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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怀疑论学派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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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学派的共同思想是：我们不可能知道事物的本性。我们的感觉只告诉我们事物如何向我们显现，而不是它们自身是什么。如果感觉是我们所有知识的来源，我们永远不可能超出感觉，那么我们怎么能知道对象是否同感觉相一致？而且，我们的思维同感觉相冲突，我们在这里没有标准来区分真伪（皮浪）。伊壁鸠鲁学派将每一感觉都作为真理的标准；斯多葛学派认为只有经过确信的感觉才能获得我们的认同；但是哪一个标准都不是安全的标准。感觉经常欺骗我们；没有事物与之相符的知觉同真实的知觉一样可以是清晰、明确和不证自明的—阿尔凯西劳斯提出了这一证明。我们不能分辨感觉是否为真实物体的复制，因为我们永远没有同感觉相比较的物体。而且卡尼阿得斯认为，我们不可能赞同某个观念，我们只可能赞同某个判断，而判断是一种需要标准的思维形式。他还认为我们什么也不可能证明，因为要证明什么，我们就必须或者假定这一真理所遵守的前提，而这样做是在祈求论题，或者我们必须通过将这一前提建立在其他前提之上，来尝试证明这一前提。如果我们采取了后一程序，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到达论证的停止点，因此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形成确定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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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可能知道任何东西，那么我们应当悬置判断，也就是说，不假设任何东西。我们所有能说的就是：我们具有某某意识状态，一个物体显得是白的或黑的，而不是说它是白的或者黑的—这对于所有的实践目的来说足够了（皮浪）。知识的确定性在道德问题上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能够悬置判断，不再为理想而奋斗，那么我们可能使自己避免大量的不幸。心灵的安宁是道德上漠不关心和听天由命的态度所产生的结果。卡尼阿得斯认为，虽然我们在知道事物的本性的确定性上没有标准，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确信，例如知觉的清晰生动，在实践行为上引导我们。在他看来，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可能性；因此没有必要完全悬置判断。明智的人会根据观念的可能性程度来赞同某个观念；但是他总是会记住，即使最高程度的可能性也不能保证是真理。卡尼阿得斯的这一态度培养了折中主义，一种将各种来源的真理结合起来而不寻求统一的确定知识体系的常识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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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阿得斯攻击斯多葛学派的体系，力图找出这一体系的矛盾，表明所有知识的无用。他驳斥斯多葛学派对上帝存在的目的论证明，这一驳斥的根据是：世界并不是理性的、完美的和善的；即使世界是这样，这也不能证明是上帝创造了世界。他批评斯多葛学派的上帝概念或者世界灵魂，理由是如果上帝具有感觉或者情感，他就是可变化的，而一个可变化的上帝是不可能永恒的。另一方面，如果上帝是不变的，那么他就是坚硬的无生命存在。如果上帝是有形体的，他就是可变的和可以消亡的；如果上帝是无形体的，他就既没有感觉也没有情感。如果上帝是善的，那么他就由道德法则决定，因而不是至高无上的；如果他不是善的，那么他就低于人类。上帝的观念充满了矛盾；我们的理性不可能把握上帝；因此关于上帝的知识也就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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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萨的斐洛认为虽然斯多葛学派的真理标准是不充分的，但是并不能由此推出知识是不可能的。他不相信阿尔凯西劳斯或者卡尼阿得斯是有意要否定知识的可能性。安提库斯则放弃怀疑论而选择了折中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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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晚期怀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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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的怀疑论者埃奈西德穆和塞克斯都更加详细地论述了怀疑论的观点。埃奈西德穆认为知识不确定性的理由如下：同样的物体在不同存在者、不同人、同一个人、不同的感觉、在主体和环境的不同境遇和不同条件下的同一感觉那里看上去并不相同。每一种感觉都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限制，因此在两个不同场合永远不可能是相同的。他还提出证明来反对证明的可能性，反对因果观念，反对上帝存在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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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论运动在哲学史上并非没有影响。它往往会削弱某些学派的极端独断论，使得哲学家修正他们的观念来回应怀疑论的攻击。通过指出不同体系中存在的矛盾，怀疑论使得思想家们缓和他们的差别，强调他们的一致。怀疑论促使思想家从所有哲学体系中选择对他们的常识来说有吸引力的观点。这样，被称为折中主义的哲学运动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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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折中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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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主义也受到了希腊和罗马学者之间日益增长的理智交流的鼓舞。罗马人并没有真正的哲学；他们缺乏思辨的力量，并且极少关注世界和人生理论。