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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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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在其认识论中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1）依赖于感官知觉的意见和（2）真正知识或科学。与这一知识的二元论相对应的部分很明显存在于柏拉图的心理学中。在感觉和意见上，灵魂依赖于身体，但就灵魂专注于理念世界而言，它是纯粹的理性。身体是灵魂的阻碍，灵魂必须摆脱身体的舒服以便关注纯粹的真理。纯粹理念的复制品因为存在于现象世界，只是刺激灵魂进行思考；感觉引起和刺激对理念的理解，但是并不产生这一理解。灵魂在某种程度上必定先于它与经验世界的联系从而获得对理念的理解。柏拉图宣称灵魂在忘记理念之前已经考虑过理念。感觉世界中理念不完善的复制品让灵魂想起它的过去，想起它过去看到过什么。因此所有的知识都是回忆，所有的学问都是灵魂的再度觉醒。柏拉图通过诉诸回忆说来建立灵魂的先在学说。《费德罗篇》中关于驭者的神话表达了这一洞见：灵魂在它与身体结合之前必定已经存在。人的灵魂部分地是纯粹理性，这一理性部分是其最具特点的部分。当灵魂进入身体，一个有死的和非理性的部分附加到它上面，这一部分使灵魂适合在感觉世界上存在。非理性的部分进一步被分成精神的部分和欲望的部分，柏拉图用前者来指位于心脏的高尚的冲动（生气、雄心和爱的力量），用后者来指位于肝脏的较低级的欲求和情欲，灵魂通过这一部分来产生爱和饥渴。身体上冲动和欲望的统一对灵魂理智上的愿望是一个阻碍，冲动和欲望的存在对理性在伦理方面的至高无上是一个阻碍，正如柏拉图在其伦理学中指出的，理论自身必须力求克服这一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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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心理学是二元论的，他将灵魂分为较高级的理性部分和较低级的非理性部分。但是既然非理性部分又被进一步分为精神部分和欲望部分，实际上他就将灵魂划分为三个部分：（1）理性的能力。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理性的能力首先是理智的，但是柏拉图似乎将某些品格特征，如，慷慨、谦逊和尊敬包括在理性能力之中，虽然这些品格特征并不是纯粹理智的，而是与一种哲学上的气质相联系。（2）精神的能力。这是一种类似于意志的执行能力，但是如果将其与作为决策和自由选择能力的意志等同起来，就是令人误解的。意志概念是中世纪思想的产物，起源于希伯来和基督教思想，而不是发端于柏拉图的观点。非常令人怀疑的是—虽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柏拉图是否设想了选择的自由和意志自由。精神的能力只是在有活力和有执行力的意义上类似于意志。柏拉图认为精神能力包括情感和情绪，以及雄心、愤怒、怨恨和义愤等品格特征。（3）欲望的能力。这一能力与近代心理学中的术语“欲求”非常接近。柏拉图所说的身体欲望包括对快乐、财富、食物、居所和其他身体上的满足的欲求。快乐并不是一种排他性的欲望；有一种快乐伴随着灵魂的每一种能力的运用：那些在数学、科学和辩证法中运用理性能力的人享受到理性的快乐；那些成功实现政治、科学和军事进步方面抱负的人享受到荣誉和名望带来的快乐；那些满足身体欲望的人享受到感官的快乐。快乐的优先性的次序如我们已经在前面列举的那样，快乐的分类标准由熟悉这三种灵魂类型的称职的批评者做出裁决。因为自由散漫的人或者有野心的人的判断是有偏见和不可依赖的。柏拉图的关于快乐和痛苦的心理学极具微妙和精致的特点。他注意到，虽然快乐和痛苦都是积极的情感，但在快乐和痛苦之间有一个不确定的状态，这一状态与后来的痛苦相比似乎是快乐的，而与先前的快乐相比似乎又是痛苦的。柏拉图可能是第一个阐述心理相对主义学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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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灵魂不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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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将不朽归于灵魂，并在几篇对话中为灵魂不朽提供了证明。这些证明中最具特色的证明来自于灵魂的关于形式的知识：沉思纯粹、永恒理念的灵魂必定（至少部分地）像这些理念一样是纯粹和永恒的；因为只有相似者才能知道相似者。他还利用回忆说来证明灵魂的在先存在，已经在肉体死去之后还可能继续存在。这一证明从灵魂占有解释性的基质和自明真理推论出灵魂的在先存在，而在今生灵魂并不占有这一基质和真理。既然这些基质是灵魂天生禀赋的一部分，它们必定是对永恒真理的重新回忆，灵魂在较早的状态中理解这些真理，并在感觉经验中回忆起这些真理。柏拉图在《斐多篇》（作为第二个证明出现）和《斐德罗篇》中阐述了这一回忆说的证明，这一证明的认识论基础在《美诺篇》苏格拉底向童奴的提问中得到了充分论证：通过一系列提问，苏格拉底能够从童奴那里诱导出几何理论的证明，而此前童奴并不知道这一证明。