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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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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一个有物体存在于空间中的真实世界。除了想象空间或者由对象所产生的空间观念外，还存在着真实的空间。物体的真实维度在心灵中引起了空间的观念或者幻象。在此意义上，想象空间是心灵的偶性，没有广延和数量的偶性，我们不能想象任何物体。所有其他偶性—静止、运动、颜色、硬度等—不断消逝而被其他偶性所代替，但是物体却以这样一种方式永不消逝。运动被定义为不断放弃一个地方而占有另外一个地方。除了运动之外不可能有其他原因。当一运动产生另一运动时，这并不意味着某一偶性离开一个物体而进入另一物体，而是一种偶性消逝，另一种偶性出现。一物体影响或作用于另外一物体，它或者在另一物体那里产生了某种偶性，或者使某种偶性消逝。这就是因果关系。动力并不是和所有活动不同的偶性，而是因为它之后会引起另外一种活动，所以被称为动力。哲学家们不可能回答运动的开端问题，而只有“那些在法律上被授权以命令人们崇拜上帝的人”才能回答这一问题。上帝创世之后，给予所有事物以他认为是善的自然和具体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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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物体之外，并不存在如经院哲学家所认为的无形的实体或者精神。实体和物体是同一的，因此谈论无形的实体就是在谈论无形的物体，而无形的物体是术语上的矛盾或者用词的荒谬。而且，如果存在着精神和灵魂，我们不可能知道它们，因为我们的所有知识都是基于感觉，而精神据推测并不影响感官。《圣经》并没有宣扬存在着无形的或非物质性的灵魂，而是支持那些认为天使或精灵是有形的人。霍布斯倾向于上帝是物体或有形的存在者。存在着上帝，我们知道并能够以因果方式证明上帝，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上帝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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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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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提出了关于心灵的不同概念。心灵是大脑中的运动，或者是在头部的一个内在实体，是一个精细的物体。影像或者观念是头脑或者心脏中的运动，是物质性实体的运动。这是完全的唯物主义。但是当霍布斯将精神过程说成是运动的“表象”或者幻象和心灵的偶性，而与运动并不相似时，他修正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在这里意识的状态不再是运动，而是运动的结果。这样一种观点被称近代作家称为“附带现象论”：意识是后于表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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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知道的能力和力量外，还存在着引起运动的力量，心灵通过这一力量给予其肉体以肢体运动。运动从大脑到心脏，当它有助于极其重要的运动时，那就是快乐或愉悦，当它阻碍此运动时，那就是痛苦。快乐和痛苦激发了嗜欲或者欲望和反感：嗜欲是朝向某物的努力，而反感则是离开某物的努力。某些嗜欲和反感，比如对食物的欲望，是人所天生的，其他的则通过学习和经验而为人所获得。所有的愉悦或快乐的来源是嗜欲，因此满足就是指在嗜欲方面的不断进展的满意。幸福或者持续的快乐并不在于已经成功，而在于成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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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是所有自愿行动的最初开端。嗜欲和反感的轮流交替被称为是深思熟虑，在深思熟虑中，最后的嗜欲或者反感被称为意志：做或者不做某事的意志。其他所有做或者不做的嗜欲被称为意图或者倾向，而不是意志的活动。人的意志和其他动物的意志没有不同。我们的嗜欲和反感的原因也是我们的意志的原因。我们的意志是感觉、记忆、理解、理性和意见的结果。意志（包括深思熟虑中激发的每一倾向）同其他事物一样，都必然产生并依赖于某个充足原因。意志不是自由的，而是被其他事物引起的，说一个人是自由的意味着他已经结束了深思熟虑，如果他愿意就能够行动，如果他不愿意就可以不行动。自由是没有外在阻碍。一个人可以自由行动，但并不是如他所愿的那样自由地意愿，他不可能有要意愿的意愿。说如果我意愿，我就能够意愿，这是荒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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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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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了人的本性，就为理解国家和法律的含义进行了准备。我们可以从原理开始，综合地研究公民和道德哲学—比如，关于人类动机（心灵的运动）的知识—并从这些原则开始，推演出建立国家及权利和义务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归纳或者观察我们自身的动机，通过分析的方法得到原理。一个人使用所有的方法去做对保存自身而言有必要的任何事情是正确和合理的。人天生就有权利对他要取悦的人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在其所及的范围之内占有、使用、享有一切。自然已经将一切事物给予所有人，因此权利和利益是一回事。但是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努力追求这样的权力，每个人都可以正义地侵犯其他人的权利，并防止他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这将会出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永久战争状态。在这样一种战争状态下，没有什么是不正义的，不存在正确和错误、正义和不正义的观念。没有共同的权力，就没有法律，没有法律，就没有正义。武力和欺骗是战争的基本美德。正义和不正义是与社会中的人而不是与独居的人有关的品质。亚里士多德宣称人是社会动物，人的社交本能引导他建立社会。霍布斯否定这一点。他认为人是一种凶残的动物：人对人像狼一样。对于财富、荣誉和权力的争夺使得人们倾向于竞争、仇恨和发动战争，因为只有通过这一方式，一个竞争者才能够满足他杀死、征服、取代或者驱逐他的对手这一愿望。在这样一种仇恨和战争状态中，没有人能够希望具有充足的力量在任何一段之间中保存自己。人对权力的欲望是自我挫败的，因为在不正义的实践所产生的状态中，他所要实现的目标受到了阻碍。不正义和伤害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荒唐的，因为采取不正义的行动就是自愿地破坏人们在一开始就自愿接受的东西。虽然不正义是不合逻辑或不合理的，但是霍布斯并没有乐观地相信人们将只接受理性的控制。