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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神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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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讨论的哲学—神学运动的目标是要给基督教的宇宙—正统的教会所设想的宇宙一个理性的解释。这一目标预设了：上帝的目的、本性和活动能够为理性所理解，并且人们能够基于基督教的信条建立一个体系。这就是为教会的正统教义所规定的唯理主义或者理性主义。但是经院哲学作为一种完全理性化的神学从未毫无争议地占据基督教世界。在与经院哲学并行的理论中，且常在这一哲学内部，我们会发现一种反神学的倾向，一种对信仰过分理性化的反对，和对宗教生活进行更为注重实际的表达的渴望。对于这一运动而言，宗教不只是宗教哲学，后者使人们在将信仰理论化的过程中得到满足，而是从中获得体验的宗教信仰；宗教的主要诉求并不是要证明上帝的存在并规定他的性质，而是要与上帝建立一种非理智性的关系。这一神秘主义的思路代表了基督教中保守的奥古斯丁主义的成分，实际上最初的神秘主义学派的领袖就是巴黎圣维克托的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僧侣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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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神秘主义者的观点，人们只能通过神秘的沉思而不是辩证法或者逻辑才能与上帝建立联系；神学的功能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实现这一点。他们强调人的内在信仰，灵魂的内在体验，因此很自然对灵魂的经验性研究更感兴趣。神秘主义是实践的神学，宣扬神秘沉思的艺术。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理性神学，这一神学强调信仰的超理智性。随着这一学派的发展，神秘的沉思被强调甚至被夸大：对于圣维克托的理查德来说，神秘的沉思高于知识；而在沃尔特看来，逻辑则是所有异端邪说的来源。信仰不仅超越了知识，而且同知识相矛盾。圣维克托的沃尔特写了《反对法兰西的四迷宫》一书，认为吉尔伯特、阿伯拉尔、伦巴第人彼得和普瓦捷的彼得都是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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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主义者的最高目标是“灵魂神秘地升入天堂，脱离肉体而令人愉快地返回到精神的家园，自我复归上帝，并沉醉于其中。”实现这一目标之路超越了感官知觉甚至是概念思考而倾向于沉思，在沉思中，理想的对象直接向灵魂显现。知识分为三个阶段：认知、默想和沉思；最高的阶段是超越理性又外在于理性，将心灵带入宗教的神秘状态中。在知识的最高形式中，个体意识在沉思中停息。这一最重要的洞见是对上帝的非同寻常的热爱；人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做好准备“投入到无限真理的神秘海洋中”。正统的神秘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有：明谷的伯纳德（1091年~1153年）、圣维克托的雨果（1096年~1141年）、圣维克托的理查德（1173年去世）和圣维克托的沃尔特。12世纪的神秘主义由博纳文图拉（1221年~1274年）继续发展，埃克哈特大师（1260年~1327年）、约翰尼斯·陶勒（1300年~1361年）和约翰尼斯·勒伊斯布鲁克（1283年~1381年）是泛神论的神秘主义，他们的学说受到了天主教会的谴责，并被视为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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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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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Vaughan，《神秘主义》，两卷本，1888年；F.von Hgel，《神秘主义的宗教纲要》，两卷本，1909年，第2版，1923年；R.S.Storrs，《明谷的伯纳德》，1892年；E.C.Butler，《西方神秘主义》，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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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泛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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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正统的思想家们的目标是要使信仰理性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求助于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他们作出这一理性的努力是基于他们希望理解教会所宣扬的、他们自己已经相信的教义。传统的神学是基于实在论的先入之见，这似乎使得哲学思想和教会的教义达成了一致。但是即使人们从相同的前提出发，他们经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经常发生在基督教的教义制定时期；在此后这种事情也不时发生。约翰·司各脱、罗瑟林和阿伯拉尔并没有成功地使他们的思想同官方的要求完全一致。在那些令思想家们感兴趣的异端学说中，泛神论从未完全失去力量：它在撒伯流主义、伪狄奥尼修和司各脱·爱留根纳那里得到了表述；而神秘主义也并未远离泛神论。在12世纪末，泛神论重新出现并且取得了某些进步。它的主要代表是修道院院长、弗洛里斯的约阿希姆、在巴黎教授神学的博尼斯的阿马利克或阿莫里以及迪南特的戴维，对于他们的生平我们所知很少。这些泛神论者通过推论他们认为是柏拉图主义实在论的逻辑结论就十分简单地得出了他们的结论。如果共相是真实的，那么最高级的共相，即上帝必定是最为真实的存在者，而其他事物都是这个神圣本质的显示。共相的实在论似乎包含着泛神论的上帝概念和他与个别事物的世界之间的联系，阿马利克同约翰·司各脱·爱留根纳一样宣扬这个由变化和可分的现象构成的世界来自于上帝，最终又将复归于上帝，作为一个永恒不变的个体与上帝在一起。这样的泛神论学说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并形成了一个阿马利克教派，这一教派传到了瑞典和阿尔萨斯。教会谴责这一学说，虽然阿马利克在去世之前被迫放弃主张，但教会还是将阿马利克的尸体挖出来，并且解散了这一教派。1225年，教会谴责司各脱·爱留根纳，将其视为异端。