如果不假设几何知识在他出生时已经潜在于灵魂中，而童奴以一种在先存在的状态获得几何知识，那么如何解释童奴不经教导即掌握了这一知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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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两个关于永恒的认识论证明，柏拉图提出了许多形而上学的证明，其中有两个特别著名：来自灵魂统一、简单的证明和来自灵魂的生命力的证明。灵魂按其本性是简单和不可分的；因此它既不可能通过复合而产生，也不可能通过分解而毁灭—任何简单的东西都不可能被分解（《斐多篇》的第三个证明）。灵魂是生命的基质或者自发性；假设生命的基质会死亡，这是有矛盾的—生不可能变成死；因此灵魂是不朽的（《斐多篇》的第四个证明）。来自于灵魂的生命力的证明反映了柏拉图思想中泛灵论概念的残留，同宇宙起源论的证明极为类似，这个证明认为，灵魂或者精神作为世界上运动的最终来源必定是永恒的。作为运动来源的灵魂是自动的，从其内部发起运动。因此灵魂的运动同灵魂的生命一样是持久永恒的。柏拉图最后提出了许多价值上和道德上的证明，这些证明将永恒归于灵魂，其根据是灵魂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和正义要求。一个主要的价值证明是：灵魂较高级的尊严和价值证明了他能够超越粗糙的能够持续相当长时间的躯体而存在。这一点又通过关于正义的考虑而进一步巩固：世界是合乎道德和有理性的，正义的命令要求来世对今生的纠正和不完善进行报偿和惩罚。这个道德证明的一个有趣的变种出现在《理想国》的第五章中：每一事物都因其特殊的或固有的恶而被毁灭；最坏的恶、不正义、不节制和无知都是灵魂的特殊的恶；但是他们并不会破坏邪恶的灵魂，因此灵魂是不可毁灭的。这些证明的每一个—认识论的、形而上学的或者价值论的—在单独进行考察时可能都不是令人信服的；但它们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令人赞叹的系列。不过我们可以仔细探究后来关于不朽的哲学文献，很难发现有什么证明取得了进步，柏拉图已经清晰地预示了这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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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依然存在：纯粹的理性灵魂是如何同肉体结合的呢？在这一点上，柏拉图再次求助于神话解释，将他的认识论和经验心理学提出的概念与奥菲斯教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神秘主义结合起来。纯粹的理性灵魂由造物主所创造，曾经居住在一个天体上，但是因为具有感觉世界的欲望而被放在肉体内，就像被放在监狱中一样。如果它成功克服了其本性中较低级的一面，它就会回到天体上，否则就会越沉越低，接着进入不同动物的身体（灵魂的转世或者轮回学说）。如果灵魂在天国的生活中抵御住了欲望的诱惑，它就会继续享受超凡的存在，让自己全神贯注于理念的沉思。既然灵魂无法做到这一点，它就不得不经历一个净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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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厄洛斯学说。正如感官知觉在灵魂中唤起关于纯粹理念和现在状态中理解的真理的回忆一样，激起感官之爱的对感官之美的知觉也唤起了灵魂中对理念之美的回忆，理念之美在其先前的存在中被沉思。对真理和美的这些回忆激励着灵魂渴望过与纯粹理念世界相联系的更高一级的生活。因此感官之爱和对美和善的渴望来源于同一种基本的冲动。感官的冲动试图寻求种的延续，在其较高级的表现形式上，则渴望名声，即创造科学、艺术和人类制度的冲动。在渴望永恒价值上，灵魂渴求不朽。实际上，这些冲动被用作灵魂不朽的证据，因为灵魂所热烈渴求的也必定是可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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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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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格拉底那里，最重要的问题与道德上的善相关：善的本性或者意义是什么，什么是善的生活，我们如何证明这样一种生活合乎理性？一个理性存在者应当如何行动，他的支配原则应当是什么？苏格拉底在提出这些问题之后都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虽然苏格拉底并没有提出一套全面系统的人生哲学，但是他为这样一个道德哲学体系奠定了基础。柏拉图接受了这些问题并试图依据其全面的世界观来解决这些问题。如前所述，他认为人生和人类制度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包含在世界和人的本性及意义这一更大的问题中。柏拉图的伦理学像他的认识论一样以他的形而上学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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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理性的宇宙，一个精神系统。