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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思维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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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秋，我在英国成人教育学院的年会上以《思维》为题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后来发表了。这里我要感谢成人教育学院允许我使用其中的一些内容。然而创作本书却是因为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建议。他们提议我把这个报告的题目扩展一下，择其精要形成十二个讲座。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播出这些讲座，但是我搞出了讲座的提要。尽管手稿没有归还给我，本书却是基于我最初的构思，而且其中九章与准备的讲座的题目完全一样。由于繁重的工作以及其他一些困难，直到今年夏天本书才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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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信，一个民主的民族极其需要清晰的思维，它没有由于无意识的偏见和茫然的无知而造成的曲解。我们在思维中的失败有时候是由一些错误造成的，而如果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错误是如何产生的，则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本来是可以消除这些错误的。本书的目的就是想在这一方面作一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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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 Dawn先生帮助我找了一些不正确思维的例子，他还慷慨地帮助我校正了书中的证明。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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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斯泰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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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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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思维 第一章 引言：英国人不讲逻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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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里头流行一种意见，说是我们英国人是不讲逻辑的。而且这种意见也不仅外国人有。我们自己的政治家，特别是在世界大战之后，一直很自负地说“我们能对付过去”，那口气显然不但是觉得有把握过得去，并且是一心一意要对付过去。关于这种以不讲逻辑而自豪，我想先举两个例子，是在两个不同的集会上的演说词。第一个例子摘自复活会的1924年年会上塞尔本勋爵的演说词，登在《教会时报》（6月20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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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本勋爵……在谈到在南非的教会工作的时候，很恰当地说到“对于清晰思维之光荣的无能是我们民族的突出标志之一。它是我们的诸多巨大困难的原因，可也是我们的某些巨大成功的秘诀。如果你们说黑人一旦接触白人，他的教育就开始了，只要你们说得足够频繁、足够响亮、足够清楚，那些瞧不起你们的传教事业的人终究会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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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教会时报》的记者认为这些话说得“恰当”，是因为这种“光荣的无能”是我们诸多巨大的困难的原因，还是因为它是光荣的无能，还是因为它是我们的某些巨大成功的秘诀？这至少是一个有待揭开的秘密。或者也许这种对对付付是我们成功的秘诀这句话不对？说清晰思维之无能是光荣的，这不有点奇怪吗？还有，人们也难于相信把一句话说得“频繁、响亮、清楚”就会产生了解，因为塞尔本勋爵在这里所说的“清楚”是指嗓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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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摘自奥斯丁·张伯伦1925年3月24日在众议院的发言。他批评日内瓦协定里的条款，针对亚塞·亨德生的发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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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不知道这位议员阁下本人对这个［协定］是怎么个看法。他一会儿说我们没有承担新的义务，一会儿说这是盟约（指国际联盟盟约——译者）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我深深地不信任逻辑，当人们把逻辑应用到政治上的时候。整个的英国史支持我的观点。［政府席上欢呼。］为什么跟别的国家比较，我们国家的发展是和平的而不是剧烈的？为什么在最近三百年里我们国家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却没有遭遇过震撼那些比我们更具有逻辑头脑的国家的突如其来的革命和反复？这是因为本能和经验都教导我们，人类天性不是逻辑的，把政治机构当作逻辑工具看是不聪明的，和平发展和真实改革的途径在于明智地约束自己，不把结论推到它的逻辑的终点。”（《泰晤士报》，1925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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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还要研究对于“把结论推到它的逻辑的终点”的无根据的忧虑。