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829681 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1701829018]

1701829682 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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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686 我的话题是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关系：更具体地说，是它们之间日益加剧的对立，尤其是这样一个时刻，在我看来，它们之间酝酿已久的严重分离，此时成了一件有目共睹的事情。这并不是“两种文化”的分离：人类历史上有许多文化，它们的多样性，同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差异没有或几乎没有关系。把人类探索的这两大领域称为文化有何含义，我曾试图加以领会，却是毫无结果。不过，它们好像确实与多少有些不同的问题联系着，曾在或仍在这些领域里工作的人，追求着不同的目标和方法——这在十八世纪变得十分明显，不管它是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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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688 我以今天许多杰出的科学家仍然赞成的一个传统作为起点，即这样一些人的传统，他们相信在人类的全部知识领域里，持续的进步是可能的；在这个领域里，方法和目标归根到底是或应当是一致的；进步的道路经常——也许常常是出于好的动机——受到无知、幻想、偏见、迷信和其他非理性因素的阻碍；今天我们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自然科学的成就使人们有可能从惟一的一套严密原理或原则中推导出它们的结构，只要正确运用这些原理，就有可能在揭示自然的奥秘上取得无限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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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690 这种态度与西方思想的一个核心传统一致，它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在我看来，它建立在至少三个基本假设之上：（1）凡是真正的问题，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而且只有一个：所有其他答案都是错误的。不然的话，这个问题便不是个真正的问题——其中必有混乱之处。这种被近代经验主义哲学家做了明确阐述的立场，也得到了他们的神学和形而上学前辈同样坚定的赞同，虽然前者曾对这些人发动了一场漫长而毫不妥协的战争。（2）给一切真正的问题提供正确答案的方法，从性质上说是理性主义的。也就是说，它在所有不同领域中具有一致性，即使不是在具体的应用中，从本质上说也是如此。（3）这些解答，不管是否已被发现，有着普遍、永恒和一成不变的正确性：不管是在什么时间、地点或人群中，都是正确的，就像昔日对自然法的定义一样，它们quod semper，quod ubique，quod ab omnibus（不分时间、无所不在、普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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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692 在这个传统中，对于到何处寻求答案，当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些人认为，只有那些在柏拉图的辩证方法或亚里士多德更为经验主义的研究模式，或不同的智者学派的方法，或自认为是苏格拉底后代的思想家的方法上训练有素的专家，才能够发现它们。也有些人认为，灵魂纯洁无瑕的人更容易得到这些真理，因为他们的理解力尚未被深奥的哲学、复杂的文明或破坏性的社会制度所败坏，例如卢梭和托尔斯泰就持这种观点。有些人相信——尤其在十七世纪——获得先验真理惟一正确的道路，就是建立在理性眼光上的系统方法（数学推理为此提供了完美的事例）；有些人把自己的信念建立在可由受到控制的观察和试验证实或证伪的假设上；还有些人则更乐于依靠在他们看来似乎显而易见的常识——le bon sens（良知），它可通过仔细的观察、试验和科学方法得到加强，但并不能被科学所取代；人们还指出了其他的求真之路。所有这类思想家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相信只有一种或一组正确的方法：凡是不能由此来回答的，就是根本无法回答的。这种立场的含义是，世界是个能够用理性的方法加以描述和解释的单一体系；它的实际逻辑结论是，如果想对人类的生活加以组织，不留下任何混乱或不受控制的自然和机遇的作用，那就只能根据这种原理和定律加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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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694 难怪这种观点在自然科学大获全胜的时刻最为强大，最有影响。