感觉对象，即围绕我们的物质现象，只是永恒不变的理念的短暂的幻影；这样的对象转瞬即逝，没有绝对的价值，因为只有持续存在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具有其价值。唯有与最高的善有关的理性才具有绝对价值。因此人的理性部分是人的真正部分，他的理想就是要培育其理性，即他的灵魂中不朽的部分。躯体和感官与灵魂相反，躯体是灵魂的牢笼和束缚，摆脱这一束缚是精神的最终目标。“为此我们应当尽我们所能离开尘世，离开尘世就是成为上帝那样。”灵魂从躯体中的解放和对美好理念世界的沉思—这就是人生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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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躯体中解放是灵魂的最终命运，具有理性部分、精神部分和欲望部分的灵魂正被关在尘世的牢笼中，需要解决它自己的问题。灵魂的理性部分是聪明的，必须代表整个灵魂进行事先考虑：因此它的基本职责是命令。由理性来支配灵魂其他冲动的个人就是聪明的，他知道什么对内在的整体及灵魂的各个部分有利。灵魂中精神部分的职责是服从并支持理性部分。在这两种基质得到训练和教育，并且保持一致后，它们开始控制身体的欲望。理性提出建议，而精神部分的能力则为理性而战，服从理性，通过它的勇敢将理性的建议付诸实施。因此，当一个人灵魂的精神部分历经苦乐，始终坚持理性的教导，将其视为是否应当畏惧的一个标准，这个人就是勇敢的。当一个人的精神和欲望服从理性的权威，他就是节制的。节制或者自制就是控制某种快乐和欲望。当这三种内在基质保持一致，每一种基质都会发挥其适当的作用，一个人就是正义的。正义和值得尊敬的行为就是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心灵框架内行动。当一个人是聪明、勇敢和节制的，当一个人将和谐引入灵魂中，他就达到了一种合乎伦理的态度。这样的人不会拒付定金，不会渎神和偷窃，不会对朋友不忠，不会背叛他的国家，也不会犯类似的罪行。正义是至高无上的美德，具有这一美德的灵魂不可能做任何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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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合乎伦理的典范就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灵魂，在其中，较高一级的部分支配较低一级的部分，明智、勇敢、自制和正义的美德发挥作用。有理性或者美德的人生就是最高的善。幸福伴随着这样的人生，正义的人就是幸福的人。虽然快乐自身不是目的，但是与欲望的满足一致的是：欲望越合理，欲望的满足就越令人快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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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提及柏拉图理论学说的另一方面，它特别强调灵魂中的理性要素，而将其非理性部分视为仅仅是次要的，应当服从理性部分并最终被抛弃。他的学说的这一部分不同于通常的希腊观念；它的风格是禁欲主义的，预示了我们在早期基督教那里见到的贬抑现世（contemptus mundi）的学说：我们所感觉到的世界是一个短暂的展览，“这世界的壮丽，和其上的情欲，都要逝去。”对柏拉图来说，唯一持久存在的就是理性，是真理；其他的一切都是虚幻。物质是不完善的，是灵魂的绝对负担；从这一阻碍中摆脱出来，使自己专注于对美好理念的沉思中，或者像基督教所宣扬的那样关注上帝，是一种虔诚期盼的圆满状态。柏拉图哲学的这一禁欲倾向在神秘主义中达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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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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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阐述了其国家理论，这一理论以其伦理学为基础。既然美德是最高的善，个人则不可能单独获得此善，而只能在社会中获得，国家的任务就是要促进这一美德和幸福；国家机构及其法律的目的就是要创造条件，使尽可能多的人成为善的，也就是说，要确保全体的福利。社会生活是个人完善的一种手段，其自身并不是目的。无疑，个人必须使自己的个人利益服从于社会福利，但那只是因为他自己真正的善与社会福利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和有美德的，就不需要法律和国家：一个完全有美德的人是受理性支配而不是受外在的法律支配。但是很少有人是完善的，因此有必要用法律来确保我们的真正善的实现。这样，国家就是因为人性的不完善而产生。国家应当像整体上的宇宙或者个人有美德的灵魂一样得到有效安排，也就是说，理性应当处于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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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存在着许多阶级，就像灵魂存在着许多功能一样。这些阶级彼此间的和谐关系类似一个健康灵魂中各部分之间的关系。