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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作为政府部门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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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多数讨论实质上是关于不负责任的——怎样纠正、惩罚、预防、补偿或者克服它们。我们讨论污染、平等就业、劳动安全、消费品安全，成本和福利内化的需要已经摆在那里，但是公司会计的外部化有时走得太远了，比如公司建筑绿化和资助博物馆。当我们寻求企业做出更积极贡献的时候，比如更好的避孕药、洗衣机或者每天整理床铺的替代方案，我们把企业看作一个整体，我们的期待并不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企业，但我们希望至少能有一个企业能够实现我们的期待。但是，有一些社会责任超出了普通公司的业务范畴，超出了作为商业企业普通责任的范畴。涉及其中的企业更像是一个社会政策或者社会改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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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我的想法，让我们用学校系统做类比。公立学校名义上应当教给学生特定智识性的技艺和技巧，让他们能更好地谋生、适应社会并履行公民义务。学校教育也要开化学生，让他们学会坐好、守时和融入集体。学校通常会走得更远，试图教会学生怎样穿衣、留什么样的发型、怎样保持个人卫生、吸烟的坏处，有时还包括怎样崇敬上帝和自己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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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学校走得更远，还提供体育运动和竞赛。它们还提供肺结核、眼科和耳科体检以及预防接种。有的学校为提供更好的饮食而准备热腾腾的午饭和新鲜牛奶。有的学校通过与本地储蓄银行合作教孩子怎样攒钱。学校组织社会活动、不同的俱乐部和兴趣小组，让孩子们远离街头，把男孩和女孩分开或者混起来，有时还弥补本地社区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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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活动中哪些是核心功能？哪些纯粹是因为学校能一周五天每天把孩子关在里面几个小时，还能给孩子打预防针并教会他们怎么刷牙而加上去的？如果针对的年龄层次不同，学校还可以是选举登记、制定法案和社会保险卡的核心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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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们很难严格区分学校教育的核心功能及其社会附加功能一样，对企业也很难作出这样的划分。但是作出这样的尝试能让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让我们时刻对由此产生的机会和潜在的危险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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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举例说明几个企业被作为社会性机构（一种几乎所有地方都需要的便民组织）发挥作用的例证。第一个例证是个人所得税的预扣税。与针对商业行为的营业税和销售税不同，预扣个人收入意味着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财政功能。的确，收入是在企业内产生的；而且有人可以把这个过程解释成公司把该上缴的那部分收入上缴后将剩余收益交给雇员作为报酬。但是一个更加实际的解说是公司或者企业能够廉价、方便、可靠地管理雇员的定期应缴税款，并且和国税局比起来能更好地实施监管。（雇主可以代替雇员按期向国税局递交工资说明，这就能够直接监督纳税人，而花费仅仅多了一些邮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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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证是有一种政策共识，打工者应当为退休做准备。雇人的组织应当视为被“选定的机构”以使这一点变得容易或者具有强制性（这让人容易联想到我六年级时的储蓄银行）。就像我们能按期缴纳个人所得税一样，我们也能为将来退休攒一些钱；如果我们不信任自己，我们可以设立圣诞储蓄账户或者购买年金保险。但是，对多数人来说还是应当把退休积蓄和当前的收入联系起来，在收入上做一个简单的扣款计算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让雇主完成一些书面工作还能节省一笔会计费。如果退休计划由雇员众多的大公司管理我们就能更容易地获得法定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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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用和晋升女性和少数群体的“肯定行为”项目是另一个企业被用作社会性机构的例证。公司的责任可能被貌似合理地解释为“反歧视”或者被歪曲为“避免无意识的歧视”。即便是将这些放一放，向一般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提供便利以助于解决普遍性问题就是在将公司当作社会性机构使用。给弱势群体提供特殊照顾的有意识的行为意在避免歧视性行为和语言，试图在业内制造不同于学校教育的影响习惯、言论和自我意识的教育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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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领域，企业对成人能像学校对儿童一样方便地发挥作用。我要说的不是针对职业病（比如使用放射性材料的煤矿和工厂）所采取的措施，而是推动提供一般性医疗服务、体检、结核病检查、心脏病筛查、视力和听力检查等项目，或者鼓励喝牛奶和避免酒精过量的项目。尼克松政府在1974年推出的全民医疗保险法案中要求给雇员提供包括综合福利的个人医疗保险（包括为13岁以下儿童提供视力检测）。这个计划把为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就像其已经成为退休保障的提供者一样，尽管其中的依据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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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基于政府压力或者员工和消费者的要求发展而来的企业社会责任是对吸烟的限制。航空公司重新设置了禁烟区，我发现有越来越多为他人舒适和健康而要求请勿吸烟的禁烟标识。