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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一些控制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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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新年决心的问题上来。新年决心的吸引力从何而来呢？为什么它有时会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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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在新年伊始会有一些“投入”。自德鲁伊人的时代以来，冬至日就相当于一个新开始，是不容许人浪费的时机。你若是虚度了冬至，那么，整个一年你都会过得很糟。早早做出决定，等待树叶褪色的日子到来，就相当于做了一些心理准备。如果一个人想要让自己真正下定决心，那么，生日、新年或者新工作的第一天都是绝无仅有的机会，因为它们代表着新时段的开始，能让自己与过去一刀两断，甚至还会有一些神奇的魔力。在新年这天履行自己的誓言，哪怕在浴室的镜子上用口红写下决心，或是把决心的内容印好绑在手腕上，都能给自己留下严肃认真的印象。这样做可以激发自己的危机感，不单是因决心本身而惴惴不安，更平添对失败的恐惧感：一旦违反了自己的法则，那就会自信心全失，整个一年也就泡汤了。至少，我们也可以试着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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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向家人和伙伴宣布自己要戒酒、戒烟或是不再吃薯片时，上述机制就会更加明显了。特别是如果他花费了数周，想要周遭的每一个人接受自己新的开始的话，羞耻感会对其行为形成很大的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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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状态下，也许还可以有法律性的安排。一个人可以到市镇办事员那里立下决心，支付款项，并将决心内容公开；当自己违反誓言时，他人可以证据检举并获得奖励。我想这是难以执行的，其中既没有涉及损害赔偿，合约本身也不具有效力。但是，此人或许会对“公民逮捕”行为授权，可以说是给“好心的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的一种豁免权。可此举会招来一些为了获得奖励而不择手段的人，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防止承诺者把盛花生的盘子清扫干净，难以履行自己的决心。而当他们举报承诺者后，又会获得其满怀感激而支付的赏金。在一个自我想要告诉另一个自我强迫其接受违背意愿的束缚之日，如果法院正好停止工作，那么，比照承诺者之前誓言所述的特定违法行为而言，此时的他就是一个罪犯，是赏金猎人所检举的对象。如果承诺者使用强制措施防止自己在半夜三更做出违反诺言之举，那么，在第二天早上，他会像那个让我不盖毯子入睡的自我一样，对自己这一无意识的解救方法感到心满意足，并因此推掉恼人的民事律师的帮助，那又有谁能够维护他的权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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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也是对于“何时”这一问题的一种回答。这个问题极为需要一个坚定的回答，“已经开始”才是最为正确的答案。打个比方说，一个人计划在某个周四比之前早起一小时，但却在闹钟响起的瞬间明白过来，周末才是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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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描绘了战后欧洲大陆上美国军队的样子，他提出的“玻璃橱窗”阻止了人行道上的小偷，对于自我管理来说是一个很有用的准则。清晰描绘的定位线，毫无歧义的规定，直接明了的准则，即便是最具灵感的诡辩家也难以偷梁换柱，“蚕食术”也会一筹莫展。这种方法使问题变得更简单，比如相对于监控核武器的使用，不如将其全然禁止；而要是想戒掉香烟或口香糖，相比限定数量，零容忍会更为可行。有一段时间，我只允许自己在“晚餐”之后吸烟，尽管这个方法行之有效，但却让我在感恩节午后推理思考变得异常痛苦，也把乘飞机飞跃大西洋上空的时间变成永远过不完的下午。而且，在离开滑雪坡道驱车回家的路上，“晚饭后的香烟”还刺激我购买了很多三明治式样的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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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性规则”是很有成效的。包括摸脸、玩手指在内，很多恼人且不堪入目的小习惯都与“先导”的一些习惯行为有关，虽可以避免却又会在不知不觉中再现。无伤大雅的行为、非强迫性的行为与其所导致的困境之间存在的相关性，而受害者通常却未意识到。希望戒烟的人有时会发现，在戒烟初期同时戒酒会带来一些帮助，因为一个人在几杯酒下肚神志不清后，会更容易为餐后吸烟找借口。给薯片做广告的家伙们往往对自己十分自信，以致在电视上对我们挑战，看谁可能做到只吃一片就停止。假如你不想让孩子们去游泳的话，那就最好不要让他们接近水；如果不想让婴儿接触到香皂和有害物质，就最好不要教他们去打开装满了这些东西的柜子。同理，在药物治疗、节食和戒赌时，很重要的是，应避免与所戒除内容相关的暗示与诱惑。我在住旅店的时候经常有个额外的期望，就是在我入住期间，旅店能把我所居住房间的电视功能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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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人际关系的策略家族中，有一类往往难以处理个人问题，那就是欺骗。