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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生与死之中的社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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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伤痛、害怕与苦难，在一个重视人的生命与福利的社会中，具有高度的重要性。”其实，对于不喜欢伤痛与苦难的普通人来说，这同样是很重要的。我们也知道，人生命的价值不应依据将死之人是否为生产者而定，至少不能全由此决定，而应该让人们共同做出决策：“从道德判断上来讲，国家会愿意为挽救一个公民而承担多少花销。”为什么是道德判断？为什么不是经验判断——也就是由消费者选择——由社会成员确定什么才值得我们降低死亡的风险？难道死亡就这么可怕而遥远，以致在讨论关于死亡的经济学时我们总是不得不假设死去的是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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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存活在哪一点上是道德的呢？即使一个人丝毫不关心他人、社会或是人生命的价值，他也会小心防范伤痛与死亡。如果我和邻里共同为警察支付薪资，雇用他来保护我们的生命，那会需要一个道德判断，而如果我雇用他来保护我的商店窗户、工资单、汽车，那会需要一个纯粹的经济判断。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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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种原因，经济学家尚没有能力确定‘伤痛、害怕与苦难’所带来损失的客观价值。”对可乐和奴佛卡因来说也是如此，可乐给孩子的牙齿蛀了洞，而奴佛卡因则会消除补牙过程中的疼痛。若不是因为能够通过购买得到，那么除非是不怕麻烦向人询问，经济学家也无法赋予它们客观价值。死亡的确与大多数消费行为不同，而其规避方法相对于大多数商品而言也存在有不同之处。对于这样一种会致人悲痛、焦虑、沮丧，具有神秘感，又会带来经济贫困的事物，我们若不敏感会是不合常理的。自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以来，人便一直在经历死亡，而我们都是生存与死亡的消费者。几乎每个人都想要自己的生命有所延长，而且很可能愿意为此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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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死亡与统计学意义上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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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生命与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之间存在区别。如果一个六岁的棕发小姑娘需要上千美元来进行一场能够让她活到圣诞节的手术，那么邮局将会被想要挽救她的人寄来的五分、十分硬币所淹没。但假如报道是这样说的：因为没有营业税，马萨诸塞州的医疗水平将会下降，致使死亡率不可避免地增长，但这种增长又几乎察觉不到——那不会有人掉一滴泪，更不用说翻开支票簿了。约翰·多恩（John Donne）的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若你打听，你会知道钟声为你而鸣，可大多数人都已习惯了这声响，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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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要讨论的并不是挽救特定某一个体的价值。消失在太平洋上的艾米丽亚·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崩塌竖井之中的伊利诺伊煤矿工人，困在火箭尖端的宇航员，或是等待狗拉雪橇送来血清的罹患肺炎的小男孩——甚至迄今为止所有的南斯拉夫地震无名受害者——都是我们中的一部分。即使不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尚未公开的组成部分。而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我们看待其价值的方式都与衡量未知群体的死亡时采用的方式不同（不论该群体是否包含我们）。如果了解这些人，我们就会关心——半个娱乐产业和大多数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建造于这一准则的基础之上。但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要关心的只是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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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的成功取决于其传统、态度、信仰以及规条，而这些东西对于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来说（如果这样的人存在的话），可能看起来会有些奢侈或是感情用事。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就表明了这一点：头等舱有足够的救生船，统舱却会同游轮一起沉入海底，这根本叫人无法忍受。如果有人想要在海上冒险，却坐不起一艘安全的游轮，那也许不该剥夺其乘坐一艘价格便宜只是没有救生船的游轮的机会。