毫无疑问，防治流感和其他传染性疾病的项目不会利用这样的设施，即多数人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在其中可以进行相应的检查和防疫注射，而且企业也有足够的理由要求甚至强迫其员工接受检查和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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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例证更有争议性。对爱国主义和信仰的鼓励可能会超出雇员和顾客良好判断力和公民自由的范畴（虽然我还没有遇到反对设在机场的礼拜堂的现象）。毒品尿检、教会人们识别成瘾毒品和敌对人员、强制性衣着和发型当然能够达到目的（某些州禁止在商场赤脚的规定可能不仅是公共卫生的需要）。不光是国家、州和联邦项目，工会和消费者的联合抵制行动也是很强的促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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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已经有一些对于企业的期待，希望它们能在一定范围内鼓励人们投票并提供相应的便利。如果我们认为这是适当的，那么涉及选民登记的环节应当做得更多。很多公司已经在提供个人所得税咨询服务，但是专门为祷告设立的工间休息时间则颇具争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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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非企业组织能够以明显的、自觉的和家长式的方式参与到社会政策实施当中。武装力量、就业训练计划和一些监狱就是例子。在其他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文化、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等问题则是通过就业机构推进和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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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公司自己努力来鼓励或者强制对“已经被接受的”社会标准的遵守没有得到一致的尊敬。“公司的人”就像“公司责任”一样是被公司自己定义的。大量政治力量是由公司以“公司责任”的名义行使的，尤其是在本地社区，这种行为有时是无意的，有时则是有心为之，但多数时候二者兼而有之。这其中有不少涉及饱受批评的不动产划界。美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自由历史得花一章来批驳很多公司硬揽到自己头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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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一项受到认可的责任是一回事。而定义这项责任就是另一回事了。企业仅仅是众多试图给责任下定义的竞争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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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规范的两张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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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克服这样一种印象，航空公司对劫机行为的态度就像汽车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对驾驶安全的态度一样充满激情。直到1973年的强制性措施出台之前，航空公司在检查行李箱和手提包的时候非常松懈，即便磁力探测仪发现了钥匙圈或者折叠刀航空公司也会置若罔闻（飞行员对此会比较关注，但他们必须按时起飞）。偶尔出现的对乘客的严格安检，会让乘客陷入长时间的排队等候和起飞延误，这看起来更像是对强制措施的蓄意破坏并由此引起乘客的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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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安全有很多年都因为“商业化”程度不够而没能在广告中作为主要角色。危险意味着对安全的担忧，号召关注汽车安全被认为是糟糕的营销。而且，关注汽车安全会让买家以更加挑剔的态度对待汽车工程设计；挑剔的消费者对汽车设计的精挑细选远远没有兴高采烈的买家购买汽车那么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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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精力关注航空安全看起来对航空公司和飞机制造商的威胁更大，因为数百万人传统上认为飞机不是一种稳定可靠的旅行方式。飞机上提供的鸡尾酒有助于舒缓乘客的精神，但是乘坐飞机旅行仍然要长期面对消除冒险和危险印象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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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是，对航空公司来说最大的恐惧是恐惧本身——主要是乘客的恐惧。报纸上关于劫机的报道（尤其是没有使用暴力的劫机），对乘坐飞机旅行的影响可能没有在机场和客舱配备持枪警卫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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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航空公司在受影响的各方中是最安静的。当问及谁应当为保护性措施埋单，我们很难马上明确谁会成为限制劫机行为的最大受益者。我们甚至很难明确利益仅限于与航空旅行有关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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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考虑普通商业行为带来的一些危险的副产品。向河流和湖泊中投放有毒物质；条带开采；使用廉价燃料的热力发电向空气中排放硫化物。很明显制造者们不愿承认其进行的有害排放，更不愿承担相应的强制性治理责任或改进技术。某些情况下一个明显的理由是担心他们会被消费者抵制而倒闭。另一些情况下则会担心他们的产品形象会受到这些有毒害的副产品的破坏。人们可能会将薯条和死鱼联系起来或者将杀虫剂和受其保护的作物联系起来，即便在危害和食物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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