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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共同的评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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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对第一个问题的分析之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就不会让我们那么吃惊了。让对方拥有一定的军事能力，而这恰恰也是我们希望对方能够拥有的。这是我们希望对方购置的东西，这不仅是因为如果他们不购买这些军事装备，就会把钱花在对我们更加不利的地方；更是因为对方拥有一定的军事能力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即使是免费的，我们也希望对方能够拥有这些能力，如果对方不能独立取得这些能力我们甚至愿意帮助他们。这种军事能力可能是避免核事故、避免基于错误情报发动战争、防止核扩散、促进停战、帮助伤员康复、照料战俘、避免战争对环境破坏等类似用途的设备。关键在于，对方需要这些东西，我们也希望对方拥有这些东西；对方不拥有这些设备对我们而言没有任何军事利益，而且即使这会给对方在某个战场带来好处，更重要的是，它对我们造成的劣势也会被其积极效果大大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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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假设自己能够取得一些手段销毁这些设备。或者说我们有能力影响这些设备的价格，让它们变得更贵。我们会这样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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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要善待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可以说很多，不仅是放大双方的共同利益，为保存对双方都有益的财富制定先例，引导对方避免其采取损人不利己的行动或者出于其他基本外交或讨价还价的考虑。把这些放在一边（仅考虑我们对对方如何分配战略资源施加影响力），我们有两个方面的利益在这里。第一，我们希望对方拥有这些设备，即使我们可能威胁要破坏这些设备，我们还是希望对方能够采取行动保卫这些设备。第二，我们希望这些设备能够分散对方对其他战争资源的关注，倒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些设备有什么特别的偏好，我们希望这些设备能够吸引对方投入更多的预算，这样他们购买会对我们造成严重威胁的武器装备的预算就会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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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分析过程中，需求弹性才是真正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由于对方拥有的军事能力对双方都至关重要，如果我们知道对方会不计成本的保护其军事能力，我们就可以放心地对其作出威胁，以此迫使对方进行防御，我们知道这样做的结果会是对方投入在对我们有威胁作用的军事力量上的资源相应减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我们威胁激活对方的预警系统，这样对方会成功地发动对我们的首轮打击，而事实上尽管首轮打击能够取得成功，但对方并不希望这样做或者甚至不希望是出于受到攻击的误解才进行的还击。对方察觉到我们的意图就会对自己的预警系统进行调整，确保我们不能诱使他发动一场他不希望发生的战斗，或者将双方都拖进战争的泥潭，而要做到这一点对方当然要付出不低的成本。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对方削减自己的地面武装、针对我们部署的首轮打击能力、针对我们平民设施的二次打击能力以及其他不符合我方利益的项目，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保持对方非常欣赏，而对我们也很有利的战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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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必须要小心行事。如果我们把价码要的太高，对方可能选择放弃（比如，我们提出的威胁让对方的防御成本高到难以承受），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让对方从其他军事项目中抽出过多的预算；这种做法仅仅是阻止对方拥有我们双方都希望对方能够拥有的东西。或者对方能够买到的反制措施在数量和级别上差异巨大，提高价格或者供应曲线只会让对方的采购数量减少。如果对方的需求曲线是弹性的，结果就是在对方的采购清单当中，我们希望他采购的东西会变少，而我们不希望他采购的东西会变多；如果对方的需求是非弹性的，结果就是在对方的采购清单当中，我们希望他采购的东西会变少，我们不希望他采购的东西也变少了，这就需要我们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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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强调有一些军事力量是我们希望对方能够拥有的，考虑到对方的替代边缘化率，不是因为对这些军事力量我们不像对其他军事力量那么厌恶，而是因为我们看中对方拥有这些军事力量之后带给我们的积极意义，这些军事力量是我们希望对方能够拥有的，在对方无力采购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甚至愿意出钱买给他们。