一个人确实能够将钥匙扔到黑暗之中，让自己直到早上到来之前都找不到它，也能把上锁的橱柜或是汽车点火器放到自己够不到的地方，但是，要想把一样东西藏起来，然后就忘记藏在何处，则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当自己还想在某段时间内再找到这样东西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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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欺骗让他人相信风险确实很高，从而心生戒绝的念头也是很困难的。根据药物治疗师的报告，若是告知成瘾者一旦断瘾急性期过去就不需继续用药，将能够减轻其紧张与不适感。医生表示，与有所选择相比，病人若是被直截了当地告知他们的状况要求其必须当即停止吸烟，那么其戒烟过程则会变得更加坚定与舒服。持续地犹豫不决，或是一再地做出决定与抗拒诱惑，会增强戒瘾过程中的不适，也更难抵抗诱惑；而且，应当以必成定局的感觉告诫任何希望戒烟的人，就算他身体别的部分很健康，但下一根烟就会致他于死地。虽然他的医生可以欺骗他（很可能不会，但是也可以这样做），但他却不能欺骗自己，至少不要轻易引导医生来欺骗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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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释制度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模型。医疗管理衍生出的现代技术也同样包含了一些带有较多虚拟色彩的装置，当受监控的病人惊醒后，装置不仅可以遥控发出警报，也可以释放出药物或电流让人失去知觉。制度规定假释犯每天必须现身一次，或是每三个小时打一个电话报到，又或是处于某人的监护之下且假释犯一旦违反要求则会使监护人沦为共犯。假释犯的身体也许能逃脱监视，却会因再次被捕的担心而打消念头。不守信的行为还是会屡见不鲜的，为了让假释犯无能为力脱身，部署禁止任何人从公共场合逃离是个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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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正面的行为则需要不同的策略，其中有些和针对戒绝行为的恰恰相反。比如说，把完成博士论文之类的繁重任务划分为许多小的部分，这样一来目标变得更为直接而易于实现，不像整个任务一般令人生畏。就算不设定分步工作的目标，限制时限对于有些人来说也是有效的。在卡夫卡的《万里长城建造时》中，人们被迫去进行一项穷尽一生都难以完成的任务；学一门新的语言或是一项新的竞技运动，最终都需要在看似无限的平台之中开启一段漫漫征途。整数的目标会对慢跑者有所激励，如果二英里和五英里之间并未设立分段标志，那么，跑步者会选用轻而易举就能跑到的五公里距离来测量。我们也可以利用人们往往低估未来的弱点，因为中程时限看起来没有什么威慑力，所以人们乐于接受，甚至渴求设立中期时限。其实，这更像是转移人们对未来的视线。人们都明白，若是没有了“今日逝，不再来”的时限，已经承诺的任务就永远都不会得到完成，甚至可能都不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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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其中将涉及“三个人”——三个我或是三个你。这个案例是由适度的奖品或惩罚引起的，其运作方式如下：一个人告诉自己，只要不吃午餐、不看喜欢的节目或是周末不去滑雪，那他就可以晚睡并省掉健身计划；或者他答应自己，只要每天都早起就可以看五局电视棒球比赛。此类计划只在两种情况下才起作用：第一，奖品或惩罚要有足够的诱惑力，诱使预期希望的行为出现；第二，想要闭着眼关掉闹铃的“某人”，会相信另一个“某人”稍后会有勇气执行惩罚或者取消奖励，尽管他们事实上是同一个人。人们告诉我这是有用的；我尝试过并发现确实如此。如果A缺乏从床上爬起来的勇气，那么，因为C早先制定了规矩，B便拥有了一种刚毅，绝不在晚起床后看棒球。如果我不能让自己直接在闹钟响起时起床，那我就得让自己在之后丧失一些别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是我遵循预期按时起床后会得到的。按决策理论学家定的话说，可称作“非可传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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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的延迟方法与之类似。试想有种监控装置，只要一从我的血液中探测到尼古丁就会对我施加痛苦，但是我可以提前三个小时关掉它。出于对香烟的急切渴望，我会拉下监控开关，如此一来我就可以在未来三个小时内毫无顾忌地吸烟。而在此期间，我时刻都可能会再度下决心把计时器重设为三个小时。如果我总是不能连续三个小时控制住那个想戒烟的、决绝的我，那么，决绝的我就会占据上风并重置计时器。信用制也是如此。有很多人可以等待，但不能永远等待，因为无论何时只要他们想要吸烟或饮食、饮酒等其他沉溺行为时，就会允许自己在延迟一定时间后去做。他们有时会突然意识到，自己绝不该考虑不周而做出戒绝的誓言，于是会宣布自己的戒绝计划到此结束，只需再等上几个小时就会重获放纵的自由。因为知道自己离下一根烟的距离永远不会超过三小时，所以他们不会感到恐慌。尽管如此，他们很少破例，一旦破例，他们几乎总是在等待时间结束之前就撤销之前的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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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近乎于欺骗了。如果病人知道等不了三小时他的诉求就会受到挑战甚至搁浅——而完成诉求本是计划的最终目的——那他也许不会乖乖等上三个小时。无论如何，这是奏效的，至少有时候是的，而对此其实我也不能理解。我在和一些长跑运动员聊天时了解到了他们应对体力耗尽的方法：他们会提前一英里就选好停靠点，该点在到达下一个目标前可以随时任意选取，不论多远都可以，但是一旦选好了，就算是决定得再怎么仓促也要约束住自己。