那些具有哲学洞见的人体现了理性，应当成为统治阶级；武士阶级的成员具有灵魂中的精神部分：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国家；农民、艺术家和商人则代表了较低级的欲望，他们的职责是生产物质性产品。在柏拉图所处的时代，他认为腓尼基人为较低级的欲望所支配，北方的野蛮民族例示了灵魂中的精神部分，而希腊人则代表着理性。一个国家要实现正义，就需要社会的每一个阶级，工业、军事和守卫等各司其职，要关注自己的事务而不要干涉其他阶级的事务。一个国家如果各个阶级都具有相应的品质和条件，这个国家就会是节制、勇敢和有智慧。当大众的欲望受少数人的欲望和智慧支配时，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谁应当统治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时，国家就是其自己的主宰者。每一个人都应当在国家中有其职业，他的自然才能最适合这个职业。正义就是要在社会中拥有适合自己能力和地位的职业，考虑自己的事务而不要干涉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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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一个大家庭。因此，柏拉图反对个人财产和一夫一妻制，主张两个由劳动者供养的阶级实行共产主义和共同占有妻儿。他的其他建议有：对婚姻和出生实行优生学的监督，遗弃弱婴，推行义务性国家教育，对妇女进行作战和参政的教育，对艺术品和文学作品进行检查。柏拉图对艺术评价不高，认为艺术是对感觉世界的模仿，而感觉世界不过是对事物的真实本质的复制，因此艺术是对模仿品的模仿。尽管他贬低艺术，柏拉图认为艺术可以用来促进道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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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一个教育机构和教化工具，它必须建立在可获得的最高级别的知识，即哲学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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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哲学家在国家中获得王权，或者那些被称为国王或者君主的人充分掌握了真正的哲学，也就是说，除非政治权力和哲学掌握在同一个人手中……否则无论是城邦还是人类都不会得到解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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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应当对高等阶级的子女进行教育，遵循一定的教学计划。这一计划针对二十岁之前的男女市民，应当包括：为了对其进行伦理感化而选择的神话故事；体育锻炼，这不仅有利于强壮身体，也可以用来发展灵魂的精神方面的能力；阅读和写作；诗歌和音乐，这可以用来激发美感、和谐和均衡，并鼓励哲学思考；数学使人的心灵从具体和可感事物上转向抽象和真实的事物。当年轻人长到二十岁时，从他们中间挑选出优秀者，这些人将研究他们童年所学的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并学会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那些三十岁时在他们的研究中，在军事上以及在其他活动中表现出最大才能的人将会被挑选出来，利用五年的时间学习辩论术。然后他们将会在遵守军事命令和服从城邦公职方面接受检验。到了五十岁，那些证明自己优秀的人将会投身于哲学研究，直到他们有机会为了国家掌握高一级的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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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对完善国家的描述，是对体现了正义原则的社会的梦想。它通常被称为乌托邦，柏拉图自己事实上也认识到他的理想国家在任何实际的社会中都不可能实现；人们至多能期望的是一个和乌托邦理想近似的国家。但是在柏拉图看来，理想国家无法实现，这并没有减损它作为实际社会组织和管理上的指导所具有的价值。而且，我们必须记住，柏拉图是将理想国家作为一个小的城邦国家来设想的，他的许多“理想”在当时的斯巴达都是实际存在的事物。因此用乌托邦的不切实际来频繁地反对柏拉图的理想国家，这一批评得不到彻底辩护。在其晚期著作《法律篇》中，柏拉图对其政治理论进行了重大修正，他抛弃了早期方案中的某些理想主义和唯理论的特征。除了理性或者洞见之外，一个好的国家还应当有自由和友爱。所有的公民都应当是自由的，共同参与国家管理；他们也是土地所有者，而所有的贸易和商业则交由奴隶和外国人管理。家庭恢复到其原有的位置。知识并不是一切：还存在着美德行为的其他动机，例如快乐和友爱，痛苦和厌恶。但是美德仍然是典范，道德教育是国家的一个主要目标。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道德基础的关注是柏拉图整个政治哲学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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