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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宗教改革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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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反抗权威和经院体系，在古典文学和艺术品中找到了灵感。那是对理智迫害的反抗。德国的宗教改革则是宗教上的觉醒或复兴—为了反抗信仰的机械性而作出的心灵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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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人文主义转向古代哲学、文学和艺术中寻求帮助一样，宗教也转向《圣经》和早期神父特别是圣奥古斯丁的简单信仰中寻求支持。宗教改革运动摒弃了经院主义神学、对精细体系的沉迷和教会的仪式，强调内在的宗教和个人崇拜：因信称义而不是因德行称义。宗教改革运动与文艺复兴一样谴责“空洞的经院主义”以及教会的权威与俗权，颂扬人类的良知。但是宗教改革运动并没有像文艺复兴一样颂扬理智，分享乐观的生命愉悦。路德受唯名论神秘主义的影响，以原始基督教的怀疑态度来看待理性，认为理性在涉及我们灵魂的拯救问题上是盲目的。他相信事物在哲学上可能是假的，但是在根植于信仰的神学上却是真的，他还像蔑视经院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一样蔑视真正的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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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宗教改革运动的领导者持有反理性主义的态度，但新的宗教运动与文艺复兴一样培育了批评反思精神和独立思考精神。宗教改革运动拒绝将教会接受为基督教信仰的仲裁者，诉诸《圣经》和个人良知，赋予理性以判断宗教教义的权利，并鼓励理智主义和个人主义。这并不是路德的目的，但却是他反抗教会权威及其神学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实践结果，新教教会毫不犹豫地利用了这一结果。实际上，宗教改革者们自己在解释重要的基督教教义时也不尽相同，新教不久就分裂为不同的派别。路德接受基督在圣餐中的神秘存在；兹温格里是最为开明的改革者，他认为圣餐是一种象征；而加尔文则宣扬预定说，尽管天主教会尊敬伟大的奥古斯丁，但仍拒绝接受加尔文的预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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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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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ith，《宗教改革的时代》，1920年；E.M.Hulme，《文艺复兴，新教变革和天主教的改革》，修订版，1924年；C.Beard，《与近代思想和知识有关的16世纪宗教改革》，1927年；H.S.Lucas，《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1935年；J.Mackinnon，《宗教改革的起源》，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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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教的经院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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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路德拒绝经院哲学，认为经院哲学是空洞的文字游戏，但新教会很快感到需要将其信仰理性化，换言之，构建一种属于它自己的经院哲学体系。他们诉诸《圣经》和原始基督时期的信仰，这就为各种荒诞的教派打开了大门，这些教派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来解释基督教的教义，就像再洗礼派和反对圣像崇拜派之间所发生的分歧一样。与新教会的组织相适应，在实践上需要有相应的宗教纲领。宗教改革运动源于神秘主义，是对宗教机械化的反对，现在却忘记其源头而开始发展自己的教义。不久，甚至路德也开始感到有必要为宗教改革运动寻找哲学上的支持。在德国，构建“新教体系”的工作是由梅兰希顿（1497年~1560年）做出的。他将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作为最适合其任务的选择，“因为这一哲学最少繁琐，而且方法正确”。在他看来，伊壁鸠鲁过于不敬神，斯多葛学派具有严重的宿命论，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过于含糊而且属于异端，而中期的学园派怀疑论色彩浓厚。梅兰希顿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为指导，为新教教会写了教科书，成为德意志之师。整个17世纪他的书都在德国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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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陶莱鲁斯（1547年~1606年）的哲学表明新教徒试图以奥古斯丁哲学为基础，建立一个经院哲学体系。这一哲学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体现了新教用奥古斯丁主义的神秘派反对教会官方教义。他认为宇宙受规律支配，而不受神的干涉，这一观点表明他受到了新的自然科学的影响。同样，加尔文也追溯到圣奥古斯丁那里，罗亚尔港的天主教詹森教徒亦是如此，而兹温格里则遵循新柏拉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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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雅各布·波墨的神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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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神秘主义仍然在平民那里找到了庇护所。