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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普遍性困境：内部化和分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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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企业社会责任，我们了解到其他国家的企业也会面临许多相同的问题。马歇尔·戈德曼有力地论证了苏联境内的污染问题就像在美国发生的污染问题一样严重[1]。我们讨论的一部分问题可以被视为“大公司的社会责任”（也可以看作大公司内部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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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苏联经济与美国对比提供了一个理解将外部性“内部化”的视角。掌管纸浆和造纸的苏联政府部门看起来对内部化的影响并不比苏联的大型企业对湖泊和溪流中的鱼类和野生动物的影响大。就像在分析女性就业政策及其效果的过程中，将哥伦比亚大学与电话公司作比较是有意义的一样，将美国公司与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竞争对手作比较也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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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中可以发现作为商业系统中行为关键的利益动机在下降。利润的驱动力随着个人在指挥系统或者公司中决策系统中地位的下降而衰减，这和那些与公司利润有强烈的直接联系的人和能够明确了解他们自己的行为能够发挥很大作用的人完全不同。利润对于处在公司高层的个人都是具有强烈外部性的（回想一下部队中的密集阵形将会很有帮助，最初设计这种阵形的目的在于确保一个班所有步兵都处在班长手枪的射程之内，这样有助于士兵们将取胜的需求内部化，基于同样的理由，所有班长的位置都在排长的手枪射程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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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通用汽车这样的大公司当然知道权力下放的价值。苏联政府也知道这一点。这当然会大大限制等级制度管理的有效性。但是，只要存在对责任半径的组织化限制，就不可能将所有的外部性内部化。为管理层的激励和效率而进行的权力下放是将分散责任外部化。在全国连锁汽车旅馆当中，将激励下放到单个的旅馆当然会让旅行者对旅店的善意得到更多释放，但是更容易受到来自旅店经理外部性的影响。集中化的家庭办公室能够实现内部化但失于分散。这个问题对苏联国际旅行社和假日饭店都适用。有一种判断认为苏联的领袖都是独裁者，但是彻底的等级管理则超出了他们的原意。而且，无论权力下放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还是不可避免，他会导致许多在美国私人社会中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通常将其归咎于利益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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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rshall I.Goldman，“The Convergence of Environmental Disruption，”Science 170（October 2，1970），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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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纪律和政府的支持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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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我会建议公司可能偶尔（有时候确实）会自愿地屈服于胁迫，作为合同和协议的替代和补充或者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些问题是由于偷奸耍滑者不能或不愿服从将成本和收益内部化的负责任的政策带来的。公司早就已经学会当我们自己的安全和收益（而不是公共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会将其行为置于“外部”的规范之下。例如马萨诸塞州的理发店会遵守每周三强制歇业规定，因为这项规定也禁止其竞争者在这一天营业。另一个例子是除了联邦政府没有哪个机构能够在可行的范围内推行棉花种植面积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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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府在帮助公司完成其想做但做不到的事情（这些事可能政府也做不到，或者公司必须在政府的帮助下才能完成）的时候还要扮演另一个角色。我早先提到过对命令和控制的妨碍。关注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取代公司的管理地位，提升公司的能力，补充公司执行政策的努力是很有意思的，尤其是当政策代表的是社会责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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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从几个清晰的例证开始。一些个人暴力和破坏设施行为是刑事犯罪，而公司在工作期间反对卖淫、贩毒和赌博的措施会得到警方的帮助。在对待盗窃和贪污的问题上也是一样。如果可以援引乡规民约，那么有些行为不仅违反公司规定也涉嫌违法，那些防范火灾或者疾病的规定在公司内部能得到更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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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限地推动政府监督公司雇员行为的案例是关于出租汽车公司的。这个公司渴望得到的名声是礼貌和安全。但是，它可能没有能力加强关于安全带、并排停车、违章掉头和工作期间饮酒的措施。警察、机动车登记部门和其他公共权力机关可能不得不进行监管。对出租车司机来说，如果他晚上在机场拒绝一位要到黑人聚居区的黑人乘客，那么机场警察的命令要比任何向他的调度员作出电话投诉都管用。