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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思维(德博诺思维精华本) 第7章 民主不利于社会发展和新思想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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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曾说过:“除了其他所有不断尝试过的政府形式之外,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尽管民主并不完美,但它还是要比其他制度都好,例如独裁和君主专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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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先前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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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人的政府体制非常与众不同,他们的上议院由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表组成——商人、农民、牧师和工人等,上议院拥有统治权,经过他们批准的东西将成为法律;如果上议院意见出现了分歧,那么讨论就会在众议院——一个民众大会中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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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有一个复杂的体制,该体制已成功运行了上千年。人们通过选举进入大议会。然后,一些人通过抽签进入上议院。这个过程在各个阶段不断重复,直至政府成立。这样,既有通过选举产生的“人为因素”,也有来自群体的“机遇因素”。这个方法成功地防止了党派专政和腐败的出现,正是它们摧毁了中世纪的许多共和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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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形成了一种君主或酋长与议会相结合的体制,其中,议会可以提出建议,但没有最后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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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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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一种非常好的制度,它更适合维持社会稳定而非促进社会发展。民主最大的好处是人们不会抱怨,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这和死囚要求自己选择行刑方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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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举中总会有发生改变的可能。一些独裁者执政已超过40年了,但他们还是会避免惹怒民众,否则人们下次就不选他们了。新闻界从民众的利益出发,做好了批评政府的准备。民主能够防止暴政、政府错误和过激行为的发生,能够很好地维护社会稳定。人们意识到他们自己做出了选择,同样准备好接受这个结果(假如选举是公平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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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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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用来防止暴政的,而不是用来促进发展的。其重点是攻击、批评和争论,而非促进新的可能性的产生。如果人们对已有体制放任不管的话,就可能会引起已有体制的恶化,但与放任不管相比,做任何事都更容易受到攻击,因此人们就任其自生自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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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反对党是在野党时,他们的天赋和才能被极大地浪费了,他们抱着消极态度,所做的事仅仅局限于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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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因严重分歧而形成不同的党派,并促发了紧张局势和暴力的产生,一个集团反对另一个集团,每个集团都认为如果对方执政的话,自己必将处于劣势(不过,事实有时也确实如此),2008年肯尼亚和巴基斯坦就是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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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开放所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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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开车走在路上,遇到一个警方设置的障碍,于是你无法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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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这时自己被一个障碍物或路上其他的东西挡住了。但如果是被开放所阻碍会是什么情况呢?当你在路上停下来,但前方空无一物,这是什么情况?你会沿着开阔且熟悉的高速路前行,正是道路的这种开阔性阻止或防碍了你走上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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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概念和处理事情的方法非常出色,但它们同时也会阻止或防碍我们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替代方案。作为政府形式的民主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正因为它比其他已有的政府形式都好得多,因此我们从没想过用创意来改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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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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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也有可能会发生变化,尽管任何变化都将受到已有体制的受益者和坚定拥护者(他们坚持已有体制的完美性)的强烈抵制。下面我提出一些可能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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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常简单的改变就是让议会每周至少有一天使用六顶思考帽方法开会。议会长可以宣布现在是黄帽子时间,而议员们就对应做出积极的评论;到了黑帽子时间,他们就可以继续他们一贯的批评;到了绿帽子时间,他们会有发表创意、建议和修改意见的机会;在一天的工作快结束时,就到了红帽子时间,议员们可以随意互相谩骂。我和毛里求斯的总理对此进行了讨论,他喜欢这个想法,并愿意找个时间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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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建议是设立一些新座位,其数量是议会已有座位的三分之一(仅仅是建议,具体比例可以调整)。这些座位代表民意支持率。如果反对党提出一个想法,并且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支持率为70%,那么这就代表这些空座位支持这个想法。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不用等下一次选举时再决定由谁来当执政党了。反对党也能提出立法建议,而不是仅仅进行批评。然而,在这种模式中,民意只是因素之一,并非立法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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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可能是成立国家创意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New Ideas)。这个委员会负责收集并生产创意。这些创意将通过民意调查、实验和学术研究等手段进行验证。如果人人都喜欢这个想法,那么政府就实施,但也并非必须这么做,也可以让委员会去验证自己的想法(即像放风筝一样,让大家看到一个想法,并观察大家对它的反应)。政府可以借助这种方法,从成功的创意中获益,并在民众反对时避免为不成功的创意负责。我在塞尔维亚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委员会,但一个民主政府目前用这种方法验证各种创意还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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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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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电视或媒体上富有感召力,谁就能在民主体制中有当选的优势。在民主政治中,大部分政客倾向于当律师、记者和教师。这是因为建筑师、工程师、企业主管、企业家和科学家都不能冒险从政。如果他们从政,就必须放弃现有的工作。这些工作都处于等级制度体系内,其发展必须受到公众持续的关注。一旦你离开了,就很难再回到原来的位置上,所以这种冒险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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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记者和教师在他们的工作过程中,被训练得很擅长讲话和辩论,他们更习惯使用批判性思维,而非创造性思维和建设性思维。他们的人数比富有创造性思维和建设性思维的人数更多,这是民主带来的一个严重的结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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