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以译自阿拉伯语的拉丁译本的形式传到西方世界后，1210年巴黎的主教区会议将其列为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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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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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不安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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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经院哲学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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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在12世纪，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经院哲学，还存在着许多反对性的倾向。一方面，更加保守和正统的经院学者反对传统的体系，因为这一体系过分强调辩证法；对他们而言，这一体系不够严格。另一方面，有些思想家比这些经院学者更加独立，他们得出了同官方的基督教思想体系相反对的结论，并认为后者过于严格。还有一些人对于所有构建理性神学的试图都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或者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理性是内在的强烈信仰的同盟，或者是因为盛行的哲学讨论在他们看来似乎与教会的真正实践问题没有关系。在某些领域，人们希望进一步探究普遍观念或者共相与具体事物构成的世界实践的关系，这一愿望发展成为一种对自然科学的兴趣，阿拉伯的科学书籍的拉丁译本则满足了这一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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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学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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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许多不安的征兆；问题和困难大量增加，许多思想家开始认识到，不仅证明教会明确的教义很难，而且证明一般的神学命题同样困难。尽管经院学者大胆使用三段论的解释，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结论虽然可能比我们关于尘世的任何知识都更为确定，但是缺少绝对合理的确定性。不过他们的基本信念仍然存在：宇宙是一个理性的宇宙，上帝明智地、为了至善而行动，只要人们能够理解真理，就存在着真理。但是追求的目标是确定的；损害信条是亵渎神圣和危险的事情；强大的教会组织持有令人生畏的精神和世俗武器，准备惩罚那些误入歧途的人。基督教世界的理智活动也逐渐变得团结而形成组织，大学从大教堂和修道院中产生，学者组成的团体从事神学和哲学、医学和法律；某些修道院的神职人员组成简单的哲学学校，就像古希腊的学校一样持续数世纪来研究他们所支持的学说。巴黎大学是宏大的国际性大学，由圣母神学学校和在圣吉纳维芙的逻辑学校联合而成，于1208年得到特许状。多明我会和圣方济会的牧师成为13世纪重要的教义宣扬者，那个时代几乎所有杰出的教师和作家都属于其中的一个教派。这些团体—教会、大学和修道院的牧师团体—他们联合起来，使基督教的传统教义牢固可靠。思想家个人的职责就是使理性和信仰一致：这不是哲学，但时代已经形成的思想使其成为必要的任务，并且这条路阻力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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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并不想要放弃宗教信条，它也没有能力构建一个独立于宗教和哲学传统的思想体系；它也缺乏关于经验事实的充分知识。经验科学处于低潮期，人们找不到相关的书籍来获取这样的知识。经验科学的兴起必须等待稍晚时代—文艺复兴的时代的巨大变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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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现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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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一个新世界展现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面前，这个新世界给经院哲学的研究带来新的动力。人们通过译自阿拉伯文本的拉丁译本，开始了解到关于数学、天文学和医学方面的希腊著作、亚里士多德和他的某些希腊同时代人的著作（阿佛洛狄西亚的亚历山大、德米斯特）、著名的阿拉伯和犹太哲学家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注释者们的著作。1150年左右，约翰·艾维戴森和多米尼克·贡迪萨尔维将亚里士多德和犹太及阿拉伯哲学的主要著作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在1210年到1225年之间，亚里士多德几乎所有著作都已为人所知。人们热切地研究这些书，最初使用本着新柏拉图主义的精神，按照阿拉伯人的方式对其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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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用怀疑的态度对待这些亚里士多德的新文献，无疑部分是因为它们的阿拉伯解释者赋予这些文献的泛神论色彩。无论如何，我们发现1215年的巴黎大学的法令明确禁止人们研究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教皇格里高利九世在1231年禁止人们使用《物理学》，直到这一著作被检查和删改为止。但是这些禁令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人们阅读这些书，最杰出的学者开始为这些书写评注。这一世纪后期，这位伟大的逍遥学派哲学家的主要著作被从希腊原文翻译过来，真正的亚里士多德被及时地同阿拉伯人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假冒者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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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的主教罗伯特·格雷特黑德翻译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特别是《尼各马可伦理学》（1250年），莫依贝克的威廉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包括《政治学》）。布拉班特的亨利翻译了某些著作（约1271年）。1254年，《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成为巴黎大学的课程，而在40年前，这所大学还谴责过这些书。亚里士多德开始被认为是“在某种程度上是真理的准则，在那里，自然被证明是心灵最高级别的完善”“基督在自然事物中的先驱就如同圣徒约翰在恩赐问题上一样”。伟大的百科全书出现了，它以新哲学为依据，由塞戈维亚的贡迪萨尔维（12世纪）、奥弗涅的威廉、罗伯特·基尔瓦比和最伟大的博韦的文森特（1264年去世）编撰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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