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830135 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1701829024]

1701830136 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赫斯的生平与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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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38 摩西·赫斯既是个共产主义者，也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在前一个运动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事实上是他开创了后一个运动。当然，这个显著的事实，是他得以留名后世的主要甚至是惟一的原因。赫斯在其动荡而奉献的一生中，做出了一些极有创见和含义丰富的判断，即使在今天，它们仍没有得到我认为应有的承认。他是个在他那一代人中名望不大的预言家，在他自己的国家更是藉藉无名，但是他说出了许多前无古人的话，而且后来变得既重要又正确。具体说来，他从整个欧洲社会的生活，尤其是欧洲犹太人的生活中，诊断出一种疾病的症候，他担心它会变成一种致命的疾病，或尽管不是致命的，至少也是很危险的。他为此提出了救治方案，它们不管是否有效，毕竟是些能够实现的具体建议，而不是顾影自怜的呼喊、空泛的辞藻或是含糊而无用的幻想。他的观点在提出时，就像有些或所有类似的观点一样，被人们视而不见。然而在我看来，这种态度完全有失公正。我想提出的相反观点是，至少在1848年后，赫斯是位深刻而独立的思想家，他比他的大多数批评者更多地理解和阐明了他本人所讨论的问题，而那些批评者相反的诊断虽然在当时受到青睐，却难以经受住时间的检验。不过，就算我在这件事上搞错了，赫斯所提出的问题，他在提出问题时所采用的形式，在今天依然极有活力，而且变得比他生前更为重要。就算他没有做足以引起我们注意的其他事情，我认为单凭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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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42 摩西·赫斯1812年出生在波恩市一个犹太人的家庭，其祖先可能来自波兰。他的父母属于因法国的解放战争而获得解放的那一代德国犹太人。在1795到1814年间，波恩处在法国人的统治下，犹太人聚居区的大门一下子便四面敞开，其居民在遭受了数百年的驱逐之后，终于重见天日。人身自由（或至少是这种自由一定程度的扩大）、经济机会、世俗知识和自由主义观念，对于刚获得解放的犹太人的孩子，其作用就像是上头的烈酒。当1815年拿破仑终于失败后，莱因兰又被并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试图走回头路，重新实施了大多数限制其国内犹太人的原有的法律，这在刚刚获得解放的犹太人中间造成了一场危机。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一想到要回到过去卑贱的地位，就感到无法忍受，于是怀着不同程度的真诚信念皈依了基督教。激进的记者路德维希·波尔纳，在一天之内便改换了姓名和信仰。卡尔·马克思的父亲海因里希·马克思也是如此。诗人海涅、法学家爱德华·甘斯、路德维希·斯塔尔（他后来与人合作创建了保守党），以及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的儿子，都是最著名的改宗基督教的人。还有一些人从相反的方向做出反应。出于虔诚和骄傲的双重原因，他们变得更加狂热地信奉自己古老的宗教。在这些人中间就有赫斯的家庭成员。他父亲在1817年去了科隆，在那里建了一家榨糖厂，很快便生意兴隆。后来他成了这座城市里的犹太人首领。他五岁大的独生子被留在了波恩，信仰虔诚的外祖父为他提供了传统的犹太人教育，传授给他有关《圣经》、《犹太教法典》和中世纪文献方面的坚实知识。在将近半个世纪后，赫斯对这位思想单纯的老商人做过感人肺腑的记述：在他讲到耶路撒冷神庙被毁和犹太人的流离失所时，泪水便会夺眶而出。毫无疑问，早年教育给赫斯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影响：犹太历史中的各种人物和象征倍伴了他一生。人们也许不禁会想，假如卡尔·马克思，一个犹太拉比的孙子，也是以这种方式被培养成人，而不是（像事实上那样）由他的父亲，一个伏尔泰的温和的信徒，用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养育成人，那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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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44 赫斯十四岁那年他母亲去世，此后他便住在父亲在科隆的宅子里。他十八岁时，父亲不太情愿地让他进了波恩大学。他在那里有何表现，未留下任何记载。事实上，他是否毕业都令人怀疑。至少可以说，这段经历没有对他造成任何影响。