我想我知道什么才是最正确的做法，所以我为他感到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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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停止”这一标题概括了自我管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如果你相信你可以的话，也许你就真的可以。至于“你也许可以停止——不尝试你怎么会知道”，则可能招致失败。为了增加比赛的赌注，而将自尊投入到一场显然是考验坚定性的活动中，具有很高的风险。如果提前敲定新年到来之时将是对个人价值的终极测试，那么在一月就失败会比在四月失败更糟。而若是后果的威慑力未能促使所渴望行为的产生，就必须执行惩罚，至于自己则只能后悔当初选择了尝试。这在人们强迫自己做事的时候显得极为符合，因为在强迫的过程中，人内心中的双方共享着同样的价值观，感受着同样的懊悔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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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焦虑似乎是其中最坏的部分。不断地抗拒诱惑，焦虑地看着自己，说服自己走向反抗的边缘但又艰难地控制住自己。据说，最终变得让人难以容忍的，不是退却也不是继续前行或是向上攀爬的痛楚，而是对其的忧虑。失败的恐惧披着绝望的外衣，给自由的向往造成了冲击。所谓的自由不是从持续不断的伤痛之中解脱，也非走出饥饿或是贫困的状态，而是告别焦虑，告别犹豫不决——或者这样说也许会更好，自由意味着抛弃掉永远做不完的决定，抛弃掉强烈又坚忍的自尊感与责任感。而在一些像是醉酒这样的实例中，人从折磨与懊悔中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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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虚（Ben Hur）自己不需要持续划桨，船夫自会来划。一些想要通过跑步健身的人发现自己对于放弃的恐惧——而不是对于跑步本身痛苦的恐惧——变得过于严重以致他们想要放弃，因为这样一来才能摆脱这种恐惧。而一旦他们开始跑步，心理上的痛苦就会消失，生理上的痛苦也会变得可以忍受。所以跑到最后，没有了焦虑，也没有了心理负担，他们还会给自己稍稍加量。也因为此，他们可以为了跑步的乐趣而奋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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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方法中都有涉及建立自信心这一项。像是，在根除顽固的陋习之前，先打破一些相对容易戒掉的习惯；为了让自己相信自己是可以的，先戒除一些东西；与那些成功者而不是那些失败者交谈，让自己产生心理作用，相信自己必然会去做这件事。最少，你也可以从这些希望你去尝试、愿意给予你资金支持的人那里得到一些忠告。这些显然会增加成功的可能性（至于这会不会让失败看起来更具灾难性，我们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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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管理的经验科学没有比理论上的自我管理学的发展快多少，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因为外科医生总协会的发现第一个公之于众，所以人均吸烟数量不再增加，而是开始微量减少。香烟中所含的焦油量也在显著地减少。在我自己的人口调查组中，45~60岁男性的吸烟比例正以4%的速度逐年递减，或者说，每十年便减少1/3。而在这一年龄段中读了这本书的男性中——即那些白领男性——残存的吸烟者数量正以每十年减少一半的速度消减（不是说他们死了，只是戒掉了而已。）。老一辈的酒店雇员都有这样的印象：曾经，在一整天的正式会议结束后，他们要把烟灰缸里的东西清空，倒到废纸篓里；而现在，他们则是把废纸篓里的东西倒进烟灰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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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第4章 道德规范、法律以及自我控制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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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又看了一遍第1版的《白鲸记》，一部早期的黑白有声电影，而这距我上一次看已有50年的光景。主人公亚哈的腿部受到白鲸的重创，睡在甲板下方的床上。船上的铁匠手持一块烙铁向他走来，欲对其残肢进行烧灼处理。烙铁又红又烫，在水中稍微浸了一下才有所降温。三个水手按住了亚哈，他的毯子也被铁匠扔到了一旁。亚哈感到了深深的恐惧，苦苦哀求他们不要这样对待自己。但他们还是将烙铁烫向了他的身体。在那一刻，他喷出了口中嚼着的苹果，惨叫起来。那是12岁的我所听到过的最为可怕的尖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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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不论是按住亚哈的水手还是手持烙铁的铁匠都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故事仍在继续，亚哈并没有因为被烧灼而懊悔不已，也没有对那些听从铁匠命令按住他而不是保护他的水手有所不满。毕竟，水手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他条件反射地挣扎起来，而他自己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若是伤口未经烧灼处理会造成怎样的医学后果。直到烙铁碰触到他身体的那一刹那，他才真正意识到了当前发生的一切是为了什么，全然清醒了起来。虽然亚哈用清晰易懂的语句阐述了自己的请求，但水手们也不是出于私利或是法律义务而让他遭受痛苦，所以他们全然不顾他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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