直到公元前168年，马其顿被罗马征服，希腊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公元前146年），哲学反思上的兴趣才开始出现。希腊教师来到罗马，罗马的年轻人进入希腊的哲学学校，希腊哲学开始被视为更高级文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罗马的思想家从来没有提出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他们都是折中主义者，从不同的体系中吸收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的观点。即使他们接受某个体系，也要修正这一体系以符合他们的爱好。他们对缜密的论证、论辩术和矛盾不感兴趣，并且避免令希腊人着迷的琐碎和细致的区分；他们也不喜欢论战辩论。罗马人不是抽象的思想家，他们受常识的支配，如丹尼斯所说：“他们在哲学上寻求和发现的只不过是行为准则和管理的方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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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主义几乎遍及学园派、逍遥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等所有学派；只有伊壁鸠鲁学派仍然忠实于他们的信条。这些学派的代表有：新学园派的安提奥古斯，中期斯多葛学派的巴内修斯（公元前180年~前110年），西塞罗（公元前106年~前43年），塞克斯都（生于公元前70年）。L.阿尼厄斯·科尔努图斯（生于公元1世纪），L. 阿尼厄斯·塞涅卡（公元3年~65年），以及C.穆索尼乌·斯鲁弗斯（生于公元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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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nis，《道德理论和道德观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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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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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宗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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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犹太—希腊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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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哲学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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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回顾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伟大体系之后的不同哲学运动，现在来到了一个哲学在宗教中寻求庇护的历史时期。伊壁鸠鲁主义将世界解释为一台机器，劝告其追随者要充分利用世界，从中尽可能地获取快乐。斯多葛学派将自然设想为一个有目的的系统，发现使他们自己服从普遍的意志并协助实现整体的目的是明智的。怀疑论拒绝对宇宙的本性问题给出任何回答，建议人们抛弃所有的哲学和忠告，拒绝将其作为实践问题的指导，而是要遵循自然、习俗和可能性。最后，折中主义采纳了这些理论都认为是善的东西，并将手头的资料拼凑成一个令人满意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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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哲学并没有满足所有的人。具有某些气质的人感到他们不可能将世界视为原子的相互机械作用，从而不必再为上帝问题困扰。他们不可能压制自己的渴望，使自己服从普遍的意志，“在他们纯洁的内心中”找到安宁和神力。他们也不会赞同怀疑论，成功地彻底根除对上帝的确定知识的欲求；他们拒绝使自己屈从于盲目的命运，不仅渴望知道上帝，而且要看见上帝。策勒尔用下面的话描述了这一时期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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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帝疏远的感情与渴望更高的启示是旧世界最后世纪的特征。这一渴望表明人们意识到古典民族及其文化的衰落，并且预感到新的时代的到来；它不仅使得基督教兴起，而且甚至使得基督教之前的异教和犹太的亚历山大主义和类似现象兴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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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态度产生了一种带有强烈宗教神秘主义色带的哲学；希腊思想汇集了其思想史的成就，就如同开始于宗教一样，也以宗教结束。希腊的思辨与埃及、迦勒底亚特别是犹太宗教的联系促进了这一宗教运动。位于埃及的世界城市亚历山大利亚为各种力量的结合提供了有利的物质媒介。我们在这一宗教哲学中可以识别出三种倾向：（1）一种倾向试图将东方宗教、犹太教和希腊的思辨结合起来：犹太—希腊哲学；（2）一种倾向是试图基于毕达哥拉斯学说构建一种世界宗教：新毕达哥拉斯主义；（3）一种倾向是试图将柏拉图的学说变成一种宗教哲学：新柏拉图主义。这三种神学或神智学的共同点是：作为超验存在者的上帝的概念，上帝和世界的二元论，关于上帝的启示的、神秘的知识的观念，禁欲主义和否定世界，相信存在着居间的存在者，即魔鬼和天使。这些共同点中的某一些，如一神论、二元论、启示和预言、天使学等是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代出现的犹太教的特点，因此犹太教很容易采取了一种融合的形式，同某些希腊思想体系相结合。所有这些体系都体现了希腊和东方文化的结合：在新柏拉图主义那里是希腊的因素占主导地位，而在犹太—希腊哲学中则是东方文化最为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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