我们对这时的他几乎一无所知；只有一个例外：就像德国的其他许多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一样，他也深受当时风靡德国知识界的神秘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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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46 他父亲想让他经营自己正在扩张的生意。莫里茨·赫斯——这是他当时的名字——断然拒绝了。他对自己要做些什么似乎还没有明确的想法。他只想服务于人类，帮助穷人，解放被压迫者，但无论如何不是赚钱。因为在他眼里这是资产阶级私心的一种最令人憎恶的形式。他和父亲吵了架，带着很少一点钱离开了父母的家。他要去看看世界，或至少是看看欧洲。他去了英国，在那里饥肠辘辘。然后他又到了荷兰和法国。1832年他在巴黎，可能是在贫穷的德国移民——他们大多数是左翼流亡分子——中间，吸收了当时流行于这个较为自由的首都的激进思想。2751830年的革命在欧洲自由派中间唤起了强烈的希望，巴黎正在孕育着社会主义的宗派和思想，尤其是那些受圣西门主义和傅立叶学说影响的人，总的来说，这种学说呼吁人们正视并反抗残酷的竞争和私人企业造成的罪恶及其必然给人类的灵与肉造成的冲突和伤害；它们呼吁代之以集体事业的合作，这将以一种有计划的、和谐的方式，使人类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在人间创造出普遍的繁荣、公正和幸福。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是头脑混乱的空想家，另一些人则是严肃和非常实干的组织者，他们认识到技术进步的革命性后果。美洲等地那些理想化的、十分短命的共产主义殖民地来自前者，而苏伊士和巴拿马运河、法国的新铁路系统、许多部门的新技术观念和制度——从产业垄断到新政，从巨大的卡特尔到国有企业、到五年计划和福利国家——则是来自后者。这些流派中最激进的，是仍然处于地下的激进共产主义的传统，其鼓吹者是被处决的革命家巴贝夫的坚定追随者，他宣布对私有财产的爱甚至拥有私人财产，乃是万恶之源，没有彻底的社会和经济平等，公正和自由是不可能的，而这种平等又取决于彻底消灭继承权和一切私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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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48 赫斯热情地接受了这些学说，又为它补充上他自己的信仰，即费希特和谢林的弟子所鼓吹的浪漫派直觉主义，还有他所理解的斯宾诺莎，就像他这一代激进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他试图把这种奇怪的混合物塞进当时伟大的主导哲学——黑格尔体系——的模子。在彻底贫困潦倒之时，他徒步走回科隆与父亲和好，担任了家族榨糖厂的文书。不难想见，这段经历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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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50 他最后放弃了父亲的住宅，攒足了只够他生活几个月的钱，而且他极想让自己的文章出现在形而上学论战中；部分地是由于书报检查的缘故，这种论战取代了当时德国的政治讨论。他写了一本反映他全部世界观的著作。这本充满了黑格尔主义陈词滥调的形而上学历史哲学著作出版于1837年，标题是《一位斯宾诺莎的年轻信徒所写的神圣人类史》，今天实际上已不值一阅。虽然书名表明受到了斯宾诺莎的启发，其起点是一种模糊的理性主义和对万物之统一性的信念，但这本书几乎没有谈到那位十七世纪的大师；它的灵感更多地来自浪漫主义的新教神学，反映着施莱尔马赫的精神。它的核心观点是，最初人类是生活在对精神和物质不加区分的统一性之中——发明财产权以前的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状态。作者又把这一时期细分为十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受一个伟大领袖的主宰。这种原始的统一性被基督教所打破，它最初是想把精神和物质调和起来，但是在中世纪受到歪曲的形式中，精神被夸大了，因此导致一种片面的神秘主义。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的运动过程，就是让它回到正确道路上来。意识到自身历史使命的现代人的任务，就是像德国的谢林和法国的圣西门所宣扬的那样，在物质和精神之间建立起理性的和谐关系，尽管在作者看来前者过于强调精神，而后者则过于强调物质。这种和谐的关系体现于一种新的分配制度——“社会的人道”（social humanity），在这种制度中，私人财产的罪恶制度——贪得无厌的社会形态——连同使人变成野兽、失去人性、只是个酒囊饭袋的竞争和劳动分工，将最终被消灭。因此，希伯来先知——这个新世界的最可靠的预言家——将最终得到证实。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必须服从道德命令，努力过一种相互自我牺牲的神圣生活。赫斯提到犹太人，只是为了证明它是被基督教所超越的一个原始阶段。他赞扬古代的犹太国家，认为它体现着一种统一性——国家、教会、信仰、政治和社会生活浑然一体，只有很少几条原则支配着整个人类生活。人曾经离开上帝，但他们还要回到他身边，“古代律法会以改变了的形式再次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民族的犹太人将会消失，但这不会发生在他们从精神上征服世界之前。