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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思维危机：中国教育扼杀了中国人的思维能力 一、外国人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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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到中国来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有些是做生意、传教、从事教育或卫生等正规工作的，当然更多的是侵略者。有很多西方人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他们用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人，并著书立说，讨论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特点。这批人中有两个著名的传教士丁韪良和明恩溥，他们写过很多有关中国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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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题良（1827—1916年），字冠西，原名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美国印第安纳州人，基督教新教教会长老派传教士。他是清末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1850年，丁韪良在神学院毕业后，被派到中国，在宁波传教。曾为美国政府提供太平天国情报，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参与起草《中美天津条约》。1862年一度回国，不久又来华，在北京建立教会。1865年为同文馆教习，1869—1894年为该馆总教习，并曾担任清政府国际法方面的顾问。1885年得三品官衔，1898年又得二品官衔。1898—1900年，任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总教习。丁韪良在中国生活了60多个年头，其著作收集在《中国人》、《翰林文稿》等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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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韪良认为中国人不善思辨，原因是受儒家思想的不良影响，是儒家哲学造成了中国人不善思辨的习惯。同时，汉语的缺陷及中国的教育体制也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学者于岚总结了丁韪良在这方面的一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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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丁韪良）像利玛窦一样承认孔子跟苏格拉底一样是伟大的哲人，但是比起耶稣基督则差了很多。这是因为耶稣“诉诸证据，挑战质询”。丁韪良列举了很多中国文化方面的现象，说明中国人“民族心智”的缺陷。比如中国人认为心，而不是脑，是思维的所在。丁韪良认为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观是荒谬的；他说中国人毫无道理地迷恋“五”这个数字，如五行，五伦，五感，五族，五色，显示了中国人没有分析能力。中国的语言没有语法也表示了中国人思维能力的不足。不过，如果中国人如此不可救药，传教士就没事可千了，所以我们又看到丁韪良说中国人心智的缺陷是有缺陷的汉语和中国的教育体制造成的。中国教育厚古薄今，文官考试范围狭窄都加重了中国人心智的发育不良。他说，治疗中国人的这些弊病的根本途径是用基督教改良人心，改造中国文字，促进中国地域方言的使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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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丁韪良的一些观点有偏颇之处，但他所指出的中国人不善于证明和分析的缺点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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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恩溥（1845—1932年），又作明恩普，原名亚瑟•亨•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美国人。基督教公理会来华传教士。1872年来华，初在天津，1877年到鲁西北赈灾传教，在恩县庞庄建立起第一个教会，先后在此建立起小学、中学和医院；同时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他在鲁西北传教30年，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如《中国文明》、《中国人的素质》、《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的研究》、《中国在动乱中》、《王者基督：中国研究大纲》、《中国的进步》、《今日的中国与美国》、《汉语谚语俗语集》等。1908年，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之下，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并成立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改名为清华大学），促进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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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恩溥有关中国人的名著是《中国人的性格》，有的翻译成《中国人的素质》、《中国人的气质》等。本书原著初版于1890年，面世后引起轰动，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许多国内外有识之士如鲁迅、潘光旦、费正清等都曾经发表文章力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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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恩溥写这本书时已在华生活了20多年，他根据自己对中国人的日常行为、生活习性、价值形态的观察、体验，以西方的文化生活形态为参照，论述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性格特征、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生动地勾画出一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该书被公认为世界上研究中国民族性最早、最详尽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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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中，作者在第七章和第十章指出了中国人在思维方面的两个缺点：易于误解、思绪含混。他认为中国人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误解，误解别人，被别人误解，中国人缺乏理解能力。他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中国人思绪含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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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绪含混的一个突出事例是，中国人习惯于用事实本身来解释事实。你问一位中国厨师，“你为什么不在面包里放些盐？”得到的解释是，“我们都未在面包里放盐。”“你们城里有这么多好吃的冷冻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冬天吃呢？”“是的，我们不留冷冻食品到冬天吃。”一位拉丁诗人说过：“能够知道事物缘由的人是快乐的。”如果他生活在中国，他就会把他的格言修改为：“试圈找到事物缘由的人是自寻烦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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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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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指外国人）就某种反常行为问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是的。”回答就是这么简明扼要。在这种含混不清的回答中，一般附有几个令人恼火的常用词。既有表示疑问的“多少”，又有表示肯定的“几个”。你问你在这里住几天了？”回答是：“是的，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几天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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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两个例子，明恩溥觉得中国人不喜欢去思辨“为什么”，缺乏对事物深层原因的探索精神。他们的思维只停留在表面的“是什么”，并且连“是什么”也经常是含混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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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恩溥举了一个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的例子，说明汉语表达的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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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的言语中，也许最含混不清的词是人称（或非人称）代词——“ta”，这个发音既可以表示“他”、“她”，也可以表示“它”。[7]有时，说话人为了表明他所说的人指的是谁，就用拇指含混地朝这个人的家的方向指一指，或者指向这个人目前所处的地点。……中国人的谈话就像英国法庭上证人作证，他以下列的语句表述一场斗殴：“他拿着一根棍子，他也拿着一根棍子，他打了他，他也打了他，如果他像他打他那样狠地打他，他就会打死他，而不是他打死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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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书面语中“她”与“它”作为人称代词始于20世纪20年代，为刘半农所首倡。之前，汉语白话文中的第三人称以“他”字一统天下，男、女、物皆可指，确实带来了交流的不便。而在口语中，这三个词是相同的发音，直到今天，口头交流时仍然有所不便，我们有时不得不追问一句你说的到底是哪一个‘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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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恩溥还注意到，中国人的理解能力有问题，常常不能准确地转达别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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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绪含混的另一个事例是，他们无法将别人的一个想法原原本本地转告给另一个人。要A把某事转告于B，再转告于C，这在中国是最难做好的，或者是由于有关的人不了解该事的重要性，而根本就没有把该信息传下去，或者传到c时已是面目全非，不知所云了。以为这样一台复杂机器中的3个齿轮能互相配合，运转正常，那简直是异想天开。即使是那些有相当理解力的人，他们也觉得转达一个想法不有所增减是很困难的，正如一根直棍插入清水中，折射出来的肯定是扭曲的样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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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恩溥认为中国人对事物的表述往往不够清晰，思考问题简单。他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归结于汉语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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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已经知道，汉语的名词是没有格的变化的，它们既没有“性”，也没有“格”。汉语的形容词没有比较级。汉语的动词也不受任何“语态”、“语气”、“时态”、“单复数”和“人称”的限制。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任何汉字只要能用的，都可以通用，不会有什么问题。……这种语言结构，正像夏天的酷热自然要引起午睡一样，会招致“思绪含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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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归结于教育制度，中国受过教育的人很少，“那些没有受过完整教育或根本就没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在运用中国语言时，造成了思绪含混”，[11]“中国的教育根本无法使受教育者在能够理解和能够运用的意义上掌握一门学科”[12]。一个学者和文盲之间的对话，可能让双方都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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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韪良和明恩溥等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评价虽有所不同，但都看到了中国人在思维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可否认，由于他们生活的时代离现在已比较久远，中国人的思维相比一百多年前已经有了不少的变化，但是我们也能看到，他们所谈的中国人的很多思维特点，今天仍然存在，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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