第二，我们想要降低我们不希望对方拥有的军事力量的价格，以此吸引对方减少购置我们更不希望对方拥有的武器的预算。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希望提高那些我们希望对方能够拥有的军事力量的价格。这就是希望用针对对方剩余预算的收入效应来影响对方对某种装备的替代效应的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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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牵制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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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要分析对方对于我们拥有的针对对方平民及其财产打击能力的回应。为更好说明问题的需要，假设我们威胁做出打击的对象所具有的军事价值极小，甚至不具备军事价值。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对方在战争期间没有能力对这些平民资源进行大规模机动，或者是因为这些平民资源不具备重要的军事价值（军事价值对平民价值具有强烈的相对性优势，这对任何主权国家几乎都是一样的）。痛苦和生命本身具有这些特质，太年轻以至于只能在战后才能参加工作的潜在劳工资源也具有相似的特点；与之类似的还有相比战争期间在战后才能发挥更大价值的物质资源，以及专门针对平民用途而不能直接或间接转化为军事力量的基础设施。我们的观点是，无论针对这些设施做出威胁的价值几何，对这些设施的破坏都不能给我们带来军事上的优势。而对于对方来说，这些设施遭到破坏也不会给他们带来重大的军事利益损失。这是纯粹的平民损失，一种对方单方承担的“补偿性支付”，而我们从中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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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对方平民目标的威胁，除了复仇、正义和其他道德或心理上的满足感之外（这些因素很可能是负面的），表面上还具备两种主要的目标。这两种目标要发挥作用有赖于对对方的行为产生影响。一种是强制（这体现为讨价还价中的优势地位），另一种是分化（这体现为转变资源的用途）。强制意味着对方基于我们的破坏行动避免采取某些措施或者是无论对方是否避免采取某些措施他都要做出的回应。分化意味着对方在预见我们将对其平民价值实施打击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减少损失。对于对方是否分化自己的资源，我们可能欢迎也可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如果他这样做了，结果是会减少我们接下来要做出的威胁的影响力。但是，如果我们希望对方分化资源（有可能这正是我们的目标），这个结果是通过强制实现的，即如果对方不分化出一部分资源保护平民价值我们会对这些平民价值实施打击。由于对方能够通过分化资源降低我们的威慑效果，他就可以通过履行自己在讨价还价中的责任要求我们也作出同样的履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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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于对方以某些方式应对我们的威胁所承担的成本，我们又该怎么看呢？这取决于对方以怎样的方式作出应对，以及这种应对让对方在其他能力上付出多少代价。两种重要的可能性是对方可以保护其平民资源，他还可以用他自己的力量向我们发出威胁。如果对方选择保护其平民资源，代价可能是其战争力量的损失（这部分的战争力量本可以用在零和竞争中以保护边境或战利品），也有可能是对方本可以用来对我们平民资源发出威胁的力量（当然也有可能是前文提到的对我们具有正面价值的资源）。变化也可能是对方用以向我们发出威胁的武装力量的性质，以及对方对于战争爆发可能性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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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分析两个限制性的条件：第一，我们威胁造成的破坏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发挥作用，因此我们不必担心对手会怎样部署其军事资源（而且，如果对手了解我们威胁的破坏力，他很有可能就此解散自己的部队）；第二，虽然我们做出的威胁足以阻止对手在任何他可能发动的战争中获益，但我们不能排除他基于其他的考虑发动或是参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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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手成功地受到威胁，分化对我们就没有意义。我们唯一的兴趣在于确保分化不会对我们做出的威胁造成破坏。我们希望的是取得充分防御力量所需的成本足够高，以至于能够阻止对方取得这种充分防御力量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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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威慑尚不足以帮助我们实现目标，我们才会对分化感兴趣。我们希望对手从其他军事资源中抽调尽可能多的资源用于针对我们威胁的防御。如果对手打算从战场或者首次打击战略力量，以及从在小规模预算下不会对首次打击造成太大影响的二次打击力量之中分化资源，我们会希望对方为取得防御力量付出的价格既有足够的吸引力，又恰到好处的价格不菲。我们要再次强调的是“需求弹性”是一种类比的说法，虽然我们很有可能对“防御单元”的“价格”没有太多兴趣，而对基于防御投资产生的需求曲线更感兴趣。如果防御成本太高（或者说相对于高昂的成本，其效率太低），对方就不会进行投资。