这是人类的头脑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就，即使不是惟一重要的成就，尤其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欧。从笛卡尔和培根到伽利略和牛顿的追随者，从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到圣西门、孔德和巴克尔，直到我们这个世纪的威尔斯、贝尔纳、斯金纳和维也纳实证主义者，他们都怀有这种涵盖所有自然和人文科学的一个统一体系的理想，这就是近代启蒙运动的纲领。它在我们这个世界的社会、法律和技术制度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或许迟早会在一些人中激起反动，这些人觉得，理性与科学的建构，一个惟一的无所不包的体系的建构，不管它声称解释的是事物的性质，还是据此进一步指出人们应当如何以及应当相信什么，总是有其局限性的。它阻碍了他们自己的世界观，桎梏着他们的想像、感情或意志，妨碍了精神或政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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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696 出现这种现象，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希腊时代雅典的各个哲学学派，就引起过追求和表现人类精神中非理性因素的神密崇拜和其他一些类型的神秘学说，以及感情主义的显著增加。出现过基督教对巨大而严密的法律体系的伟大反叛，不管它是罗马人的还是犹太人的；也有过中世纪针对经院主义陋习和教会权威的唯信仰论者（antinomian）的反叛。从清洁派到再洗礼派这类运动，都足以证明这一点；宗教改革之前和之后，都有强大的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我不打算谈论这方面更晚近的表现了——德国的“狂飚突进”运动、十九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卡莱尔、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思想，以及现代左右两派广泛的非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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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698 不过，我所要讨论的并不是这些事情，而是对要求以新科学方法支配人类知识全部领域的整个主张进行的严厉攻击，不管它采取的是形而上学——先验的——还是经验主义——或然论的形式。这种攻击，无论它的理由是心理学的还是社会的（我倾向于认为，它至少要部分归因于人文学者，尤其是其中那些内省的、反物质主义的基督教徒，对自然科学咄咄逼人的全面征服做出的反应），其本身是建立在一种理性主义的论点之上，从而导致了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Naturwissenschaft und Geisteswis-senschaft（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分离，直到今天，这一分离一直是个关键且聚讼纷纭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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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700 大家都知道，自然科学在十七世纪的巨大胜利，使科学方法的鼓吹者名声大振。当时伟大的解放者是笛卡尔和培根，他们把对传统、信仰、教条或教义的反对，带入每一个知识和意见领域，其手段则是文艺复兴和更早时代所使用的那些武器。虽然许多人谨慎地避免公开触犯基督教信仰，但是这一运动的普遍要求是把一切事物都带到理性的审判台上：意大利的人文学者和法国的新教改革家们，对法理学家和僧侣据以确立其主张的对文本的粗俗的伪造和错误解释，进行了揭露。诉诸《圣经》、亚里士多德或罗马法的权威的做法，遇到了建立在学术和批判方法基础上的大量严格论证的驳斥。笛卡尔把这些方法加以系统化的努力——尤其他最为人熟知的《方法论》和《沉思录》这两本著作——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斯宾诺莎的《论思维之改进》，他在伦理学中的准几何学方法，他的政治学著作以及批判《旧约全书》时严格的理性主义假设和逻辑方法，把战火进一步烧到了敌人的军营之中。培根和斯宾诺莎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想把达到明晰的理性思维之路上的障碍清除掉。培根揭示了他认为造成迷惑的主要根源：“部落”、“洞穴”、“市场”和“舞台”的“假象”——在他看来，对感官证据不加批判地接受，以及个人嗜好、对词语的错误理解、哲学家的奇思怪想所造成的混乱等等，都有这样的效果。斯宾诺莎强调感情在掩盖理性并导致无根据的害怕和仇恨、从而导致破坏性实践上达到的程度；从瓦拉到洛克和贝克莱，经常出现针对滥用语言造成的幻觉和混乱所提出的警告和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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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702 即使不是普遍如此，这种新哲学总的倾向是，它宣称能够从人类头脑中清除各种教条、偏见和虚伪，清除有组织的蒙昧和经院派学者的亚里士多德废话，从而使人们终于能够看到自然的完美对称及其各种因素的和谐，可以用一种逻辑上正确的语言，对它们进行描述、分析和呈现。