他们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其实他们的作用已经穷尽，基督教已经使他们变得过时，他们只能离开历史的舞台。“这些被他们的上帝选中的人必须永远消失，从他们的死亡中会产生出一个新的、更高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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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52 由形而上学、社会救世论（social messianism）和个人热情组成的大杂烩，是当时德国的大学正在向哲学听众灌输的众多历史——神学体系的常见内容。同这种大杂烩相比，赫斯的思想既不更糟，也不更好。大多数这样的著作在精神和意图上都有着深刻的宗教性质。它们试图在艺术或科学中找到拯救个人或民族的道路，因为正统的基督教教会好像已经没有能力为有批判精神的头脑提供这种出路了。有些人希望在文学、音乐、各种神秘的试验中找到宗教的替代品。还有些人，大概是这种精神中的大多数人，至少在受到德国影响的国家，希望从历史中找到不断揭示上帝之路或绝对精神的答案。由此产生了所谓的历史哲学（historiosophy）学派——想让历史承担起神学或思辨形而上学的工作，其中最著名的是与谢林、黑格尔、孔德、施宾格勒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马克思和达尔文的信徒。阿诺德·汤因比是这种世俗救世论在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大概也是最后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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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54 《神圣人类史》无人问津，今天被人忘记也是理所当然。它的意义仅仅在于，它说明了即使在早期阶段，赫斯就是个成熟的社会主义者了，事实上他是德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者——法国的平等派在德国最早的忠实信徒，一个姗姗来迟的、有点理想主义色彩的德国巴贝夫主义者。此外，这也证实了赫斯是哲学左派先驱——持极端激进观点的青年黑格尔派——中的一员。黑格尔的门徒全都相信，他们的老师已经发现了人类历史的真正模式，即向着更多的理性化和自由永恒运动，在这种状态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清楚地理解“普遍精神”在逻辑上不可避免的目的是什么，这种对宇宙之目的的自我意识的成长所采取的形式，是人类理性知识的增长，是他们征服自然的力量和他们自身力量的增长，因此也是他们的自由的增长，这使千年盛世更接近了。对于持任何观点的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构成这个过程的，是在每个“层次”上——社会的、精神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心理的——各种力量永恒的斗争和冲突，它们导致各种危机（有时表现为社会革命的形式），而每一次这样的危机都标志着“世界精神”得到提升的一个阶段。左翼黑格尔派把它解释成有着这样的含义：社会中最先进的因素——对自己的身份、对已经达到的阶段和世界精神的提升所要导致的不可避免的下一步最理性的、最富有自我意识的因素——的重要作用基本上是破坏性的，它所破坏的是一切静止的、僵死的、愚蠢的和非理性的东西，一切阻挠自我批判和人类向着自己的目标进步的东西。在他们看来，绝对理性意味着人类对自己和自己的环境获得了绝对自由；只有通过积极地清除获得这种解放的障碍，才能达到这一点——这是一种显然有着革命含义的观点。一些青年黑格尔派把他们的激进主义局限于理论领域，把精力用在颠覆传统信念、主要是宗教和形而上学的信念上，例如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和他那本勇敢打倒偶像的《耶稣传》，或费尔巴哈和鲍威尔兄弟，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从社会神话的角度解释宗教。有些人走得更远，和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一样，他们认为除非消灭使人处在无知之中，让人产生宗教、社会或政治幻想，使人类甘于接受自己的不幸和痛苦的社会和心理状态，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这些人包括年轻的哲学爱好者阿诺德·卢格、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最著名的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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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56 赫斯觉得，如果不站在这场为了人类灵魂的战斗的最前沿，就是懦弱的表现。他二十五岁，热情地准备着为自己的理想而受苦，他充满了对人类的爱，乐观向上，沉迷于抽象观念，他那些头脑顽固的家人竭力想让他走进实际事务的世界，而他对这个世界却厌恶透顶。他的婚姻最好地向我们说明了他的性格脾气。他在科隆遇上一个贫穷的女裁缝并和她结婚，有关他的文章有时暗示，这个女人是个妓女。276他这样做显然不是因为他爱上了她，而是为了纠正社会的不公正。