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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逻各斯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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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各斯学说在早期基督教神学中占据非常显著的地位，但是并没有渗透到早期教会的普通教徒中。最初几个世纪淳朴的基督教徒生活在多神教的共同体中，相信圣父、圣子和圣灵但没有在形而上学上解释其信仰；对他们而言，耶稣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上帝的儿子，圣灵是第二个超自然的存在者，他并没有试图去理解上帝之子和圣灵的形而上的本性和彼此之间的关系。教会有才智的领袖在努力辩护他们的信仰以反对诺斯替教徒和异教哲学家的过程中，越来越深入到希腊学派的思辨中，直到他们最后使福音希腊化。逻各斯的学说在许多地区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反对，护教者们努力对基督教的基本信条进行了较少形而上的解释。出现许多教派，这些教派试图以一种为那些不熟悉神学思辨的人所容易理解的形式来表述基督教的教义。从公元130年到300年，在基督教团体中拥有最多追随者的学说是形态论，这一学说在西罗马世界是作为圣父受苦说而出现的，而在东方则是作为撒伯流主义而出现。根据前者的观点，上帝具有肉体而成为人，并亲自受苦—因此被称为圣父受苦说；根据后者的观点，上帝通过三种相继的方式或者力量显示自身，即圣父、圣子和圣灵。在这两种情形中，这三者都是以不同形态出现的同一个上帝（形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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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构想不严谨的观点并没有压倒逻各斯神学；在三世纪末期哲学的神学获得胜利，哈纳克认为：“它甚至用信条来理解教义。”奥利金的影响占了上风；他的后继者们将信仰变得极端哲学化，以至于外行难以理解。他们以损害拯救观念为代价强调纯粹宇宙论和哲学的部分；在这一学说的某些表述中，基督的名字甚至没有被提及。奥利金体系的新柏拉图主义威胁到基督教，使其陷于困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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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各斯和上帝或者圣子和圣父的关系问题构成了325年的尼西亚会议的一种重要争论的主题，这一争论发生阿里乌斯的追随者阿里乌斯教派和反阿里乌斯教派之间，阿塔纳修后来成为反阿里乌斯教派的领袖。根据阿里乌斯的观点，基督是上帝的创造物，被赋予自由意志，上帝预见到他将会用此来行善；因此上帝在创造基督时赋予基督以上帝的尊严。在阿塔纳修看来，圣子作为拯救的基质，由圣父产生而不是制造；他与圣父共存，与圣父是同一个实体，完全享有圣父的本性，既没有使圣父受到损失，又没有成为一个不同的人。历史上的耶稣，即逻各斯—上帝或者圣子在本质上与人体结合，是一个完全的化身。圣灵是第三个存在者；上帝是三位一体，由三者构成，而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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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阿里乌斯教派在尼西亚会议上取得了胜利；阿里乌斯的学说受到谴责，阿里乌斯和他的追随者被开除教籍。“被产生而不是被制造，同圣父是一个实体。”这段话被写入后来被称为《尼西亚信经》的教义中。参与争论的两派都从奥利金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中寻找证据，以支持他们自己的观点；正统的解释和被击败的理论一样以逻各斯学说为依据。后来有人试图通过宣称上帝和基督并不是同一实体，而是具有同样的本性，在阿里乌斯教派和阿塔纳修教派之间进行调和，但是没有成功。在这一观点上没有达成一致，这导致了罗马和希腊教会之间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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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是耶稣这个人同逻各斯—上帝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即基督论的问题。护教者们提出了许多回答，结果形成了许多小派别以支持不同理论。有一种解释是，基督具有两种本性，“每一种本性自身都是完善的，并与另一种相区别，却在一个人身上完美地结合，这个人同时是上帝和人。”这一解释被451年的迦克墩会议接受，并成为正统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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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立了《尼西亚信经》之后，基督教哲学的研究主要是在亚历山大的奥利金学派进行。他们采纳正统的教义，奥利金的体系中同正统教义相冲突的教义被抛弃。这个学派协助进行重建工作的代表有：尼撒的格列高利（394年去世），大巴西尔（394年去世），纳西安的格列高利（390年去世）。普罗提诺所宣扬的新柏拉图主义也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其领袖有：辛奈西斯主教、尼梅修斯主教、加沙的埃涅阿斯、学者扎卡赖亚斯、语法学家约翰尼斯和约翰·菲罗帕纳斯，他们都是公元6世纪的人。被错误地归于雅典最高法院的法官狄奥尼西奥斯的新柏拉图主义著作出现于公元5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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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自由意志和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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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需要得到正式解答的问题是：在拯救的计划中人类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根据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整个人类因为第一个人或者堕落天使的罪恶而堕落；人类需要上帝以某种方式对其进行救赎。基督为了拯救人类而从天堂降到人间，这一信仰的基本观点似乎支持了这样一种解释：如果有必要将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么显然人自己不可能拯救自己。他是罪恶的奴隶，在本性上是一个罪人（原罪学说），或者在某种方式上成为一个罪人；无论在哪一种情形中他都无法拯救自己。这一概念从摩尼教派那里获得了支持，摩尼教派人数众多，接受波斯的摩尼（277年去世）的学说，摩尼将波斯的二元论和诺斯替教学说加入到对《圣经》的理解中，并将基督教和拜火教创始人琐罗亚斯德的学说结合起来。摩尼教宣扬人的光明基质受到物质这一黑暗基质的束缚，只有通过禁欲，远离肉、酒、婚姻、财产和劳动，灵魂才能得到净化，回到产生他的光明王国。但是也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一信仰观点：基督将人类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罪恶意味着人有罪，有罪意味着有罪的人要负责；只有能够在正确和错误之间自由选择的存在者才可能是罪人。因此，如果人类犯罪，他必定是自由的。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也可以得出同一结论：上帝是绝对地善和正义，不可能对罪恶负责；因此人自身必定是罪恶的产生者，并且只有他是自由的，他才可能不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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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00年，一位叫贝拉基的僧侣来到罗马，他的学说同原罪的观念相反：上帝是善的和正义的，他创造的一切都是善的。因此，人性不可能完全是邪恶的。亚当在选择犯罪还是不犯罪上是自由的；他的感官本性是邪恶的，当他选择罪恶时，这一本性就占据了上风。但是罪恶不可能一代一代传下去，因为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犯罪包含了自由。自由来源于神圣恩赐的原初活动；它是由善的上帝赋予的最初的礼物，因此人能够不借助外在帮助而抵制罪恶，并欲求善。虽然亚当的罪没有传下来，但是他犯罪的事例却是有害的，对他的坏事例的模仿成了一种难以克服的习惯，这也解释了人类的堕落。