莱布尼茨似乎不但相信有可能建立一种逻辑上完美的语言，它反映着现实的结构，而且相信有某种普遍性的发现的科学。他的观点传播到了哲学或科学范围之外——当然，理论知识依然被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领域。对哲学、科学、文学批评、神学之间的边界，并未做出明确的划分。既有入侵，也有反入侵；语法、修辞、法理学和哲学，都会侵入到历史学问和自然知识的领地，反过来也会受到它们的进攻。这种新的理性主义也波及艺术创作。英国的皇家学会正式规定，反对使用隐喻和其他修辞形式，要求语言明白易懂和精确。在法国，这时流行着避免隐喻、修饰和有高度感情色彩的文字的风气，例如在主导欧洲舞台的作家拉辛、莫里哀的剧本和拉·封丹或布瓦洛的诗歌中。因为人们认为这种华而不实的文风盛行于意大利，于是意大利文学在法国便自然而然地受到风格不纯的指责。这种新方法试图消灭一切无法用系统的理性主义方法加以证明的事情，尤其是形而上学家、神秘主义者和诗人的虚构。神话和传奇，除了是原始的野蛮社会在其早期无依无靠的幼稚时代用来骗人的谬论，还能是什么呢？它们充其量是对真实的事件和人物所做的想像或歪曲性的说明。甚至天主教会也受到了这种科学风气的影响，波朗德派和莫尔会士（Bollandists and Maurists）所从事的伟大档案工作，就是在一种准科学精神中完成的。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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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704 十分自然，史学成了这场新科学运动的所谓实证主义性质最早的牺牲品之一。对历史之可靠性的怀疑主义并不新鲜：普鲁塔克就曾把无知和幻觉以及恶毒的杜撰归因于希罗多德；那些更喜欢确定性而不是推测的人，不断对描述性史学发出这样的指责。例如在十六世纪，大概是由于宗教战争中不同教派动员的结果，兴起了一种怀疑主义和怀疑精神：1531年，康纳留·阿格里帕谈到了史家的粗心和自相矛盾，他们为掩盖自己的无知，或弥补因为没有证据而引起的知识缺陷，所做的那些杜撰；他谈到把历史主要角色的性格加以理想化的荒谬；他谈到因史家的感情——各种向往、爱恨、讨好庇护人的愿望、爱国动机、民族自豪感——而对事实的歪曲；普鲁塔克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加以比较，赞扬前者，他那个时代的论战作家吹捧高卢人的美德胜过法兰克人，或是相反。在这种条件下，怎么会出现真理？在十六世纪结束之际，帕特里齐本着同样的精神宣布，一切历史最终都取决于目击者的证据，并且认为当时的人有可能身处纠纷之中，因此很可能成为当事人；而那些因其中立和局外人的身份能够采取客观立场的人，却不太可能看到当事人小心保存下来的证据，因此只能依靠当事人有偏见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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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706 这种怀疑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只举几个例子吧，它是蒙田、沙朗、拉莫特·勒瓦耶的特点，当然也是后来的皮埃尔·培尔的特点。只要史学被当做一门道德学问，它的目的就是惩恶扬善，就是揭示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人类本性中不变的特点，它仅仅是通过事例教诲人们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这种史学是否准确也许无关大局。但是，为了真理本身或是因为出现了某种新事物而追求真理的愿望，创造一门先进的新科学——积累知识，使我们的所知超过自己的前辈，并且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愿望，一旦得到肯定，就会让人们认识到，要想做到这一点，这个领域中可敬的实践者就得承认同样的原理和方法的正确性，并且能够相互检验他们的结论，就像物理学或数学或天文学以及所有新科学中过去和现在的情况一样。正是这种新的世界观，使史学主张似乎成了十分令人生疑的知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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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708 许多最有力的攻击来自笛卡尔。他的观点广为人知：真正的科学依靠自明的前提，利用理性的原理，从中可以得出无法驳倒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在几何、代数和物理学中所做的事情。而在历史著述中，哪里又有这些公理、转换原则和不可避免的结论？真正的知识进步是对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的发现：每一代追求真理的人，都是站在前辈的肩上，以别人的终点作为起点，为人类不断增长的知识做出贡献。史学著作，以及一般而言人文学科的领域，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在这块领地上，存在着惟一一座不断增高的科学大厦吗？