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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 “罪人日记”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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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青蛙放到烫水锅里，青蛙会立刻跳出来逃走。但是，如果把青蛙放进冷水锅里，然后再慢慢地煮水，青蛙便不会动弹，一直到被热水烫死。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德国纳粹时期所留下的日记《我会作见证》，给读者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通过一个在场证人的眼睛，看到纳粹极权是如何逐渐升温，愈演愈烈，终于成为人间炼狱。克莱普勒没有逃离纳粹德国，但也没有让自己成为极权统治下的“自然死亡者”。他的日记记录了一个犹太人知识分子在纳粹极权统治下的日常生活经历。正是这些日常记录，成为一个最残暴时代的即刻见证。在纳粹灭亡60多年后，他的日记仍然是这一黑暗时代的鲜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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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德国拒绝的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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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普勒日记于1995年秋在他去世35年之后，由德国Aufbau Verlag出版社出版，日记长达1600页，时间跨度是从1933年到1945年。第一卷是从1933年到1941年，第二卷则是从1942年到1945年。1933年和1945年分别是纳粹上台和纳粹灭亡年代。日记德文本的原题为“我要作见证到最后一刻”（Ich will Zeugnis ablegen bis zum letzten），可以说是相当确切的。克莱普勒日记的这两卷分别于1998年和1999年译成英文，经删节后，仍有将近1000页，由兰登出版公司出版，题目改为“我要作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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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普勒的日记在西方引起极大兴趣，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对犹太人大屠杀问题的持续关注。克莱普勒的《我要作见证》虽然不是直接记录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但却为西方读者所熟悉的种种关于大屠杀的记载和叙述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重新理解的视角。《我要作见证》的作者和写作环境都与西方读者熟悉的许多大屠杀见证作品不同。这些作品包括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埃利·维赛尔的《夜》，普里莫·莱维的《如果这是一个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的诗歌，伊达·芬克（Ida Fink）和阿亥龙·阿培菲德（Aharon Appelfeld，以色列作家）的小说，华沙犹太人起义领袖亚当·捷尼雅可夫（Adam Czerniakow）、历史学家伊曼纽·林克本（Emanuel Ringelblum）和查姆·卡普兰（Chaim Kaplan）等人在华沙写的日记等等。许多这类关于大屠杀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事后的回忆或反思，而克莱普勒所提供的则是与时事同步进展的事实记录和感受。大屠杀见证作品的作者在“二战”期间有的被迫躲藏，有的居住在犹太人的圈禁区，有的被关在集中营。他们都生活在一个很小很小的特殊世界里。与他们不同的是，克莱普勒一直生活在德国的心脏城市德莱斯顿。他当时已经是德莱斯顿大学的知名教授，他所观察和记录的德国日常生活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由于克莱普勒的语言学专长，他对纳粹宣传对普通德国人的影响，对纳粹语言如何左右德国人的思想、情绪和行为的现象，都有特别细致和深入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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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普勒于1881年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家乡是德国勃莱登堡（Brandenburg）州东部的一个的小镇。他父亲是犹太教的拉比。维克多是八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9岁时，父亲转向伯林任职，全家随父移迁。维克多的三个哥哥都非常优秀（他的一位哥哥曾经是列宁病重时，由苏联政府特别请去的医生），这使他常常自惭形秽。他在几经挫折后，选择了18世纪法国文学和启蒙运动为他的学术专业。他1906年毕业并结婚，在柏林担任记者工作。1914年他得到博士学位，在大学里获得教职。一年后，他当兵服役，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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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普勒一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放弃犹太教，并皈依基督教。维克多·克莱普勒本人曾在前线为德国作战，他的妻子艾娃（Eva Schlemmer）是雅利安人。然而，这一切都改变不了维克多的犹太人“血统”身份。