由政府部门建立的出租车打表计费制度的作用之一就是防止出租车司机私自定价、隐瞒收入或者威胁乘客，这些仅靠出租汽车公司自身是难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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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想法可以做很多延伸，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往往是由于超出公司能力范围、观察领域，或者公司收集分析信息能力不足。这其中可能涉及渔船、民航、卡车司机、修理工以及任何可能对消费者进行欺骗、偷窃和敲诈的职业。同样的原则既适用于消费者也适用于雇员；就航空公司自身来说，他们对检查乘客的手提行李并不热心；如果他们不得不做检查，他们也希望是基于要求不得已而为之，而且他们很可能希望具体检查由海关官员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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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出租汽车司机和飞机驾驶员的执照都是由政府颁发的。虽然我们希望航空公司对飞行员的要求要比法律规定的高一些，但我们不能靠利益动机本身来保障航空公司雇员的能力足以保障和一个巨大的油箱坐在一起的乘客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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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可能性是雇员们基于道德或意识形态反对某些“对社会负责”的政策；或者他们认为公司管理层制定这些政策仅仅是做做样子而不希望它们真正得到落实。我们很快就能联想到雇佣、提升、开除和职务分配上的歧视。有些人可能是出于好心拒绝了一位求职者，因为他可能会不适合某个特定的工作岗位而他自己却不知道，这个人可能是男性或女性，年老或年轻，黑人或白人。有些人会巧妙地利用拖延的办法回绝求职者，方法可能是弄丢了文件，错误描述工作性质或者说已经招到人了。问题是政府反对歧视行为的努力，甚至对受歧视群体进行补偿的确定性行为，在一些情况下与针对实施行为的个人相比取得的效果不如根据统计数据监督公司。基于统计数字的惩罚和奖励可能为管理层提供足够的激励。这种激励针对的人是那些利益攸关、名誉处在聚光灯下、道德责任正被检验和挑战的人，问题是这种激励能不能透过公司的组织机构，为那些需要他们服从与合作的人群提供充足的个人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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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是否担心刑事审判或侵权赔偿，很多情况下政府都在尽最大努力让集体（这个集体和营利性的公司不同）内部人们的行为循规蹈矩。就像警察能阻止卡车司机并排停车，而司机所在公司不能一样，对工厂中的危险行为、侵犯民事权利、对产品的不实陈述或者对美景和静谧环境的破坏等行为，政府直接让行为人为其行为承担个人责任要比通过控制股东股息以实现奖励和惩罚有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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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优势的相对性。技术可能让卡车公司比汽车管理部门更容易监督尾气污染排放，也可能做不到。或者自己拥有卡车的大型公司对自己的车队能够集中处罚并出台自己的尾气排放标准，而对为不同的拖车提供服务而且只拥有一辆卡车的小企业来说，因为规模小所以被环境保护部门抓到的概率很小。那么小企业就会拥有如此大的竞争性优势，以致最终监督规则执行和实施罚款的必须是政府。（公司的义务不是向执行任务的员工补偿被收取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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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情况下，公司对其内部人员的行为无力控制并不是由于在物质上不能监督员工的行为或者无法识别有违规倾向的行为，而是因为缺乏控制非职务行为的道德权威。个人卫生就是一个例子，禁止随地吐痰的条例要比公司的指令更加有效，不仅是因为本地政权能推行这一条例，也因为它使公司的类似规定合法化了。公司试图检查员工是否患有传染性疾病，并且将可能威胁同事健康的员工采取隔离的措施可能会遇到来自员工的阻力或者以装病怠工，但是公共卫生部门就能够隔离工厂直到所有人接受检查，并对那些患有传染性疾病的员工进行强制治疗。当有穿着制服的消防员参加火灾演习的时候，参与者会表现得更加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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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道德选择和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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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趋势认为讨论社会责任当然是件好事（那些不这么认为的人很可能没有花很多时间思考这件事）。也许我们可以要求的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我们能想象一个天平（一边是负责任另一边是不负责任），责任似乎是我们希望拥有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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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码以下这些基于社会责任进行的行为是有意义的。有人在道德上有需要劝我们信奉他们的信仰或习惯他们的饮食，不读某些典籍，不玩某些纸牌游戏，让我们向或不向某一面旗帜敬礼，禁止在咖啡馆吸烟或者不再使用阳性代词指代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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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某些情形之下责任意味着理解、无私、帮助支持他人并不伤害任何人。没有任何标识的可燃儿童睡衣、偷偷丢垃圾、把二手车的里程表归零都不会引起任何的道德困境（稍等，卖给我野马车的零售商就曾经很认真地和我说，作为消费者我应该反对禁止改动里程表的不公平法律，因为它降低了我再次出卖这辆车的价格！）。但是有一段时间，在两起暗杀事件受害者兄弟的敦促下，参议员几乎不能召集多数人在道德上支持控制便宜且易于取得的被称为“周六特价”的手枪；城市里的捕狗人是最不受欢迎的公职之一；堕胎被一些人解释为不可剥夺的自由，而被另外一些人解释为应当被公开禁止的罪孽；金像奖的获奖影片不能给我的孩子放映；黑人担心他们的文化被稀释的同时他们的领袖正被“取消种族隔离”运动所吸纳。这种情况责任感不是一种品质（这是一个人或多或少能够拥有的东西），而是一种政策选择，在人们能够对其负责的不同价值之间作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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