我们必须承认奥斯丁·张伯伦在逻辑的结论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他的思想很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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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意思是通过讨论来管理”，这是爱丁堡大学监督1925年就任时对学生所作的就职演讲里说的经过考虑的意见。如果这句话是对的，是不是我们必得假定一个民主的国家要繁荣兴盛就得通过暴露出一种对清晰思维之光荣的无能的讨论来管理？如果这种讨论不肯考虑对于将要作出的决定是逻辑上相关的事情，这个国家采取的政策会是明智的吗？显然这位大学监督是这个意见，因为他不是别人，他是斯坦莱·鲍尔温。鲍尔温是一个公认为典型英国人的人，不耐烦讲逻辑，也许有点儿迟钝，但是十分诚实，不在细致的论辩上浪费时间，一切听命于常识和经验。我以为这也是他自己喜欢这样认为他自己的。或者这只是他愿意别人这样认为他？(1)他的大学监督就职演说是非常有意思的。它的题目是“真理和政治”。(2)在这篇演说里他显示他自己是敏感地意识到一个政治领袖的困难，这位领袖必须劝说选民赞成一种政策，可是不敢认为这些选民是能够通过讲道理使他们信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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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律师和政治家，”鲍尔温说，“用力于劝说而不是用力于证明。律师要为当事人辩护，政治家要为政策辩护。政治家的听众不是不老实的人，他们也不愿意或不赞成别人不诚实，说假话，但是他们没有紧跟严密论证的修养，而演说的人要获得良好的印象，要取得对一种政策的支持。”（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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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这本书的部分原因就是我相当同意鲍尔温的话。我相信英国的选民既不愿意自己不老实，也不赞成不老实的政治演说。我还同意鲍尔温的意见，大多数选举人是“没有紧跟严密论证的修养”的。事情既然是这样，那希望在选举中获胜的政治家就必得求助于劝诱。他“必得”，因为第一，他要做成一件事——使一种政策得以实行；第二，为了这种政策得以实行，他的政党必得在选举中获胜；第三，他的党要在选举中获胜必须赢得选举人的选票，这些选举人为希望和畏惧所包围，而又是从来没有受过清晰思维的训练的。因此，事实上就是娓娓动听的劝诱代替了理智的论证，代替了对于任何民主政府都要面对的种种困难的合理的考虑。可是这个严峻的实际需要不是值得庆贺的。如果民主制度是值得维护的，那么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须经过适当的考虑才投他的票。但是“适当的考虑”必须具备有关事实的信息和衡量这些信息的作证价值的能力，还有，尽量排除成见的影响的能力，避开为无根据的担心和不能实现的希望所引起的歪曲的能力。换句话说，公民们必须能够作针对性的思维，也就是有效的思维。这样的思维是艰难的。因此，我们的很多政治家不信任公民们的思维，而依赖劝诱的艺术，这就不足为奇了，虽然不免令人悲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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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的思维是针对引起思维的目的的思维；一切有效思维都是指向一个目的的。忽略了与问题有关的种种考虑将导致不能达到那个目的的结果。现在流行着一种关于逻辑的性质的奇怪的误解，这种误解好像在鲍尔温伯爵和奥斯丁·张伯伦爵士（姑以这两位政界名人为例）的信念中深深地生了根。鲍尔温好多次警告他的听众当心逻辑的危险。在他面向大学生的就职演说中，他说得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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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读书不等于能对所读的书进行思考。宁可要有条理的怀疑，不要无定向的思考。仅仅教会人们去遵循三段论式而没有教会他们察觉谬论，那是把他们放在危险之中。不但是有谬论，还有半真半假的真理。虽然自古以来都承认半个面包比没有面包强，半个真理不但不比没有真理强，它比许多谎言还要坏，而谎言和半拉真理的奴仆是无知。”（90—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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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回，在菲利普·司考特学院演讲，讲《政治教育》，他坚持说政治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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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双重的：第一，把时髦口号从你脑子里清除出去；第二，不以学会遵循三段论式为满足，完全知道光会遵循三段论式是走向无底深渊的捷径，除非你能够察觉藏在路边的谬论。”（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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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我们能够“学会遵循三段论式”可是不同时学会“察觉藏在路边的谬论”，这实在有点奇怪。当然，职业的逻辑学者也常常有不合逻辑的思维和不可理解的行动；他们也是人，凡是不得不进行思维以求达到目的的人都会遇到各种障碍。但是知道这些障碍的性质，知道合乎逻辑的思维和不合逻辑的思维的区别，至少能让我们提高警惕。这些障碍将在以后各章讨论。现在我要强调两点：第一，熟悉逻辑上健全的论证必须遵循的条件的确能帮助我们思想清晰，如果我们愿意这样思想；第二，不是所有健全的论证都以三段论式出现。鲍尔温伯爵说到“光会遵循三段论式”是“走向无底深渊的捷径”的时候他脑子里是想到了什么，我不敢说我知道。也许这两个短语都只是修辞手法。可是他厌恶逻辑是很真诚的。这种厌恶的心情跟本书的目的很有关系，因此我打算引用鲍尔温的相当长的一段话，这是他在首相任内最后一次演说，刚刚在他受封爵之前。这篇演说是在1937年的帝国日，在格罗斯文纳大厦，在各帝国会社（Empire Society）联合举行的宴会上发表的。听众主要是从自治领、殖民地和印度来的政治家；演说词是对“不列颠联邦”（“英联邦”）的祝酒词。下面的引文在《泰晤士报》印出来的时候，有如下的小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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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和逻辑对一种桎梏的警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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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标题当然不能由鲍尔温负责，但是照我看来，《泰晤士报》记者正确估计了演说者的强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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