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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双重真理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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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除了其神秘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倾向外（这些倾向并不总是被容纳在经院哲学中），还显露出反对整个教会哲学的迹象。在阿威罗伊的影响下，大量的思想者区分了哲学真理和神学真理，坚持认为虽然这两者可能相互矛盾，但是每一真理在其各自范围内都是真的。这一策略并没有瞒过教会的权威。1240年，巴黎的主教对通过这一方式提出的某些异端主张进行了谴责。布雷西亚的约翰在1247年提出大量的异端观点，认为这些观点不是神学真理而是哲学真理。巴黎的主教艾蒂安·坦普埃尔在1270年和1277年拒斥了双重真理学说，并且谴责了巴黎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的一长串论题，其中有些论题否定三位一体、肉体复活、灵魂遭受火厄、出神和见到上帝的超自然的性质、在时间中的创世以及作为幸福手段的神恩的必要性。与此同时，布拉邦特的西格尔提出一个关于双重真理学说的夸张版本，他试图通过证明大量“神学上”自明的命题的反面，例如，没有上帝，没有确定知识，没有道德责任，没有矛盾律以及不受支持的物体不会坠落，以表明不可能证明这些自明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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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雷蒙德·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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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卢利（1235年~1315年；著有《简要学问》和《大学问》）反对这些异端，他常被用来引证人们对理性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信心并没有完全失去。在卢利看来，理性不仅没有得出和基督教信仰相矛盾的结论，而且能够绝对确定地证明宗教的一切神秘性。他发明了一种他称之为“大技术”的技术，通过这一方法，人们“不必学习和反思，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知识问题”。这个方法是把九个一连串的概念和问题放到七个活动的同心圆盘上，然后操纵这一圆盘以产生答案。通过这种无效的机械装置，他成功地赢得了一大批狂热的追随者，这些人继续相信这种“大技术”，[1]直到17世纪。卢利试图将基督教教义理性化的做法被证明是徒劳的，双重真理学说的广泛流行表明将神学和哲学综合起来的做法是失败的，这也预示了经院哲学的最终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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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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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吉尔·培根，《大著作》，R.B.Burke译，两卷本，1928年；W.R.Newbold，《罗吉尔·培根的密码》，1928年；R.W.Woodruff，《罗吉尔·培根》，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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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Kercher，《雷蒙德·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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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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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经院哲学的衰落期：13世纪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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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约翰·邓斯·司各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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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反对圣托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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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托马斯主义哲学成为多明我会的官方学说，并且赢得了众多追随者，但是它的至高无上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圣方济会最初的伟大导师是哈勒的亚历山大和圣博图文森纳，这个教派虽然没有明确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但是坚持奥古斯丁主义—柏拉图主义的传统，他们反对新体系的许多证明和结论。很快，基督教学者就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圣方济会强调宗教实践的、情感的、神秘的、个人的和虔诚的一面，对他们来说，理智没有意志重要，基督教的伦理—宗教的内容要比信仰的理论结构更为重要。因此，对新的经院哲学的许多批评和反对都是来自于这一教派，这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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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者可能从许多方面来进行批评：（1）对占统治地位的哲学的某些原则进行攻击；（2）认为基督教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结合不成功，并加以排斥；（3）否定对信仰的证明；（4）完全否定经院哲学的可能性。通过接受这些立场中的前三种，邓斯·司各脱为人们接受第四种立场铺平了道路，因此促进了经院哲学体系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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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这一反对托马斯主义阵营的有（其中有些人在其他有关地方已经提及过）：佩克汉姆、瓦罗、基尔沃比、威廉·拉马雷（在1284年著有《纠正托马斯兄弟》）、米德尔顿的理查德、根特的亨利、布拉邦特的西格尔、阿卡斯帕尔塔的马修、彼得·约翰·奥利维、罗吉尔·培根和圣普尔坎的威廉·杜兰德。在约翰·邓斯·司各脱的思想中可以找到反对托马斯体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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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邓斯·司各脱约生于1274年，是英格兰人或者爱尔兰人，是方济会的成员，其出生的准确地点和日期都不清楚。他在牛津上学，在那里他表现出了数学方面的才能，并相继在牛津和巴黎任教，最后在科隆任教。1308年，他在科隆去世。他的声望与其说是靠其建设性的能力，不如说是靠其辩论的技巧和批评的敏锐。他的称号是“精细博士”，这并非浪得虚名。邓斯·司各脱受罗吉尔·培根和哈勒的亚历山大的影响，将圣奥古斯丁和圣安瑟伦视为最高权威。圣方济会将他作为他们教派的博士。他的著作有：《牛津论著》《巴黎论著》（由其学生在巴黎出版的演讲笔记）和《问题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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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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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S.Harris，《邓斯·司各脱》，两卷本，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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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仰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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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斯·司各脱的哲学建立在如下预设上：教义不容辩论；信仰是最高真理的基础；爱是基本的美德；信仰和爱以意志为基础，并且是看到上帝的条件；意志高于理智。他赞同圣托马斯的观点，认为在信仰的真理和理性的真理之间没有矛盾；他也利用哲学知识来支持他自己的理论，并且批评其反对者的观点。在他看来，理性不能解释宗教的神秘性，而必须辅之以信仰。但是，邓斯·司各脱在限制理性的范围上比圣托马斯走得更远。他通过数学研究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证明，认为与神性、神的目的、神的预知和预定以及灵魂不死有关的命题，不能够为理性所证明。在这些问题上，他认为信仰自身就可以给我们以确定性。信仰不可能完全排除怀疑，但是确实可以排除令人信服的怀疑。神学的目的是实践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没有作为神学所关心的启示的教义，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上帝对人的意图，因为科学不可能告诉我们这一点。神学具有自己的原则，因为它与最高的可能对象（上帝）有关，因此优先于所有科学。哲学也具有自己的原则，它是独立的科学，绝不从属于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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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斯·司各脱的学说清楚地区分了启示神学和哲学，对这一学说的始终坚持将会使哲学从其对神学的依附中摆脱出来。邓斯·司各脱作出这一区分是为了维护信仰的地位，但是他这样做为哲学的解放开辟了道路。他坚信启示神学的真理，对理性思想没有丝毫惧怕；他坚信如果理性得到合理使用，就一定会和宗教相和谐。理性确实不可能证明教义，但是也不可能反驳教义。对于信仰没有司各脱这般坚定的人来说，还存在着其他可能性：理性可以得出同教义相冲突的结论；如果发生这一冲突，人们必然或者接受或假装接受理性和信仰，或者抛弃教义自身。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作出了不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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