但是如果一些人承担不起救生船的费用，而有些人可以，那他们就不应该乘坐同一艘游轮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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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死亡是独一无二的事件。即便是无神论者也可以希望自己曾经对待某个最近逝去的人好一点，就好像“某人”还存在着一般，尽管无神论者相信他已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如果死亡真的已成定局，这也只是对于死去之人而言。不论死亡神秘的根源是什么，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对于自杀与安乐死、节育与堕胎、流血事件与死刑有着非常特别的感受，而且，我们无法出于“理性”否认这些感受，因为人之为人正是由于这些感受的存在。我们会竭尽全力搜寻遇难者的遗体；我们会给予行刑队空弹以让他们假装自己没有夺取他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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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责任引出了一些特殊的问题。我们可以派一个人去执行一项生还概率极小的任务，甚至重复执行这项任务，但派一个人去送死却与此截然不同。生存的“概率”并不相同，显然在前一种情况中，人们还存有希望——不论是执行任务的人还是分派任务的人。分派任务的人会产生愧疚感；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社会规范规定我们在何时选择冒险而又在何时选择保守行事，比如，何时应该迫降飞机，何时又该抛下飞机跳伞逃生，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赦免命令者，也就是坐在控制塔中的那个人，不然他会因自己给出的指示而感到愧疚。在安全规定中，一定会有一部分是为了减少人的愧疚感和划清责任范围而制定的。老板不会在乎自己的窗户擦洗工在工作时吸烟，哪怕是患上肺癌，他只在意一点，那就是工人的安全带必须完好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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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估个体的死亡时，我们需要注意到一些特别的感受。然而，这些感受中的大部分会涉及与逝者和受其死亡触动的人之间的某种联系，却不会因统计上死亡率的边际变动而产生。因为影响到统计上死亡率的计划——不论是安全规定，健康与安全方面的计划，还是为不同种类的人划分风险程度的体系——不必引起生与死的个人化、神秘化、迷信化、情绪化或是宗教化的特质。评估这些计划的方法，很可能与我们用来评估自己所购买商品的方法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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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替代品是什么呢？这依具体情况而定。对于瘫痪者来说，死亡的替代品就是瘫痪的一生。对于躲过了高速路交通事故的人来说，死亡的替代品就是与此前相同的生活，除非这一次死里逃生使他日后的行为产生改变。至于所降低风险的类型，很可能与此人的年龄、性别、收入水平、家属数量以及预期寿命都有关系。任何能够减少死亡风险的计划都是因人而异的。婴儿的死亡会影响到婴儿及其抚养者；机动车事故会影响到驾驶者；饥饿会迫使穷人死去；而在游泳池四周加装护栏的规定，则会因护栏高低的不同而影响到不同年龄层的人。甚至连闪电都不会随机选择受害者——相对于煤矿工人，高尔夫球手会面临更高程度的风险——而任何分析，如果在一开始忽略了会受到影响的特定群体，必须要根据给定计划下能够避开的特定死亡进行相应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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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问题会产生于何处呢？疾病、交通事故、工业安全、防洪、武装力量、安全规定、人身保护，以及人们所做的所有能够影响其预期寿命的事情，其中都有可能产生这种问题。在市场中，这种问题源于高危职业的选择、居家安全、居住地点以及每日所做的具有风险的行为，如跳水与游泳。然而，要想将人们所做的挽救自己生命的事情与政府所做的挽救公民生命的事情区分开来，或是分开来看，一般说来会很困难，因为死亡率与人们所关心的其他事情之间的联系太过紧密了。我们吃饭是为了得到满足，同时也是为了防止饥饿。家里开暖气是为了让自己感到温暖，也是为了预防肺炎。我们购买枪支弹药，为治安保护缴纳费用，是为了减少经济损失，避免伤痛、窘境以及秩序混乱，与此同时降低死亡的风险。在乘坐飞机时，我们唯一担心的严重风险就是死亡。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一个发达国家与一个发展滞后的国家在生命安全程度上的差异，那将会涉及太多的诸如舒适与愉悦的程度以及技术上的进步此类的事情，以致我们很难从中挑选出能够挽救生命抑或是危及生命的部分。举例来说，电灯对人寿命的影响是累积形成的，而且比较间接，所以就算我们能将其区分出来，意义也不大。报纸上信誓旦旦地说，暴风雪会使人心脏病突发，而大规模使用除雪机则能让我们免受这一灾难，可是，我们中会有多少人最终因为缺乏锻炼而早死呢？这要估算起来并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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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死亡（或是即将死亡），谁会遭受损失呢？首先是死去的这个人，虽然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他失去的是什么。在死亡降临之前，人们总是不想死去，而且还愿意为逃避死亡而付出代价。死去之人除被死亡剥夺了生命以外，还会拥有对于死亡的恐惧，由此产生的焦虑感也会明显而真实。得到死亡判决的人，或是被宣告逃不过死亡的人，几乎都不会把剩余的最后几天或是几个月看作自己人生中最好的时光。