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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思维危机：中国教育扼杀了中国人的思维能力 三、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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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来看，中国人在抽象逻辑思维方面无疑是不如西方人的，特别是近代以来，不论是在社会科学还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皆落后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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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哲学、逻辑学、语言学，而这些学科都需要较强的思辨能力。中外都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也没有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孔子的所谓“哲学”只是一些道德教条，而不是“思辨的哲学”。黑格尔这样评价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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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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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的思想代表德里达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香港进行了系列的访问和学术交流。他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接着又补充说，思想和哲学并无高低之分。[28]显然，他的补充是对咱中国人的安慰，以抚慰中国人那敏感易碎的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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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一些学者如黎鸣先生等也认为中国没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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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说法虽然我们听起来不顺耳，但却是有道理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但不能说每个人都是哲学家。要说中国完全没有哲学，可能太绝对，但对中国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和思辨的哲学则应该没有什么异议。冯友兰先生说：“中国哲学家之哲学，在其论证及说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家之哲学，大有逊色。……在中国哲学史中，精心结撰，首尾连贯之哲学书，比较少数。往往哲学家本人或其门人后学，杂凑平日书札语录，便以成书。成书既随便，故其道理虽足以自立，而所以扶持此道理之议论，往往失于简单零碎，此亦不必讳言也。”[29]冯先生的话可以概括为两点：中国哲学不善于论证;中国哲学不成系统，简单零碎。是为中国哲学之缺陷，而不善论证、缺乏思辨正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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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常谈论孔子和老子的哲学体系或是系统，但是所谓道家和儒家的哲学体系是在后人不断地解释、添加（添加自己的思想）以及改造（按自己的喜好去解释甚至是篡改）中建立的，他们的体系是后人整理和加工出来的。到了近现代，则是把中国古代哲人的一些片断的思想套在西方哲学的形式上而已。而在孔子和老子那里，其著作本身是不够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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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家的著作确实存在概念模糊、不善论证的缺憾。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概念基本都是模糊的、含混不清的，他们很少给一个概念作出明晰的定义，“中文里面的规定（或概念）停留在无规定（概念）之中。”[30]这种缺憾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后人可以对这些概念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喜好随意地解释，以至众说纷纭、观点林立，越说越糊涂。比如，儒家常讲“仁”、“义”，什么是“仁”，什么是“义”？道家讲“道”，什么是“道”？都没有给出确定的解释，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大家都接受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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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说：“周代所有的古哲学家中，只有墨子和韩非子的风格接近有力的论证风格。孟子毫无疑问是伟大的诡辩家，然而他也只是对‘利’、‘义’等大而又泛的词感兴趣。其他哲学家，如庄子、列子、淮南子，只对漂亮的比喻感兴趣。墨子的门徒惠施、公孙龙都是伟大的诡辩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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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哲学家特别喜欢使用类比推理的方法进行论证，孟子、荀子、庄子都是如此。比喻、寓言等手法的使用都是类比推理，而类比推理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是不能证明任何观点的。所以说，中国人心目中最雄辩的孟子其实是最不讲“理”的，他的论证不是思辨，而是诡辩。这种类比手法的运用虽然在文学上产生了迷人的效果，但在逻辑上却是一个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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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早一些的哲学家们则根本不去论证，直接就说出自己的观点，并认为它就是正确的。比如老子、孔子的言论都是如此。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为什么呢？他们很少去证明自己的观点，很少去思考“为什么”。但是“关于什么原因、什么本原的科学才是智慧……在全部科学中，那更善于确切地传授各种原因的人，有更大的智慧”。（亚里士多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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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这种特点，是统治者们最高兴见到的，他们的收获最大，因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期望来解释经典，把中国哲学当成一种工具和手段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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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逻辑方面，我们今天学到的逻辑学理论基本上都是来源于西方。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建立了第一个逻辑系统，即三段论理论。继亚里士多德之后，后人又作了一些发展，形成了完备的逻辑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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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形式逻辑的产生基本与欧洲同时。代表学派有墨家与名家。墨子区分了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提出“大故（充分条件），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与“小故（必要条件），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名家提出了许多诡辩命题，例如“白马非马”、“鸡有三足”、“孤犊无母”、“连环无扣”、“白狗黑”以及“今适越而昔来”等等。名家的公孙龙在《白马论二》等文中，通过对概念属性的辨析来进行推理论证，具有一定的思辨哲学色彩，虽然也是诡辩，但从逻辑上来说，比起孟子的简单类比要高明。中国一直没有形成系统的逻辑学，没有人沿着墨家、名家的路继续发展下去。秦之后，形式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基本陷人了停滞，没什么发展。墨子的思想在秦以后一直被忽视，甚至《墨子》一书中的《经》篇，非常抽象，极少有人研究，到了清朝学者整理《墨子》一书时，能读懂的人已经很少了。中国人几千年一直缺乏逻辑知识的教育和逻辑思维的训练，必然造成思辨能力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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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学方面，中国的第一部语法学著作直到1898年才完成，即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但马建忠精通多种外语，也是在西方语法学的基础上完成汉语语法学的初创的。而西方人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了系统的语法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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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历史事实会让一些国人感到不快，他们会辩解说，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哲学、逻辑学及语言学，这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不屑于而非不善于做这些思辨的事情，这些事实不能证明中国人不善于思辨。再者，中国古代哲人不重视著书立说，而重视所谓“内圣外王”，以立德、立功为先，立言则是不得已之事。“故著书立说，中国哲学家视之，乃最倒霉之事，不得已而后为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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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中国古代哲学缺乏逻辑思辨色彩，乃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找不到古代的哲学家们善于思辨的证据，所谓“不屑于做”的说法实在幼稚，如同一个打不过别人的嘴硬的小孩的辩解：“我不是打不过你，我是不屑于跟你打!”其实，承认中国古代哲人的一些不足丝毫不会损害他们的伟大，此种辩解实无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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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历史来看，中国人相比欧洲人，不善于逻辑论证，思辨力不足。对于这种思辨方面的缺憾，我们不必为此感到难堪，甚至是自卑，更没有必要去遮遮掩掩或者是千方百计地去辩护、去找各种客观原因和借口。我们更不必硬要把许多光环加在我们祖先的头上，祖宗的智慧不能证明后人也智慧，后人对：祖先的过度吹捧无疑是因为自身在现实中的自卑。何况，我们的先人虽然在哲学、逻辑等方面不如西方，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要敢于面对现实，敢于正视自己的不足，这是一种让人尊敬的勇气，更是一种人生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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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决定行为，行为决定命运。思维的问题，思辨力的问题，是当今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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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思维危机：中国教育扼杀了中国人的思维能力 第三章 个体的角度：缺乏思辨力造成的思维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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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如果有人，当面指明：这非肥胖，而是浮肿，且并不“好”，病而已矣。那么，他就失望，含羞，于是成怒，骂指明者，以为昏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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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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