其主要代表像阿西安得、卡斯帕·苏温科菲、塞巴斯蒂安·弗兰克（1545年去世）和瓦伦丁·维吉尔等人就和路德曾经谴责罗马天主教一样，反对经院哲学和宗教改革的形式主义。17世纪初，一位未受过教育的德国修鞋匠雅各布·波墨在其著作《曙光》中提出了内容广博的体系，再次表述了这一神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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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墨受到尘世中原罪这一事实的困扰，试图将其解释为神的自我表现过程的一个必然阶段。他看到在现实中到处都存在对立和矛盾：有善必有恶，有光明必有黑暗，有性质则必有其对立面。既然所有的事物都来自于上帝，他必定是所有对立面的最初根据。在他身上必定隐藏着自然的所有矛盾。上帝被认为是事物的最初来源，是没有差异、没有限制、不动的存在者：是绝对的静止，是全有和全无，是深不可测的基础，是最初无目标的意志。这一基质要显示自身并为人知晓，就必定要变得有差异，就必定要有沉思的对象。就像光亮需要黑暗以便被显露一样，上帝如果没有对象，也不可能意识并表现他自身。神圣意志这一无目的的渴求产生了我们在实际中遇到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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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墨的世界观的重要观点有：宇宙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体，生命和过程包含着对立，所有实在性的基础都在于精神性的基质，这一基质从根本上并非理智的，而是没有根据的意志，存在一个由黑暗到光明的过程。波墨试图发现这一过程的演化，将基督教神学的观念—三位一体、天使、撒旦堕落和拯救计划—同各种荒诞观念结合起来，这些观念源于帕拉切尔苏斯巫术性质的自然哲学，并在德国新教神秘主义那里找到了出路。就像在新柏拉图主义那里一样，这一过程必须沿着来路回到他的源头：具体的物质世界是撒旦犯罪的结果，是对上帝的夸张模仿，它在上帝那里找到回家之路，事物的物质性外衣被去除，上帝按照事物无遮掩的纯粹状态思考事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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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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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 近代哲学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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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近代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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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的历史时期，人们的反思精神觉醒，批评复苏，反抗权威和传统，反对专制主义和集体主义，要求思想、情感和行动的自由。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初期开始发挥作用的影响因素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都持续活跃，一直没有停息。政治冲突以有利于国家的形式得到解决，而国家逐渐取代教会成为文明的机构：教会主义让位于国家主义。在国家自身内部，出现了日益增长的宪政主义和民主制度的趋势，这一趋势直到今天仍然表现为要求平等权利和社会公正。独立精神适时为反对教会的权威而大声疾呼，并攻击国家的家长式统治。政治的不干涉理论成为个人主义者的理想。在经济领域也表现出同样的精神：奴隶制、农奴制和旧的行会制度逐渐消失，个人摆脱了束缚，要求不受干涉地寻找经济上的解救办法。近代的经济上的个人主义理论通常被称为放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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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智领域也存在着同样现象，同样反对控制，同样要求自由的领域。理性在科学和哲学上成为权威。如前文所述，这一观念已经开始盛行：真理并不是通过权威传递下来，也不是通过教皇诏书颁布，而是通过自由和客观的探究去获得和实现。人们的目光已经从对超自然事物的沉思转向对自然事物的研究，从天国转向尘世—神学将其王冠让给了科学和哲学。物理的和精神的世界、社会、人类制度以及宗教自身都通过自然原因得到解释。中世纪之后这一时期的高级理智生活的特征是：在人类理性能力之内遵守信仰，保持对自然事物的浓厚兴趣，热烈地渴求文明和进步。但值得注意的是，知识不仅是因为自身的原因受到重视并被欲求，还因为它的功用和实际价值：知识就是力量。从弗兰西斯·培根之后，几乎所有近代思想的伟大领导者都对科学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感兴趣，并怀着热烈的乐观主义期望未来的时代在机械工艺、技术、医学和政治、社会改革领域能够取得非凡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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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在宗教和道德方面也摆脱了教会的束缚。人们在理智问题上诉诸理性，与之相一致的是，人们在信念和行为问题上诉诸信仰和良知。个人拒绝承认在他自己和上帝之间的中介。尽管路德和文艺复兴的领导者有所不同，但宗教改革实际上有助于促进宗教、道德和理智的独立精神，并为人类灵魂独立于外在权威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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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哲学在一开始就流露出了近代的精神。我们已经努力描述过这一精神的特征。它在探求真理时是独立的，在这一点上它与古代希腊人的思想相似。它使得人的理性在追求知识时是最高的权威，在此意义上它是理性主义的。近代的精神又是自然主义的，因为它试图不借助超自然的预设来解释内在和外在的自然。它因此也是科学的，同新科学、特别是同外在自然的科学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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