要不是因为妻子是雅利安人，克莱普勒早就和他所熟悉的其他犹太人一样被杀害了。纳粹统治时期，很多“混种婚姻”（mixed marriage）的雅利安人一方最后都与他们的犹太配偶离了婚。如果不离婚，则受到各种歧视对待，这是一种对“立场不稳”和“不能划清界线”者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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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克莱普勒没有孩子，但克莱普勒的妻子一直都和他在一起生活。克莱普勒总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人，他认同德国文化和德国语言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一般的德国人。他“一战”时为德国在前线作战，自认为是一个不容怀疑的“爱国者”。再加上妻子是雅利安人，他一直觉得自己不至于成为纳粹排犹浪潮的牺牲者。克莱普勒对德国的热爱使得他在还有可能离开德国的时候，选择了留在德国。他不愿去法国，不愿去巴勒斯坦，也不愿去美国。然而，现实的发展让克莱普勒逐渐明白，他与“德国”的所有联系都改变不了他的“犹太血统”原罪。1940年5月，克莱普勒夫妇被强迫搬出了自己的家，住进了德莱斯顿的一处“犹太房”中。从1941年9月19日起，犹太人一律必须佩戴标志身份的黄星胸章。克莱普勒这时候才完全清醒，明白他的犹太血统原罪注定他不可能成为他所热爱的德国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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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要作见证到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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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我要作见证》开始的时候，克莱普勒是德莱斯顿大学罗曼语言文学系的讲座教授，他和妻子刚在德莱斯顿郊外的Dolzschen买了一块地，准备在那里盖一处小房子。这个时候的日记充满了各种日常生活的家庭琐事和朋友往来。克莱普勒家里有两辆汽车，夫妻都患有忧郁症，都喜欢看电影，艾娃喜欢园艺，不是一个能干的主妇。维克多常为钱的事情烦恼，等等。这显然不是一部政治日记，但是政治的黑暗阴影已经从远处渐渐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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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上台，希特勒成为首相，恐怖和暴力进入了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尽管德莱斯顿的中产阶级还没有太大的动静，但纳粹的狂热已经在迅速升温。在1933年3月22日的日记中，克莱普勒记录了教授朋友布鲁门费尔德（Blumenfeld）家女仆辞去工作的事情。这位女仆说要找一个更有长久保障的工作。她觉得“这位教授肯定很快就会请不起女仆了”。事情变得越来越麻烦，先是纳粹市长老来盘问，后来克莱普勒被解除了教授职位。他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和熟人移居国外，他们夫妇两个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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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以后，政治的阴霾笼罩在克莱普勒夫妇的头上，克莱普勒的日记也越来越关注政治时局的发展。政治终于入侵到他们生活的全部领域，令他们随时感觉到死亡的威胁，生活陷入持续的饥饿和无尽的恐惧之中。克莱普勒的日记具有真正私人记事的魅力。它不同于那些专谈政治、人生和艺术的“日记”。那些“思想日记”本来就是写给外人看的，因此往往把作者最隐私、细微、暧昧、真实的个人成分刻意隐去。克莱普勒的日记则非常隐私，以至于哲学家马格利特认为，那根本是自己写给自己的写作（当然也有许多论者不同意这一看法）。像真正的好日记一样，克莱普勒的日记让我们看到一对平常夫妇的生活如何在极权统治的浪潮中被摆布，起伏动荡，身不由己。我们和他们在一起，恐怖地感觉到，勒在脖子上的绳索在一点一点收紧。克莱普勒日记的震撼力正在于让读者在一天一天的自然叙述中，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这个可怕的过程。这种感受与阅读历史著作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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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时期一件件针对犹太人的迫害政策也被记录下来。1933年4月7日的“公务员法”，解雇一切“非雅利安”人公立学校教师和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职务。1935年9月15日的“纽伦堡法”，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身份，不承认他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1936年4月，禁止公务员与犹太人结伴或婚配。1937年10月，规定各种各样只为雅利安人服务的商店。1938年8月，规定犹太人必须在一切生意或正式通讯中使用有犹太标记的名字。1938年12月，完全禁止犹太人使用图书馆。1939年6月，清查犹太人家产。1939年9月，禁止犹太人收听外国电台。同年9月，限制犹太人银行账户，强迫犹太人交出所有现金。1940年初，禁止犹太人进入公园。1941年9月，犹太人开始佩戴黄色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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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加剧的恐惧成为克莱普勒日记的基调，“恐惧，那种在法国雅各宾党统治下的恐惧”，（1933年3月22日）“我们像生活在中世纪一样，无助无力”，（1936年9月27日）随时随地都有被逮捕和枪杀的危险，“我睡下的时候在想，他们今天晚上会来抓我吗？