我们可能会出于本能想紧紧握住时间，而这只对于全体人类而非个人有价值。但是，如果我们询问谁会愿意为规避死亡而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多数社会都会统一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将死之人。根据经济学家所看重的标准，潜在的受害者会遭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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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死亡是一个事件，而规避死亡则是一种消费品。在我们的社会中，死亡会不可避免地关系到与逝者关系亲密之人的福利。死亡是一种丧亲之痛，对于不可或缺的小型社会——家庭来说也是一种扰乱。因为在家庭中，每个人都扮演不同的角色，这种角色通常是唯一的，很难让他人来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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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社会”，也就是他人。社会中的其他人可能会因一个人的死亡而受益，又或是遭受经济损失，尽管这些人与逝者之间毫无关系。在一些戏剧性的情形中，死去的人会是灵丹妙药的发明者、诗人、政治家，或是一个极度损人利己的罪犯，他们的死亡所带来的影响可能与个人的经济状况完全不成比例，所谓经济状况就是他的收入、支出、税负、贡献，以及他的公共计划与设施的使用情况。而其他人对经济的影响则主要是通过挣钱、消费，以及社会在自己身上的花销来体现的，故使用核算的方法就可以揭示其中大部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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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个人化的事件。它可能会引起社会的关注，但却不会对社会产生太多影响。无论是求学与不良行为、歧视与动乱、感染与污染、尘嚣与美好、淫秽与腐败、正义及其实践，还是人为创造的例子，都是社会的兴趣所在，但死亡却是一个非常局部的事件，只有死者与其家人才会与其有所关联。社会也许想要严肃地关注与对待死亡，却很难对此抱有过多的兴趣，除非这是一种如同服兵役与救助孤儿一样公认的社会责任。社会的兴趣会更多地集中于为挽留生命所付出的努力是否合理的问题上，而不是这些努力是否取得了结果。人失踪了诚然要寻找，但一般来说，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乎（更准确地说，非常在乎）是否找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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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所缴纳的税费和吃掉的学校午餐都有着不局限于个人的分支，能够促使他人对我们的寿命产生经济兴趣。这些分支的计算就是下一部分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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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生计损失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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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考虑社会在死亡这一事件上的开销时——这种开销也许会因某个降低死亡率的计划而减少——找出这些开销都花在了哪里和计算开销的总体数目同等重要。一般说来，总数计算以国家为基准，但是开销却可能不只以国家为单位，也可能是地方性的、区域性的。它可能会落在特定的经济领域中，落在特定的收入群体、纳税人或是福利政策享受者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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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如果有机会规避死亡——也就是减少某部分人群的死亡发生率，那么在关注开销总数的同时，人们还会关注若是未能规避死亡那将会由谁来承担死亡的开销。首先，我们要找出利益相关方，说服他们承担降低特定群体死亡率所带来的开销。道德判断当然是可行的，可到头来，还是航空旅客希望航行更加安全、父母希望孩子得到更好的保护、俄克拉荷马人希望得到更高质量的飓风警报。所以，找到那些关心死亡的规避问题且愿意为此付出实际行动的人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其次，如果要赔偿死亡的损失，那么我们需要找出死亡的发生地及其影响范围。最后，考虑到正义与社会契约的因素，受益人应该为自己所得到的利益付出金钱的代价，所以我们也需要知道受益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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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关心死亡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尽管我怀疑不会有太多人对此特别留心。但无论如何，既然我们如此关心国民生产总值，那至少应该稍稍注意一下死亡对此造成的总体影响及其带来的经济上的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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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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