他认为只有对后果恐惧才会让人们信守承诺，并遵守理性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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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要求和平状态，所有人都应当追求和平。理性的第一条训诫或自然法则就是命令人们要自我保存。第二条训诫就是人应当放弃他的自然权利，为了和平与安全而满足于具有和他自己准备允许其他人具有的自由一样多的自由。当他已经放弃自己的自然权利，他就有义务不去否定他的这一自愿行动。但是一个人转让权利是考虑到对方可以转让给他某种权利，或者某种其他的善。因此，我们不能期望任何人转让某些像自卫这样的权利，因为他转让权利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卫他的生命，这一相互的权利转被称为契约。自然的第三条法则是：人们应当遵守他们已经签订的契约，这构成了正义的来源和开端，因为没有契约，权利就不会转让，也就没有不正义的行为。但是只要有一方有可能不履行契约，则契约就是无效的，也就无所谓不正义。由此可知，在正义和不正义具有意义之前，必须由某个强制性的权力通过某种惩罚产生的恐吓，强制人们平等地履行他们的契约。在国家建立之前不存在这样的权力，因此没有国家也就没有什么是不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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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则是永恒不变的，不正义、忘恩负义、自负、自傲、邪恶等永远不可能成为合法的，因为战争永远不可能保存生命，而和平不可能毁灭生命。关于这些法则的科学是唯一真正的道德哲学。道德哲学就是人类交往和社会中的善和恶的科学，这些法则被称为自然法则，因为它们是理性的命令；它们被称为道德法则，因为这些法则涉及人对人的态度。它们由于其创造者而是神圣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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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国家和确保和平的唯一方式是将人类的总体权力和力量授予一个人或者由人组成的议会，通过大多数人投票，将所有人的意志结合成为一个意志。这不仅是赞同或一致，而是通过所有人和所有人之间的契约，将所有人统一为一个人格。群众被如此联合在一个人格里，这就是国家，它是伟大的利维坦，即尘世间的上帝，君主从它那里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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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民不可能改变政府的形式，君主的权力不可能被剥夺。谁也不能反对由大多数人所确立的共同君主的制度，唯有君主有通过立法制定规则的权利，有司法权，有权宣战和讲和、选择顾问和大臣、奖惩，也有权决定适合教育其臣民的学说。这些权利是不可传授的和不可分开的。君主可以将其他权利授予其他人，例如铸币的权力。由这一绝对君权所产生的恶不可能同内战所产生的痛苦和可怕灾难相比，也无法同没有君主统治的人的放荡状况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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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的权力可以集中于一人或者由许多人构成的议会（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君主制是最好的形式：在君主身上，公共和个人的利益得到了最为密切的结合，他同一个团体的人相比，行动更为一致。但是这一最高权力无论置于谁身上，应当始终是绝对的。不过臣民可以拒绝某些事情：所有臣民在那些不能通过契约让渡的所有事情上是自由的；他没有义务伤害或者杀死自己、承认罪行、杀害其他人等。霍布斯并没有将宗教自由的权利包括在这样的权利中。上帝通过他在尘世间的代理人或者副手以及具有统治权的国王或其他人表达意见。诉诸个人良知会产生麻烦，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法庭来决定：如果我们希望和平，应当如何行动。霍布斯的国家理论可以被视为对英国斯图亚特君主制的一个哲学辩护，以反对人民的要求。君主不可能伤害臣民，因为他代表授予他权威的臣民。他可能做邪恶之事，但不是恰当意义上的不正义或伤害。臣民只有在君主能够保护他们的情况下才有服从的义务。君主的义务在于建立一个人民的好政府；当他的行动普遍伤害了人民，就违反了自然法则和神圣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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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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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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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篇 欧洲大陆的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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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章 勒奈·笛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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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奈·笛卡尔（1596年~1650年）生于都兰的拉哈耶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在拉夫雷士的耶稣会学校接受教育，学习古代语言、经院哲学和数学。他在数学研究中发现了自己所渴望的确定性和明晰性，对其他学科并不满意。他在1612年离开学校时放弃了对这些学科的研究，而只是追求“在其自身或世界这本大书中发现”的科学。他周游各地，享受尘世生活。1617年和1619年他先后参加了拿骚的莫里斯和梯利将军的军队，同各种各样的人交往。在这个时期，笛卡尔的理智兴趣从未减弱。人们经常发现他处于沉思状态，即使在军队司令部也是如此。如何在哲学中获得同数学一样的确定性，这一问题激发着他的兴趣。他祈求神的启示，发誓如果他的祈祷能够得到回答，他就去拉瑞多的圣殿朝拜。1621年笛卡尔离开军队，将时间用于旅行和研究（1621年~1625年），他在巴黎和科学界的朋友待了3年（1625年~1628年），但是感受到了独处的必要，便到了荷兰。在那里，他忙于准备自己的著作（1629年~1649年）。1649年，笛卡尔接受了对哲学非常感兴趣的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邀请，来到斯德哥尔摩，但是天气损害了他的健康。笛卡尔在那里待了一年后于1650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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