会枪毙我吗？会把我抓到集中营去吗”？（1939年9月3日）1942年6月23日至7月1日，克莱普勒因违反灯火管制而受8天单独监禁的惩罚。没有书，也没有眼镜，处在极度的恐惧和虚无之中，他努力调动自己的记忆，好不容易“从地狱……重新爬向人间”。（1941年7月6日）克莱普勒随时随地都感觉到被押送集中营的恐怖，“更令人惊讶的消息，犹太人被押往波兰，几乎全身赤裸，身无分文，好几千人被从柏林押往罗兹（Lodz）”。（1941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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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作见证》第二卷的时间跨度从1942年到1945年，不到第一卷八年的一半。这是纳粹最残暴、最疯狂的最后几年，犹太人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绝望。克莱普勒的日记也更频繁，更详实。日记中不断有德军在东线失利的消息，也越加清楚地表明作者要作见证到底的决心。1942年5月27日，他写道：“我要继续写下去，这就是我的英雄主义。我要作见证，一个准确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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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普勒记录下日复一日的恐惧和末日临头的感觉，也记录下生存的欲望和希望。“今天，在吃早饭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人的承受和习惯事物的出色能力。我们生存在极端丑恶之中，为生命而恐惧，饥饿（真正的饥饿），不断翻新的禁令，越来越残忍的奴役，每天都在逼近的致命的危险，身边每天都有新的受害者，彻底的无助。然而仍然有快乐的时刻，出声阅读、劳动、吃那不够吃的食物，我们就这么苟延残喘，延续地抱着希望。”（1942年5月30日）克莱普勒盼望能活着看到希特勒完蛋的那一天。他有好多想要做的事情，但又总觉得怕是活不到那一天了。1942年10月24日，他写道：“当我想象希特勒主义末日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希特勒完蛋以后，我有什么事情要做呢？我要从哪里开始呢？我很肯定我不会有多少剩下的时间了。我已经许久没有关注18世纪（文学），得更新一下知识。……是不是在第三帝国（或第三帝国语言）研究中再加一章，不，也许是一卷？第三帝国语言，这个题目是不是太狭窄？是不是该把它扩充为第三帝国思想史？还是回到以前计划的（希特勒主义）哲学词典？我是不是该专心地重操旧业，更新自己的学问？我现在是不是该移居美国，学习英文呢？我的健康、精力、体力还能不能胜任这些事情呢？……想起要做这些事情，我真的很害怕。无论如何，我常常觉得，我是活不到那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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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普勒这部分日记吸引读者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涉及了一个敏感的问题，那就是普通德国人还有犹太人自己，是否知道纳粹已经开始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或者究竟了解到什么程度。从克莱普勒1942年1月1日至1945年6月10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德国民众确实通过传闻或者通过事情迹象，对发生在波兰和苏联的屠犹罪行有一定的了解。日记中有很多相关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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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德（Paul Kreid，一位朋友）告诉我们——据说，但非常可靠，且有多个来源——撤离的犹太人在一队一队离开火车时，就在Riga被枪杀了。（1942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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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3月，听说奥斯维辛，4月，告诉妻子在芭比·雅（Babi Yar）和基辅发生的屠杀。1942年10月，称奥斯维辛为一个“快速的屠宰场”。1943年1月，“从奥斯维辛不断传来的可怕消息”。……大家一直在说许多（犹太）撤离者［押解出德国］甚至不能活着到达波兰。在运牲口的车厢里就被毒杀了，车厢然后停在一排早已挖好的群埋坑旁边。（1943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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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则关于犹太人的传闻：在撤离去波兰的途中有大规模杀害。另一方面，在匈牙利和美国的协定后，犹太人被允许离开匈牙利。我们觉得第一条很有可能。只有当匈牙利脱离德国时，第二条才有可能。判断是否正确？茫然。（1942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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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不久前许多犹太老人（300？3000？）被从特莱西恩斯塔特集中营（Theresienstadt）押解出去。后来英国广播报道说，这些人已经全部被用毒气杀死。是真的吗？（1944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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