他希望用行动来表明，人们相互之间需要爱，需要平等。就我们所知，他同妻子后来生活得十分幸福和谐，西比尔·赫斯是个举止得体的人，她一生都崇拜他，偶尔欺骗过他（他为此提出抗议，但并不十分强烈），以最大的献身精神分担他的贫穷。或许正是这种赤子之心——赫斯的不食人间烟火和洁白无瑕的性格，有时甚至具有真正的圣徒气象277——让他那些社会主义同伙中的“现实主义者”甚为恼怒，他们把赫斯看做一个好心肠的傻瓜。但是，即便是极为讨厌他的马克思，也找不出可以用来责骂他的道德观点或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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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58 赫斯在随后的四年里，埋头研读哲学和社会理论书籍，而且我们只能猜想，他的家人虽然气愤，却远远谈不上无情无义，一直在供养着他。他的第二本著作出版于1841年，得到了更多的注意。《欧洲的三巨头政治》（European Triarchy）基本上是一本政治著作，它是对现在已经快要被人忘记的《欧洲的五巨头政治》（European Pentarchy）的回答，这本书鼓吹由五个大国来瓜分欧洲。它反映了作者在社会和政治观点上的进步。他告诉我们，人类惟一的得救之道就是普遍采用社会主义，尤其是消灭私有财产。278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经济效率的需要，也不是历史的无情要求，或是因为出现了一个同其他阶级开战的特殊阶级——无产阶级，它注定要打败或压倒自己的对手；这样做的原因十分简单：只有社会主义符合正义。赫斯即使在完全同意把社会划分成不同的经济阶级时，同马克思及其学派也形成鲜明对照，他并不相信阶级冲突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他是个社会主义者，其实也是个共产主义者，因为他认为一切自私自利，就像一切统治一样，都有损于人类的人格，主子和奴隶都会受到它的伤害，因为在竞争的条件下，个人的天赋根本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就像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得出的结论一样，只有在与其他人和谐的合作之中才能实现这一点。在赫斯看来，共产主义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惟一能够实现的社会利他主义的形式（他在1843年干脆把它称为“实践伦理学”）。他并不想对无产阶级的构成或需要做具体的分析，这主要是因为（就像他的激进派朋友马克思、卢格、恩格斯、格林、费尔巴哈和鲍威尔兄弟一样）他本人很少遇到这个阶级的成员，还因为他比自己盟友中的大多数人要诚实得多。在他看来，历史就是（个人的、阶级的或民族的）自我肯定的私心同相反的原则——利他主义、爱、社会正义——之间的一场斗争。至少在人们的愿望中，表现着对平等、休戚与共和正义的信仰，这个事实证明了这些品质是来自人的真实天性。人与人之间有可能进行理性而和谐的合作（有时他把斯宾诺莎或黑格尔，有时又把法国哲学家的观点作为权威引用），但必须不断为此战斗。人类的幸福就在人类的手中。只要能让足够多的个人相信作者提出的观点的正确性，人类就能够创造他们自己的幸福。“科学”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及其信徒——后来对这种“乌托邦式的”、“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的”学说大加嘲讽，斥之为社会主义荒谬的、“理想化的”、无法实现的形式，它高悬于脱离了时代的真空之中，是抽象的和反历史的，不是来自对具体社会条件的洞察。他们打出了自己更为优越的社会主义品牌，其惟一的理由是，它是从具体事实推导出来的——它的实现不是因为运气或偶然因素，不是因为既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事情，（取决于这伙人或那伙人靠不住的善良意志，或取决于这样或那样的不可预见的环境）。马克思真诚地相信（在某种意义上就像他之前的黑格尔一样），一项事业值得为之战斗，其惟一的理由是它代表着理性人的社会进化过程的下一个阶段，而惟一能够正确确定这个阶段的方式，就是科学的分析和预测。根据这种观点，社会革命——剥夺有产者并代之以公有制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理性的人所以有所追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追求任何别的东西，认同于其他任何群体，等于无视决定着每个人及其思想的社会“现实”，结果必然是被历史的力量所毁灭——只有白痴或疯子才会做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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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60 赫斯完全不做如是观。他认为社会平等之所以可取，是因为它符合正义，而不是因为它不可避免。他也不把正义等同于在时间中注定要发生的事情。一切恶劣的、不合理的情况很久以前就已出现，并且一直存在。接受任何事情，不能仅仅因为它已经发生，而只能根据它在客观上是善的。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显然没有给他造成很深的影响，他坚持认为，获得社会正义，消灭贫困并平等分配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由于恶劣的分配方式，它造成了更多的苦难而不是幸福）的惟一手段，是坚信自己的行动符合道德必然性的人的自觉意志。