今天一个学童的几何学知识比毕达哥拉斯的还要多，而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古典学者所知道古罗马的事情，能比西塞罗的俾女更多吗？他们为她的遗产又增添了多少东西？那么，这些学术劳作又有何用处呢？笛卡尔似乎是在说，他并不想阻止人们陶醉于这样的消遣——他们也许觉得用这样的方式来打发闲暇时光十分惬意。他说，这比学习譬如说瑞士或下布雷顿的古怪方言，也坏不到哪里去。然而，这却不是关心促进知识成长的人的正业。马勒伯朗士把历史斥为无聊的废话，另一些笛卡尔主义者也同他一唱一和；甚至莱布尼茨，他虽然亲自写过一本大部头的历史著作，对史学的捍卫也流于俗套，认为它只是用来满足对家族或国家起源的好奇心的一种手段，它是一门道德学问。和数学、建立在数学上的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和纯粹理性的发现相比，它等而下之，这在有头脑的人眼中肯定是一目了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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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710 当然，这些态度并没有扼杀史学研究。自从十五世纪中叶以来，尤其是通过利用各种古代遗物，治学方法已经大有进步。古迹、法律文献、手稿、硬币、徽章、艺术品和文学作品，建筑物、铭文、民间歌谣和传说，都能用来补充记述不可靠的历史。十六世纪伟大的法学家，比代、阿尔西亚蒂、居雅斯、迪莫林、奥特芒、博杜安及其弟子，以及下个世纪英国的科克和马修·黑尔，低地国家的佛兰克，意大利的德·格列格里奥，瑞典的斯帕尔，都在重建罗马和中世纪法律文本上做过重要的工作。法国的普世教会史学派——帕基耶、勒罗伊、勒卡龙、维尼耶、拉鲍佩里尼埃，当然还有博学的博丹，至少是文化史观念的先驱；121紧随其后的是十七世纪的那些作家，如圣雷尔修道院长、迪弗雷努瓦、夏尔·索雷尔、达尼埃尔，当然还有布兰维里耶和费奈隆。对文化史的这种早期概述，尤其是对不同社会、时代和文明之间的差别而不是其相似之处的不断增强的意识，是一项后来使史学认识大为改观的新发展。但是，它的鼓吹者也表现出一种更大的嗜好，他们抨击无益的博学，热衷于制定关于史学家应当做什么的纲领，而不是指明完成这些任务的确切方法或亲自这样做。其中不乏元历史学或历史理论，而不是具体的历史著作。进一步说，主宰着这个世纪的科学方法（或“范式”）还包含着一种强烈的含义，即只有可以计算或测量的——从原则上说能够运用数学方法的——事物才是真实的，这大大加强了每个问题只有一个普遍、永恒、不可改变的答案这一古老的信念；在数学、物理学、机械学和天文学中就是或看来就是如此，不久以后，在化学、植物学和动物学等自然科学中也会如此；由此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客观真理之最可靠的标准就是合乎逻辑的证明、测量，或至少是与此近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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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712 斯宾诺莎的政治学说是这种态度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假设，对何为人类的最佳政体这个问题的合理回答，从原则上说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环境中都可以发现的。如果过去人们没有发现这些永恒的原理，这只能归因于软弱，或是理性受到了感情的遮蔽，甚至是由于运气不佳：他认为，自己能够提供理性证明的真理，人类在任何时候都能通过理性发现并加以运用，因此人类本可以避免许多罪恶。虽为经验主义者，但同样受一种科学模式支配的霍布斯，也有这样的假设。时间、变化、历史发展的概念，对这种观点不起作用。此外，这些真理一旦被发现，必会增进人类的幸福。因此研究的动机不是好奇，也不是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愿望，而是十分功利的——通过使人类变得更理性、更聪明、更公正、更道德和更幸福，以促进人间的美好生活。人类的目标是既定的：它或是来自上帝，或是来自自然。理性在摆脱了各种羁绊之后，将会发现这些目标：找出达到这些目标的正确手段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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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714 这就是从弗朗西斯·培根到威尔斯和朱利安·赫胥黎以及我们今天众多人的理想，他们相信建立在科学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上的道德和政治安排。在这场运动中，不是从科学本身来说，而是在把它的发现应用于人类生活方面，最著名也是最才华横溢的鼓吹者，是伏尔泰。它的最早和最有力的反对者则是那不勒斯的哲学家维柯。对比一下他们的观点，也许有助于阐明那些造成尖锐分歧的不同态度之间的显著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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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716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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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718 伏尔泰是启蒙运动的核心人物，因为他接受其基本原则，并且运用他的全部智慧和精力、文学才能和挖苦天才，宣传这些原则，给敌人的营垒造成了重创。