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有一个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学派，20世纪30年代的带头人是勒纳（Abba Lerner）和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他们断言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定价模式应当模仿充分竞争的自由市场，这样的经济形态是对资源浪费最少的，外部市场的收入转移能够有效补偿人们不想要的任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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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不对市场进行任何干预，它的表现会很糟糕，特别是年长的经济学家更支持这一观点。但是，不干预后的糟糕程度比对市场进行调整的情况要小得多，尤其是市场只得到简单地调整，或者“聪明”地伪装市场规模并以一些“无辜”的偏好之名分配成本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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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一个经济学家是否认同重视市场自利的自发调节机制的伦理原则或意识形态，也不管其将这种伦理原则或意识形态看作个人自由本身还是仅与个人自由相关，大多数的职业经济学家都会承认其中包含伦理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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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激励性的例证。经济学家到处都能看到经济激励措施；他们发现，人们对经济机会和处罚的回应既不是攻击性的也不是强制性的；他们对于克服或反对击败敌人的激励毫无兴趣；他们有一种改变动机、抑制和改革动机甚至诱发动机的偏好，来让人们的行为总体上回报更多或者不那么令人沮丧。你能很容易地分辨一个人到底是不是经济学家，只需要问他，国家公园的露营地是不是应该在旅游和野营旺季收取更高的入场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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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让别人替他花他自己的钱相比，人们自己花自己的钱能过得更好，这是一个类似于市场经济试金石的观点。有时，我们可以把这个提升为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即消费者自己犯错的权利。但通常这个问题就这么简单，与其是给穷人家庭一个塞满超市商品的购物车，还不如给他们钱和空购物车，而让他们自己去超市买东西。我们认为，他们自己花钱的话能更好地发挥这笔钱的价值。从这个家庭的角度看，如果你支付他们一定数额的钱，那么让他们依自己的意愿去使用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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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原则，经济学家有许多要考虑的因素，诸如这个家庭对福利的期待以及其他因素。但是，总的来说，经济学家认为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是想要为穷人和老人发放食物券、地铁票代金券和眼镜而不是现金的人。找到证据并不难，但对多数经济学家来说，寻求证据的责任应当在不相信现金效率的人身上。这常常听起来像个伦理学问题，也可能它就是个伦理学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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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人建议，向贫穷家庭发放与采暖费收据所载金额相同的现金且不设价格上限，即便超过了正常价格下购买同样数量燃料的花费也可以。问题是为什么不能按照这个公式计算出来，无条件地提前把现金发给他们呢。反驳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是穷人，所以我们很难相信他们会把钱确实花在取暖上，他们可能把钱花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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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经济学家只能在那无奈地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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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第2章 命令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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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理论认为，公司是一架经过巧妙调教的机器，控制在绝对领导者手中。为了确保其利润最大化，这个绝对领导者经过完美无瑕的筹划，不仅知道他想要的结果，而且能够在由他控制的企业中推行自己的决策。但是，回味一下杜鲁门总统曾在1952年夏天说的一番话还是大有裨益的。当时，艾森豪威尔将军正竞选总统，杜鲁门分析了艾森豪威尔赢得大选将会面对的问题。理查德·诺伊施塔特在《总统的权利》一书中写道：“他会坐在这，之后他会说：‘干这个！做那个！’然后，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可怜的艾克，这和部队里一点儿都不一样。他会发现一切令人非常沮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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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行政命令的效力还不如电话公司、连锁酒店或者航空公司总裁的命令吗？“可怜的艾克”是不是已经发现，即便在军队里面也不像杜鲁门认为的那么军令如山？1972年9月，环保署报告称某大型汽车公司的高级官员伪造了汽车发动机排放检测结果，至于该高级官员是否属于公司核心层，报告并未明示。而在城市的另一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想方设法搞清楚，第七航空队的机长是否知道他的战区司令官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故意违背最高统帅的命令，作出轰炸越南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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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过诺伊施塔特对总统遭受挫折感的分析之后，我们会为其中几位总统在离任之后没有成为企业机构的主席而感到遗憾。我们至少可以期待他们当中几位会在结语中说：“为这里创造平等机会！消灭那些有毒防腐剂！不要破坏那个社区的安静！”之后将其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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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中的部分问题是工业资本在不顾一切地追求利润与实现社会良知之间纠结。但另外的问题是电话公司的总裁在促进女权平等之类问题上的能力并不比大学校长或者非营利医院院长强多少。他甚至不能开除不服从他指示的人。即便他能做到这一点，他也无法设计出有效的制度，用以监督人事部门怎样对待来自少数群体的求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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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问题在不同规模的企业中都存在。在拥有二三十个司机的小出租汽车公司里，调度员可能跟每个司机都很熟。但是，在让所有乘客系好安全带的问题上，这样的小型公司不见得比拥有十几个城市出租汽车公司的企业集团表现得更好。虽然企业集团可以像政府一样对其分散在不同城市的企业推行政策，但集团对企业所享有的其实只是法律意义上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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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公司的董事会中会为消费者或者少数群体代表增加议席，我们不应忽视其影响，此举的象征性意义和由此产生的权威都会产生很大影响。但是，我们不应被工业巨头的卡通形象误导，错以为董事会的全体成员都能制定政策，而我们只需要坐等政策的落实即可。在企业管理层面，良知和盈利动机都不足以让工业巨头的行为和第七航空队的机长一样。而且要知道，即便是机长，也可能会受到杜鲁门总统所面临挫折感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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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公共政策中添加对企业的考量，涉及两重言外之意。第一，企业作为一个由政府行为控制的“黑箱系统”[2]，不会立即对经理的良知和税收补贴与财产权利和义务的市场激励作出有效的反应。第二，在考虑社会责任的时候，将公司看作一个行动单元的观点是错误的。企业并不是独立实体的集合。事实恰恰相反，它由相当数量的小群体组成，而且是拥有不同利益、机会、信息、动机和团体利益的人群集合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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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ichard E.Neustadt，Presidential power：The Politics of Leadership（New York：Wiley，1960），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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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黑箱系统是一种只知道输入输出关系而不知道内部结构的系统或者设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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