一个人可以而且有义务用理性的论证让人们相信，假如他们把自己的财产用于生产和合作的用途，他们在物质和道德上都会生活得更好。这就是赫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大加嘲讽的乌托邦情感主义。279他们称他为“摩西拉比”或“赫斯拉比”，对他的观点大加讥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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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62 赫斯虽然天真，持有传统的犹太教道德观，渴望正义，并从斯宾诺莎和《圣经》中引章摘句，但是根据我们后人的经验，他并没有犯下比其他一些人更为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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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64 终其一生，赫斯的社会主义都是建立在纯粹的道德前提上。从这个方面看，他的观点更类似于十九世纪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者或我们今天的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的社会主义者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另一些“现实主义者”的观点。赫斯要求消灭私有财产，是因为他认为如果人们不过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生活，他们就不会停止相互争斗和压迫，就会继续受到他们所造成的不公正的毒害。他认为私有财产是这种生活的致命障碍。私有财产必须消灭。但是除非把这场改革贯彻到底，使其道德目的得到充分实现，不然什么都实现不了。只是机械地消灭私有财产肯定是不够的，心灵也必须发生改变。但是在损害人类心灵的物质和制度条件本身没有变化之前，这也不可能发生。此外，仅仅改变这种结构，也不会自动地导致必要的精神改造，除非惟一与自由人相称的道德原则得到了理解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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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66 这些道德原则属于全人类，而且它们是得到公认的原则，即使不是所有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它们，而是只得到了少数最杰出最聪明的人的采用。这些原则不一定是只属于某个阶级的原则，虽然同那些从压迫中获益的人相比，被压迫阶级的要求可能更真实地体现着它们。这就是“抽象人性”（abstract hu-manity）的观念，马克思正是据此对赫斯和另一些乌托邦主义者发出了谴责；仿佛“被剥削阶级”这个概念不那么抽象似的。赫斯的信条自始至终都是来自这些原则。他的社会主义，以及他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是它的直接后果。那些觉得阶级权利的观念比人权观念更真实的人，以及那些惬意地认为人们只是客观力量的执行者，而这种力量将确保他们的团体迟早会获得胜利，不管他们的敌人有什么愿望或想法的人，也就是说，所有天生的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加尔文主义者和其他极端决定论者，尤其是在政治或社会生活领域，必然认为赫斯是不现实的和不值得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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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68 《欧洲的三巨头政治》特别赞成欧洲三个文明强国的统一：德国——观念的家园和宗教自由的斗士；法国——社会改革和政治独立取得胜利的战场；英国——经济自由的故乡，而且这种自由本身就是法国和德国精神的综合——既不像德国那样过于“思辨”，也没有法国那种过于“庸俗的”唯物主义。这三个大国必须联合起来，同心协力对抗俄国，它是反动势力的堡垒，是野蛮镇压的来源，有着吞并欧洲、扼杀其自由的危险。把俄国当做西方的敌人，呼吁为了反对它而团结一致，这在当时的德国和欧洲各地十分普遍。赫斯这本书中惟一的独到之处，是他把这种常见的建议同激进社会变革、“和平革命”（他认为暴力还会滋生暴力，这将破坏和平重建的土壤）的必要性联系在一起，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拯救欧洲，使它不至于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制度的矛盾的重压之下陷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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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70 这本书引起了一些注意。