这些原则是什么？让我再重复一遍这些套话吧：存在着永恒的、无时间性的真理，它在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不管是道德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科学的还是艺术的领域，都是一样的；认识这些真理只有一种方法，即利用理性，伏尔泰并不把它解释成一种演绎的逻辑或数学方法，因为它太抽象，与日常生活中的事实和需要无关，而是一种良好的直觉，它虽然不会导致绝对确定的知识，却能够获得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或可能性的知识，这对于人类事务，对于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也就足够了。并非很多人都完全具备这种能力，大多数人似乎不可救药地冥顽不灵；但是，少数具备这种能力的人给人类带来了最美好的时光。过去一切有价值的事物，都属于这些美好的时刻：我们只有从这里才能学会如何使人变得更美好，也就是说，使他们头脑健全、有理性、宽容，或至少不那么粗野、愚顽和残忍；才能学会如何促进正义、美、自由和幸福，消灭充斥于人类大多数历史中的粗野、幻觉、压迫性的法律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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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720 因此，现代史学家的任务一目了然：描述并宣扬高级文化中的这些时刻，把它们与周围的黑暗——充满了信仰、幻觉、顽固和残忍行为的野蛮时代——加以对比。为此，历史学家必须更多地留意“习俗、律法、惯例、商业、金融、农业和人口”，当然还有贸易、产业、殖民活动和情趣的演化。这比说明战争、条约、政治制度、入侵者、公共事务要重要得多，而史学家过去把这些事看得太重了。伏尔泰告诉我们，夏特莱夫人对他说：“对于像我这样的法国女人，知道瑞典的埃格尔继承了哈坤的王位，或奥托曼是奥特古尔的儿子有何用处？”她完全有权这样说：谎称为了启发这位夫人而写的作品（著名的《风俗论》），其目的不是“了解某个野蛮国家的某个没必要记住的王子，在哪一年继承了另一个野蛮国王的王位”。“我希望说明，人类社会是如何产生的，家庭生活是怎么过的，艺术是如何得到培养的，而不是重复那些有关各种灾难和不幸的老俗套……关于人类的邪恶与堕落的那些人所熟知的事例。”他要记录“最开明时代的人类精神”成就，因为只有值得留给子孙后代的事，才是值得提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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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722 历史是点缀着少许绿洲的一片荒漠。西方只有四个伟大的时代，那时人类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创造了他们能够为之骄傲的文明：亚历山大时代，他把雅典的古典时代也包括其中；奥古斯都时代，他把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算作其中最辉煌的事例；文艺复兴时的佛罗伦萨；法国的路易十四时代。伏尔泰始终认为，它们是精英主义的文明，是由开明的寡头强加给群众的，因为后者缺少理性和勇气，只想享乐和受人欺骗，所以天然地会被宗教，也就是说，被他视为可憎的迷信所俘获。“惟有政府能够……提升或降低民族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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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724 当然，基本假设是，这四种伟大的文化追求着归根到底一样的目标：真理与光明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说它们有无数的形式完全是个错误。但是，把探索局限于欧洲是荒唐的，在近东地区，除了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野蛮、幻觉和荒谬的信仰外，几乎没有产生过别的东西，无论波舒哀想证明什么，这些人都是真理、进步和宽容的敌人。对开明士大夫统治下的伟大的中华帝国，或印度、迦勒底和世界另一些地区视而不见是荒唐的，由于基督教欧洲荒唐的虚荣心，它们才被排除在历史的轨迹之外。历史的目的是传授有益的真理，不是满足闲情逸趣，为此必须研究人类成就的高峰而不是谷底。史学家不应当像希罗多德那样兜售神话——他就像个给孩子讲故事的老妇人——而是应当在不动声色之中教给我们责任，为此要给子孙后代描绘的，不是某个人的行动，而是最开明时代人类精神的进步。“假如除了奥克苏河或伊克萨特斯河边某个野蛮人继承了另一个野蛮人之外，你再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告诉我们，你对公众又有何用处？”我们为何要对那个大王继承了这个大王、某个女王又继承了那个大王感兴趣？我们不想知道胖子路易或顽固的路易的生平，甚至不想知道野蛮的莎士比亚和冗长乏味的弥尔顿，我们只想了解伽利略、牛顿、塔索和爱迪生的成就；谁想知道马多肯帕的撒缦伊色？