我们所做的就是徒劳无益。事实上，预测到对手不会保护自己的平民资源，我们就不会对其实施威胁（对手很有可能希望自己的平民资源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暴露在我们的威胁之中，只要这种威胁不足以将其彻底击垮。对手城市毫无防卫的状态会让我们的攻击显得漫无目的，我们也有可能就此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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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可能通过开发一种自己的平民破坏应对机制作为对我们威胁的制衡。如果他这么做，我们会希望其成本很高。我们可能不喜欢这种回应，即便其成本高昂，而是宁愿不给对方做出回应的借口。从这点看来，对方可能能够承担保卫自己城市的成本，也能够承担对我们进行威慑的成本。但同时进行防卫和威慑是对方无法承担的，尽管二者对于对方来说具有同样的吸引力。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二者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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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考量非常重要。伯顿·克莱恩在他对德国战争经济的研究中指出，二战中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的主要成果之一是让德国将大量战争资源投入防空领域，高达1/3的德国军工产品在战时被投入到积极防空领域。[1]如果其目的仅在于防卫军事力量，这就是零和竞争的一部分而与我前面的讨论无关。但是如果这种做法的目标是保护人民和作为民族国家的德国，而不仅仅是战争的需要，这就是上述分化原则的适用结果。目前我们正在面对的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美国对苏联是否向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投资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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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否实行分化政策的两个极端之间，分化与声东击西的动机都是现时的。比如，我们可能更希望苏联在城市防御上进行大规模投资，虽然这当然不足以实现分化资源的总体目标，但能够向苏联领导人做出有效地反对战争的态度宣示，让他们裁减部分部署在攻击力量和战场上的战争资源。我们可以期待吸引了足够用于平民财产防御的威慑，并实现了较大的战争资源分化，但是如果防御效率低下就会对战争资源分化造成很大影响。怎样在这两种考量之间进行权衡取决于减轻分化的成本。为达到分化资源的目的，人们可能要为之付出一定的成本，因为对方不会将预算浪费在无效的防御措施上；而对手则会发现在潜在战争中支出金钱以减少损失是值得的，但是这种支出的程度尚不足以影响其发动或者挑起战争的意愿。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提高对手的“供应曲线”（即损害控制及其成本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非常谨慎地进行提升；这条曲线向上拉升对我们产生的危害和这条曲线向下降低对我们造成的损害是基本相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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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urton H.Klein，Germany’s Economic Preparations for Wa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pp.23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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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适应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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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和情况下，对方对我们的新部署采取的适应性措施往往会降低我们做出的新部署的价值。当我们看到新的机遇或者新的能力并对其加以利用，如果对方没有采取适应性措施就能够让对方承担额外的成本，对方的适应性措施会抵消我们的部分优势。我们能够拥有的净优势取决于对方应对措施的成本，但是在零和情况下，我们更希望对方不采取适应性措施，可能是因为对方不知道我们的新部署、适应措施成本太高或者对方的体制阻止了其采取适应措施的可能。而在非零和情况下，我们会更希望对方采取适应性措施；而且对方在了解我们偏好的情况下也倾向于采取适应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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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可以实施一些除非对方做出反应否则对我们没有任何价值的行动。刚刚讨论的分化原则就是一种典型的例子。面对威胁我们平民财产的对手，全面防守的姿态对我们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因为这能够有效地抵消对方的威慑。而全面攻击的姿态对我们也很有吸引力，因为这会迫使对方从进攻力量当中抽调部分资源用于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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