赫斯作为一名雄辩的左翼鼓动家出现在德国的知识界面前，在随后两年里，人们向他提供了不同的记者职务并被他接受，这使他与另一些志趣相投的年轻人有了更密切的接触，著名者有恩格斯、马克思和卢格。最热忱的黑格尔派变成了共产主义者，赫斯让年轻的恩格斯皈依了他的信仰。280他在1841年遇到了马克思，后者虽然通过洛伦茨·施泰因（他曾介绍过法国共产主义派别的领袖的观点）已发表的德文著作，对当时的共产主义学说略有所知，但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赫斯那些炽热的滔滔陈辞，最早动摇了他对黑格尔的官僚国家乃人类理性和纪律的表现这种政治学说的信念，使他转而走上了好战的社会集体主义道路。在赫斯的著作中，确实有一些段落不能让当时的马克思满意。伦理学的腔调，尤其是经常提到希伯来先知，从来就不合他的口味。非常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本人决定从他的生活中彻底杜绝这种令他尴尬的来源。他根本不打算经受身份不明的折磨，就像更为敏感和心肠不够硬的人那样，例如犹太人波尔纳，或海涅、拉萨尔或狄斯累利，在成年后的生活中始终受着它的折磨。他因为自己受到的歧视而产生的深切而愤怒的感情，都被他——也许不是完全有意识地——转移到了一个更广大的领域：他把自己的痛苦等同于一切地方受欺辱受压迫的人的痛苦，尤其是无产阶级的痛苦，由此获得了心理上的解放。他发出怒吼是以被压迫工人的名义，而不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犹太人被剥夺了教授资格而受到的耻辱。他所说的工人，只是一个伟大的象征性的多数，它同具体的个人无关，同他本人的世界以及他本人的伤痛相距遥远。他完全是在为他们要求并预言正义、复仇和破坏。至于犹太人，他在遇到赫斯两年前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就宣布他们仅仅是当时社会弊病的一种令人讨厌的征候，是社会机体上的一个赘瘤——他们不是一个种族或民族，甚至不是一种通过皈依别的信念或生活方式就能得到拯救的宗教，而是一群寄生虫，一帮由造就了他们的那个经济上自相矛盾和不公正的社会必然会培养出来的钱商。在将会克服所有社会弊病的行动——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和全面的社会革命——中，他们也会被消灭。这篇文章中得到恩格斯温和响应的强烈的反犹语调（在当时和后来的社会主义者中间，反犹态度并不少见），在马克思后来的岁月里成了他越来越突出的特点。它影响了共产主义者，尤其是犹太共产主义者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也是他傲慢而又粗俗的性格中最神经质和表现着反叛精神的一面。赫斯采用的语气就大为不同。赫斯的实际看法，同马克思或其他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激进分子的观点并非十分不同，他把获得解放的犹太人等同于资本主义及其罪恶。他以公开的厌恶和蔑视的态度谈论他们，把他们称为众多贪婪的钱商——“守财奴”。在他看来，他们就是占有精神的象征。然而，他的语气既不同于痛苦的海涅，也不同于烦躁的马克思。他并没有痛恨自我的体会，因此不想粗暴地对待自己的本性。他不想从自己身上去掉出身的痕记，因为他没有感到它像个恶性肿瘤，令他感到压抑和蒙羞。在《欧洲的三巨头统治》中，他只是重复了他四年前说过的话——犹太人的任务就是分散到各地并和人们同化——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建立最初的基督教的任务，然后（既然犹太教比基督教更强调社会纽带）共产主义才有可能对社会进行更新；他们起着促使西方“运动”起来的“锥刺”和“酵母”的作用，使它不至于像中国那样停滞不前，但是这项工作已经完成。由于他们拒绝了基督教，他们现在就像鬼魂一般，“既不能死，也不能生”，就像骷髅和化石，该是他们和非犹太人通婚而自行消失的时候了。文明大国的“三巨头统治”将彻底解放他们，赋予他们人权和公民权；但是，只有当所有仇恨和蔑视他们的其他人都消失之后，他们真正的解放才会出现。总而言之，他重复了一些高尚的常识，那是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自由主义同化派的主要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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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72 这种信条所导致的叛教行动，造成了他和自己虔诚的犹太父亲之间的最终决裂。但是这并不是当时赫斯对犹太人的全部感情故事，1840年，在大马士革，一个犹太人因为祭神杀牲而受到指控并被定罪。随后便发生了反犹主义的骚乱。对这种可怕而古老的诽谤的反应，导致了法国和英国的犹太人群情激愤，使他们在各地的同情者为之震惊，结果是蒙特菲奥雷·克列米厄教团为这种不公正而得到了一定的补偿。赫斯对这件事做出了痛苦的反应，并且他后来告诉我们，他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过去提倡的解决全人类疾病的方案，是否也能自动地治好犹太人的疾病。在同一年，即反法国沙文主义的巨浪席卷整个德国期间，他偶然看到了诗人贝克所写的一首仇法的诗作，他怀着突发的爱国热忱为它谱曲，并把这首作品送给作者。贝克在信封的背面以伪装的但仍可辨认的笔迹，对他做了冷淡而礼貌的、包含着反犹语气的回答。281赫斯大为气愤。但是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决定克服自己对大马士革和贝克的情怀。他想说服自己，这些都是一个垂死挣扎的社会的反常表现。