但是教士问：如果人不为罪恶所奴役，如果他的选择自由没有受到破坏，那么神的恩赐和基督教在人的救赎中发挥什么作用？贝拉基派回答，通过神的恩赐活动，在《圣经》中，在耶稣的教诲和事例中，在教会的教义中，神将知识启示给人—知识会帮助人类选择善，例如洗礼和信仰耶稣基督的知识对于拯救来说是必要的。上帝是全知的，他准确地知道人们在他们的生活中将会作出什么选择—他们将会如何使用他们自由的力量—并提前决定将要给予他们的奖励和惩罚（宿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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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现在必须重回原来的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这些神学发展。在这一重新考察过程中，我们将重点强调新的信仰和古典哲学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这一方式力求解释古典哲学和中世纪哲学之间的区别，解释后一种哲学所具有的独特的基督教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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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义史纲要》，第121页，Mitchell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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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arnack，《教义史纲要》，第193页及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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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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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基督教和古典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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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基督教作为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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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3世纪，早期基督教和古典哲学之间相互作用的第一阶段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但是在该世纪，新教会还没有控制它试图吸收的观念，虽然在其他问题上它已经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在2世纪末期，教会已经按照当时世俗社会的机构制度来组织自己：例如，主教像市政当局的官员那样行使职权。教会以主教会议的形式作为主教体系统一行动的方式，将这一体系建立在权威的使徒传统基础之上，在这一传统中，罗马的主教处于核心的地位。教会已经从与教会领袖有关的著作中挑选了《圣经》的原则。最后，教会已经用简单的摘要或者信条规定了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哲学。教徒在洗礼时表示要效忠的信条或者信仰规则的重要性是不能被低估的。这信条体现了教徒必须遵守的教义，当一种私人的思辨倾向促使他试图给这些教义一个哲学的形式时，尽管他发现困难，他都会遵守这些教义。这一信条在某种形式上是我们所知道的使徒信条的来源，它在3世纪的罗马教会已经成为传统。它表达了对唯一的上帝和他唯一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信仰，耶稣基督通过圣灵和圣母玛利亚而出生为人；它在肉体复活的教义中许诺整个人类的永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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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拯救教义主张个体灵魂具有无限价值，并且包含了一种在爱的管理下，基于信仰基督而具有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念。作为公开行为最终标准的共同体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处于古典伦理学概念核心的理性观念因而受到了挑战。因此一种非常复杂的反世俗主义本应早日出现，这并不奇怪。这一倾向在圣徒保罗的表述中已经出现，在他看来，这个世界的智慧不过是愚蠢的东西；后来出现在殉道者查士丁那里—他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是2世纪背离柏拉图主义的观点—也出现在德尔图良对罗马帝国所有价值和主张的攻击上。这一倾向最后在圣奥古斯丁对尘世之城和上帝之城的区分那里达到了顶峰，这一区分是奥古斯丁反思410年罗马城被洗劫而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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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基督教徒通过他们的信仰而取得了独立，独立于古典世界的价值主张和方案，因此他们能够有信心面对罗马和希腊遗产。我们选择3世纪是因为它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3世纪，德尔图良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信仰在形成一种对国家、历史和自然的新观点时所发挥的作用，他激烈地谴责古典意义上的理性，认为它是错误、混乱和异端邪说的来源。在一段典型的声明中他表达了这一谴责：“上帝之子出生了。我并不因其是羞耻的而感到羞耻；上帝之子死了，正是因其是荒谬的，所以才可信；上帝之子被埋葬后又重生，因其是不可能的，所以是才是确定的。[1]这是对基督教观点引起争论的夸张表述，但是它向我们暗示了在3世纪，从一种作为信仰的基督教的立场来看，古典主义在认识论上和伦理学上都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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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徒将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和制度所特有的信心并没有被扩展到将其作为一种哲学的思辨中来。至少在3世纪，基督教利用当时盛行的哲学来表述宗教，这一努力与将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制度和信仰相比是非常不令人满意的。由护教者在2世纪所发起的这一思辨的努力在同最早的伟大的基督教异端诺斯替教徒的战斗中经历了最为困难的考验。在3世纪德尔图良的时代，诺斯替教的倡导者是亚历山大的教义问答学派的克莱门特和奥利金。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216年去世）是这一学派的第一任领袖，奥利金是他的继任者（185年~254年），奥利金可能是3世纪阐释基督教和哲学之间关系的最重要人物。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普罗提诺（204年~289年）也生活在该世纪〔他给了新柏拉图主义一个明确的形式（我们对此已经研究过）〕，那么我们对于这个时代的特征就不可能有清晰的观念，因为普罗提诺的哲学倾向主导了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基调，在奥利金的工作中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奥利金曾一度参加过阿摩尼乌斯·萨卡斯的学派，后者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和普罗提诺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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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亚历山大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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