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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思维危机：中国教育扼杀了中国人的思维能力 二、中国人自己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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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写的有关中国人性格、思维等方面内容的专著，20世纪最有名的有两本——林语堂的《中国人》（或译为《吾国与吾民》）和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而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很多文化人也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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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第三章“中国人的心灵”中，林语堂对中国人的思维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人思维的“女性化”特点，并认为“女性智慧与女性逻辑的那些特点就是中国人心灵的特点”[13]。我们知道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不太善于抽象逻辑思维，而擅长形象思维、直觉思维。“中国人的头脑，就像女性的头脑充满了庸见。中国人的头脑羞于抽象的辞藻，喜欢妇女的语言。”[14]“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综合的、具体的”[15]，而不是分析的、抽象的。“中国人的思维不善于进行分析”[16]，“中国人的思想总是停留在有形世界的外围”[17]。笔者对林语堂先生的说法深以为然，中国很多男人的思维方式都有女性化倾向，有较强逻辑思辨能力的中国人实在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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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将西方人的思维与中国人进行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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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为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因为他们的思维基本上是分析型的，这已经被亚里士多德学说引人注目的现代性所证明。埃及人发展了几何学和天文学。这些学问都需要分析性的思维。印度人发明了自己的语法学。而中国人尽管有其天然的智慧，却未能发展其自己的语法学。他们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大多是由国外引进的，因为他们只喜欢道德上的陈词滥调。他们的抽象名词，比如“仁”、“义”、“礼”、“忠”等等都是泛泛而谈。在具体讨论中，会发现它们的意义含混到了不知所云的地步。[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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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又说，在中国，“逻辑从来也没有被发展成为一种科学，所以他们也不仰仗逻辑，而是靠自己或许是更健全的庸见”[19]，“在中国文学中，也从来没见过有雄辩的论证”[20]“中国作家先提出一两个论点，然后即刻提出结论。在读他的文章时，你很少看到他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21]“庸见在中国代替了推理与演绎。”[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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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中国人思维的论述，林语堂认为中国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正是中国人的思维特点造成的，“我们已经对中国人思维的特点做了详尽的讨论。这使得我们能够明了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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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很多人都看过，这是一本受到不少争议的著作，一些人不能接受他对中国人的批评。柏杨认为儒家文化扼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能力。“几千年下来，一切东西都由别人——圣人或有权势的大官之类，替我们想好了，自己不需要想，而且也不敢想。要怎样做才对呢，中国人似乎需要练习自己去做傻子。”[24]他还指出我们最重要的反应，应该是培养我们的思考能力。”[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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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仍有很多学者在谈论中国人的思辨力问题，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激烈的批评。比如黎鸣先生写过《中国人没有思辨能力，为什么?》、《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等文章，讨论中国人的思辨能力问题，他甚至认为“全人类之中最没有思辨能力的民族是中国人”。[26]还有很多普通人、网友等也都谈论过这个问题，在网上就能搜索到很多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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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思维危机：中国教育扼杀了中国人的思维能力 三、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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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来看，中国人在抽象逻辑思维方面无疑是不如西方人的，特别是近代以来，不论是在社会科学还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皆落后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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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哲学、逻辑学、语言学，而这些学科都需要较强的思辨能力。中外都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也没有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孔子的所谓“哲学”只是一些道德教条，而不是“思辨的哲学”。黑格尔这样评价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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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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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的思想代表德里达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香港进行了系列的访问和学术交流。他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接着又补充说，思想和哲学并无高低之分。[28]显然，他的补充是对咱中国人的安慰，以抚慰中国人那敏感易碎的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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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一些学者如黎鸣先生等也认为中国没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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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说法虽然我们听起来不顺耳，但却是有道理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但不能说每个人都是哲学家。要说中国完全没有哲学，可能太绝对，但对中国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和思辨的哲学则应该没有什么异议。冯友兰先生说：“中国哲学家之哲学，在其论证及说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家之哲学，大有逊色。……在中国哲学史中，精心结撰，首尾连贯之哲学书，比较少数。往往哲学家本人或其门人后学，杂凑平日书札语录，便以成书。成书既随便，故其道理虽足以自立，而所以扶持此道理之议论，往往失于简单零碎，此亦不必讳言也。”[29]冯先生的话可以概括为两点：中国哲学不善于论证;中国哲学不成系统，简单零碎。是为中国哲学之缺陷，而不善论证、缺乏思辨正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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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常谈论孔子和老子的哲学体系或是系统，但是所谓道家和儒家的哲学体系是在后人不断地解释、添加（添加自己的思想）以及改造（按自己的喜好去解释甚至是篡改）中建立的，他们的体系是后人整理和加工出来的。到了近现代，则是把中国古代哲人的一些片断的思想套在西方哲学的形式上而已。而在孔子和老子那里，其著作本身是不够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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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家的著作确实存在概念模糊、不善论证的缺憾。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概念基本都是模糊的、含混不清的，他们很少给一个概念作出明晰的定义，“中文里面的规定（或概念）停留在无规定（概念）之中。”[30]这种缺憾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后人可以对这些概念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喜好随意地解释，以至众说纷纭、观点林立，越说越糊涂。比如，儒家常讲“仁”、“义”，什么是“仁”，什么是“义”？道家讲“道”，什么是“道”？都没有给出确定的解释，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大家都接受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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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说：“周代所有的古哲学家中，只有墨子和韩非子的风格接近有力的论证风格。孟子毫无疑问是伟大的诡辩家，然而他也只是对‘利’、‘义’等大而又泛的词感兴趣。其他哲学家，如庄子、列子、淮南子，只对漂亮的比喻感兴趣。墨子的门徒惠施、公孙龙都是伟大的诡辩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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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哲学家特别喜欢使用类比推理的方法进行论证，孟子、荀子、庄子都是如此。比喻、寓言等手法的使用都是类比推理，而类比推理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是不能证明任何观点的。所以说，中国人心目中最雄辩的孟子其实是最不讲“理”的，他的论证不是思辨，而是诡辩。这种类比手法的运用虽然在文学上产生了迷人的效果，但在逻辑上却是一个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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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早一些的哲学家们则根本不去论证，直接就说出自己的观点，并认为它就是正确的。比如老子、孔子的言论都是如此。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为什么呢？他们很少去证明自己的观点，很少去思考“为什么”。但是“关于什么原因、什么本原的科学才是智慧……在全部科学中，那更善于确切地传授各种原因的人，有更大的智慧”。（亚里士多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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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这种特点，是统治者们最高兴见到的，他们的收获最大，因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期望来解释经典，把中国哲学当成一种工具和手段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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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逻辑方面，我们今天学到的逻辑学理论基本上都是来源于西方。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建立了第一个逻辑系统，即三段论理论。继亚里士多德之后，后人又作了一些发展，形成了完备的逻辑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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