人类社会的新生将使它们永远不可能再出现。在未来天下一家的社会里，没有教派或利益的存身之地。犹太人必须消失，变成一个历史的团体。普遍的宗教必须取代纯民族的宗教。犹太人即使不能让自己改宗基督教，他们至少必须让自己的子女改宗。利用这种方式，“犹太——基督教商人的世界”将会以不失尊严的解散方式消失。犹太人的苦难不管多么深重和不公，毕竟无产阶级的苦难比它更大更严重。赫斯压抑着自己受伤的情怀，至少在当时是如此。信仰战胜了来自经验的直接证据。282这是自他那时以来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典型经历。赫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常常太天真，太缺少批判精神。他的一直未被个人虚荣或教条所玷污的道德见解救了他。他总是有着清醒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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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74 除魅的时刻尚未来临。1841年，赫斯陷入了卡尔·马克思卓越而勇敢的观点的符咒之中。这年8月他与马克思会面，向他宣扬共产主义，9月初便写信283给他的持怀疑论的朋友奥尔巴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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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76 他是最伟大的、也许是现今在世的惟一真正的哲学家……马克思博士——这是我的偶像的姓名——还是个很年轻的人（最多二十四岁），将会向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发出最后的致命一击。他把哲学的深刻与最敏锐的机智结合在了一起：想想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吧，不是被随便放在一起，而是被融合成了一个人——你会听到马克思博士的声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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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78 他和马克思合作出版激进的《莱茵报》，直到莱因兰的事情变得过于狂热。他受到了在德国煽动暴力共产主义（对于一个爱好和平、强烈反对使用暴力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这是一种奇怪的历史责任）的指控，为了安全起见，他作为这份报纸的记者被派往巴黎。在巴黎，他为著名的俄国革命家巴枯宁向革命共产主义的转变（后来他才信奉了无政府主义）出了一臂之力，并且一度是蒲鲁东的热情支持者。他欣赏蒲鲁东和卡贝——当时所有社会主义者中最狂热的人，因为他们直接向穷人和被压迫者发出呼吁，不像圣西门或傅立叶那样，等待某个开明专制者和百万富翁来贯彻他们的社会计划。1843年他回到了科隆，在工人中间进行煽动，发表了一些无足称道的左派文章，攻击私有制、宗教和国家的暴政。他似乎采取了一种介乎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政治立场。284他这时是一帮有信仰的弟兄中活跃的一员，其中包括蒲鲁东、布鲁诺·鲍威尔、卡尔·格林和马克斯·施蒂纳，后来马克思谴责他们全是抽象的道德论者——他们否定资本主义，除了认为它是一种罪恶外，再也没有更好的理由。这不过是一种伪装成客观判断的主观主义。马克思认为，既然事实上人人都受着自己的阶级立场的制约，既然他们的道德和政治观点只是对他们的利益（也就是说，在一定阶段他们的阶级需要和渴望什么，或他们受着什么威胁或害怕什么）做出的合理解释，所以，认为一个人可以站在超越战斗、超越阶级斗争的优越的中立立场上进行褒贬，就会陷入一种致命的“形而上学”幻觉。人们要想对某种既定的观点、制度和政权发起攻击或摧毁它，惟一正确的客观基础就是有关历史发展的新辩证科学。理性的政治要支持历史——阶级斗争——即将创造的东西，要谴责那些必然会被它毁灭的东西。推动历史运动的，是客观的物质因素及其对人类意识和对它的反思所起的作用，因此抵制这种运动是任性的和不理智的，简直就是一种自杀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蒲鲁东、卡贝和赫斯就是“唯心主义者”和空想家，他们注定会使自己变成低能儿，后来的托洛茨基则把他们称为“历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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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80 不过，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虽然瞧不起他们过去的老师（大概还包含着对先驱的妒嫉），他们同赫斯却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在1847年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利用了他的一些文稿（尽管只是为了进行谴责）285，怀着一种爱恨交加的态度看待他，后来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他们异口同声地称为“多情善感的、唯心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东西，都采取了这种态度。