史学家切不可用宗教战争或其他贬低人类的愚行来扰乱读者的心灵，除非是为了证明人类能够堕落到多么卑劣的地步：西班牙菲利普二世或丹麦基督徒的记录，可以作为告诫人们暴君危险的警世故事；或者，假如有人像伏尔泰本人那样，写一本瑞典查理十二世的生动有趣的传记，惟一的目的也是为了向世人指出鲁莽冒险的生活的危险所在。查理五世皇帝为何没有从抓获法王弗朗西斯一世中得到更大的好处，或可靠的财政对英国的伊丽莎白、法国的亨利四世或路易十四有什么价值，或同苏利的政策相比柯尔伯特的指令性经济政策的重要性，了解这些又有何用？作为令人恐怖的事件，假如我们想避免另一次巴托罗缪惨案或另一个克伦威尔，对它们也许有必要详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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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726 他一再说明，史学家的任务是记录可悲地罕见的时期所取得的成就，那时艺术和科学昌盛，自然服从着必然性，人们舒适而快乐。梅尼克正确地称伏尔泰是“启蒙运动的大管家”，它的成就的保管者，在光明与黑暗、理性和文明与野蛮和宗教之间、优秀的独裁者统治下的雅典和罗马同耶路撒冷和教皇的罗马之间、叛教者尤里安同拿赞祖斯的格里高利之间进行的竞赛的记分员。但是，我们该如何讲述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呢？皮埃尔·培尔不是对具体的事实记录表示严重怀疑、证明了历史证据是多么靠不住和自相矛盾吗？也许如此，但是在伏尔泰看来，重要的不是具体的事实，而是一个时代或文化的一般特征。某个人的行动并不十分重要，再说个人的性格是难以把握的：我们连马萨林的真实性格都说不清楚，对古人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灵魂、性格、主要动机，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一团乱麻，无从把握。数百年后任何想理清这团乱麻的人，只会平添更多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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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728 那么，我们如何发现过去呢？利用天生的理性——“le bon sens”（良知）。“凡是与自然科学、与理性、与人类心灵的天性不一致的事情，就是错误的。”何必为那些野蛮人的胡言乱语和骗子的捏造心烦呢？我们知道各种纪念物都是“历史的谎言”，“没有一座寺院或修道院，没有一个教会节日，不是起源于愚顽”。所有地方的人心都是一样的；良知足以勘定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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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29730 “Le bon sens”对伏尔泰大有用处：它使他能够拆穿许多教会的宣传和幼稚而学究式的愚昧表现。然而它也告诉他，巴比伦和亚述帝国不可能在如此局促的空间内共存；有关寺院中卖淫的记载全是胡说八道；居鲁士和克罗伊斯都是虚构的人物；地米斯托克利不可能死于喝牛血；贝鲁斯和尼努斯（Belus and Ni-nus）不可能是巴比伦王，因为“us”不是巴比伦人姓名的结尾；薛西斯不可能鞭打赫勒斯邦。大洪水是荒唐的传奇：在山顶上发现的贝壳，不过是香客帽子上的遗物。但是另一方面，他却能轻易相信森林之神萨梯、半人半羊的农牧神、牛首人身的弥诺陶洛斯神、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忒修斯、赫拉克勒斯的真实性，或酒神巴克斯的印度之旅；而且他愉快地接受伪造的印度古典作品《埃佐维丹》（Ezour-Veidam）。然而，伏尔泰无疑把正当的史学兴趣扩大到了政治、战争、伟人的范围之外，因为他坚信“有必要描述人们如何旅行、生活、睡觉、穿衣、写字”，描述他们的社会、经济和艺术活动。雅克·柯尔比圣女贞德更重要。他抱怨有机会查阅瑞典国家档案的普芬道夫一点儿也没有告诉我们那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它的贫困的原因、它在哥特人入侵罗马帝国中起过什么作用；这些都是新出现的重要需求。伏尔泰谴责欧洲中心论；他概括地谈到了研究社会、经济和文化史的必要性，虽然他本人没有实现自己的计划（他所写的史书读来赏心悦目，但主要是些趣闻逸事——不存在总结既往的真正努力），却激励了他的后人进入更广阔的领域。他同时也贬低史学的历史性，因为他的兴趣主要限于道德、美学和社会：作为一名法国哲人，他既是个道学家，也是个旅行家和专栏作家，而且是个彻头彻尾的新闻记者，尽管他有无可匹敌的才华。他即使作为一名文化史学家——或编年史家——也不承认不同时代和地点的价值的多样性与相对性，或历史的发生学因素：变化与成长的观念与他格格不入。在伏尔泰看来，只有辉煌和黑暗时代之分，黑暗归因于人们的罪恶、愚蠢和不幸。在这方面，他远不如文艺复兴时代他那些前辈有历史眼光。他泛泛地把史学视为积累有因果关系的事实，其目的是向人们说明，在什么条件下，大自然播种在每个人心中的那些核心目标能够得到最好的实现：谁是进步的敌人，如何打垮他们。可见，在决定启蒙运动的整个方向方面，伏尔泰也许是无人能比的：休谟和吉本也被这种精神迷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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