赫斯太单纯，太缺乏自尊意识，因此对这种侮辱人的态度他不会做出回应，甚至根本就不在意。他总是想以善报恶，毕生对“科学”社会主义之父怀着深深的敬意甚至忠诚。不管他们有什么错误，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被压迫工人的正义事业的不屈不挠的工作者。这对他就足够了。凡是反抗不公正，为全人类更自由更美好的生活而战斗的人，都是他的朋友和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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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82 他在巴黎度过了一段不稳定的生活，通过给不同的德国移民报刊写文章而增长了见识，然后他在1845年去了布鲁塞尔，时断时续地在那儿一直住到1848年。他返回过德国，在埃尔伯菲尔德为恩格斯编过一份左派杂志《社会镜报》（Der Gesell-schaftsspiegel），进行鼓动（他们在各地都赢得了信徒，但不包括工人），写文章讨论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罪恶，认为那是在富足中出现生产过剩和苦难的根源；谴责货币本身就是“Entmen-schlichung”（异化）——把人变成按一定价格买卖的商品——过程中的一个因素，这种观点后来被马克思当做“散发着一丝哲学气味的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微弱回声”而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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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30184 当1848年革命爆发时，他正在德国。他的遗孀后来坚持说，他直到去世，对这场革命始终持谴责的态度，然而这也许只是一种善意的编造。这场革命的失败并没有摧垮他的精神，或减少他对人类的信心。俾斯麦、奥地利皇帝和拿破仑亲王轻松战胜了民主的力量，使他那些法国和德国的激进派盟友在道德和思想上一蹶不振，和他们不同，他从来没有向敌人屈服，也没有退缩到移民的那种典型的怨天尤人和无所作为的状态中去，只是偶尔想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并对所有的人进行谴责。他周游瑞士、比利时和荷兰，在马赛开了一家经营刷子的店铺，最后在1854年又回到巴黎，在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流浪生活后，他在那儿定居。这位德国共产主义之父生活在贫穷之中（一度因他父亲于1851年去世后留给他的一笔遗产而有所改善），但他依然毫不动摇地相信无产阶级的社会，相信人类可以达到完美，相信经验的发现和发明方面的进步所起的作用。他钻研人类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因为他确信具备技能和公共精神的人，能够利用科学知识，使人类得到新生。凡是在他看来向往光明的人，他一概报以政治上的同情。他赢得了费迪南·拉萨尔——“一个犹太人的肩膀上长着一颗歌德的脑袋”——的友谊和尊敬，并协助他创建了“全德工人联合会”——这是欧洲所有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的基础。在这个时期，他还热情讴歌意大利为取得统一和独立而开展的斗争。意大利人，尤其是马志尼及其朋友，代表着他一直理解和相信的民族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主义不是历史中的一个真正的基本要素，赫斯并不接受这种理论。他谴责世界主义是对使人类丰富多彩的真实历史差别的故意的、违反自然的抹杀。但是他看不出任何民族有理由认为自己一定优于其他民族，他明确反对黑格尔在“历史性”民族和那些不幸的“衰败”民族之间所做的划分——更好战的民族注定会利用他们的优势“发挥一种历史作用”，拥有进行同化和统治的“历史”权利。和十八世纪的人道主义者赫尔德一样，他相信人类自然地分化成不同的种族或民族。他不想费心去定义这些概念，因为他认为它们意味着任何头脑健全的人都会承认的事情，只是由于以它们的名义犯下的和仍会犯下的野蛮暴行，才让人产生了有损其名声的联想。他无保留地谴责普鲁士的沙文主义。他憎恶俄国的扩张主义和专制统治。但是意大利人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自由国家的愿望，却博得了他最热烈的同情。他认为，教皇的统治，而不是外国人的入侵，才是意大利的落后、分裂、经济和精神痛苦的真正原因，这反映着从马基雅维利到今天所有意大利爱国者的观点。在他思考意大利的民族主义问题时，在他以真诚的同情和赞赏态度参与意大利爱国主义运动（欧洲的自由派——尤其是英国的——都对加里波第和马志尼的追随者有这样的感情）时，他自己那个散布在各地、“默默无闻的”民族——犹太人——的性质和命运，再一次占据了他的思想。他在1861年得到普鲁士国王的大赦后回到科隆。1862年，他发表了自己最出色也是最著名的著作《罗马和耶路撒冷》，对自己的新学说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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