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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帕斯卡尔的神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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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士·帕斯卡尔（1623年~1662年，著有《致外省人书》，1657年，《关于宗教的思考》，1669年）是一个天才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将神秘主义和部分怀疑论结合在一起。帕斯卡尔同情波尔·罗亚尔的詹森主义者—他们受圣奥古斯丁鼓舞而在天主教会内部进行改革—并接受了笛卡尔的二元论和其自然的机械概念。他还承认某些基本原理的有效性，例如，空间、时间、运动、数量和物质的存在。但是他宣称最终事物的知识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我们既不知道事物的原因，也不知道它们的目标。我们既不可能证明上帝的存在，也不可能证明灵魂的不朽。哲学的证明可能会将我们引向真理的上帝，但永远也不会引向爱的上帝那里。因此，理性的结果是怀疑，在我们最重要的利益上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在宗教的情感中，我们直接体验到了上帝，找到了安宁：“人心有其根据，而理性并不知道。”但是既然所有自然事物—包括人的本性和人类社会—都是有罪的和堕落的，只有神的恩赐，启示和教会的权威能够拯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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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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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egan Paul翻译的《思想录》，1885年，《致外省人书》，18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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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uclaux，《帕斯卡尔的肖像》，1927年；C.C.Webb，《帕斯卡尔的宗教哲学》，1929年；M.G.Bishop，《帕斯卡尔》，1936年；D.M.Eastwood，《帕斯卡尔的复兴》，1936年；H.F.Stewart，《帕斯卡尔的秘密》，1941年以及《帕斯卡尔对宗教的忏悔》，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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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贝尔的怀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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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贝尔（1647年~1706年，著有《历史批判词典》，1695年；《哲学体系》，1737年）将笛卡尔关于清晰而明确的知识的标准作为真理的检验手段，对哲学和神学的独断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以卓越的辩论技巧指出了宗教教义中事实和理性之间的明显不一致，唤起人们注意理性和启示之间的对立，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对立。由此，宗教被限制在启示范围内，但是启示自身必须服从理性，并且启示所依赖的历史事实必须服从批判的考察。而宗教和形而上学理论并不影响人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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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影响了莱布尼茨和休谟，他的《词典》由身份不低于哥特谢德（启蒙运动的领袖之一）的人翻译成德语。他的破坏性批评对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哲学家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哲学家大量使用他的伟大著作。1767年，弗雷德里克大帝给伏尔泰写信说：“贝尔开始了这一战斗，许多英国人紧跟在他后面，而你注定要结束这场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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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伦理学》第一册，Land编辑，第三卷，第211页，R.Latta译，在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中，第30页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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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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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章 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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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鲁赫（本尼迪克特）·德·斯宾诺莎（1632年~1677年）出生于荷兰，是一个富有的葡萄牙犹太商人的儿子。他研究希伯来文献，目的是要成为一名犹太教祭司，但是发现犹太哲学中很少有令他满意的地方，就像培根和笛卡尔在基督教体系中无法得到满足一样。在这一怀疑的情境中，他熟悉了笛卡尔的著作并宣布放弃犹太教信仰。1656年他被逐出犹太教会，并被迫离开阿姆斯特丹。他在荷兰的几个市镇居住过，最后在海牙定居（1669年），在那里他靠磨镜片为生。他深爱真理、没有私心、生活简朴，例示了哲学家的美德。但是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体系招致了强烈的甚至是普遍性的愤怒，几个世纪以来他被作为无神论者而受到轻视。在他生前唯一以他名义出版的著作《形而上学的沉思》（1663年）是对笛卡尔体系的阐述。在匿名出版的《神学政治论》中斯宾诺莎批判性地考察了《摩西五书》的作者身份问题，并提倡思想自由和教会与国家的分离。他的遗著包括1677年出版的《伦理学》《政治论》《知性改进论》和《书信集》。他的最早著作《简论》的荷兰文译本于1850年被发现，而其拉丁文和荷兰文的原作已经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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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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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Van Vloten和J.P.N.Land编辑的斯宾诺莎著作，两卷本，1882年~1883年；R.H.M.Elwes翻译的主要著作，两卷本，1883年，1906年修订；W.H.怀特翻译的《伦理学》，1910年；H.H.Britain翻译的《形而上学的沉思》，1905年；A.Wolf和Life翻译的《上帝、人及其好生活》，1910年； G.Fullerton翻译的《选集》，1892年，第2版；A.Wolf编辑并翻译的《斯宾诺莎书信集》，1927年；B.A.G.Balz编辑的《斯宾诺莎：政治哲学著作》，1937年；J.Wild编辑的《斯宾诺莎：选集》，1930年。（本书采用了Elwes 和White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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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aird，《斯宾诺莎》，1914年；J.Martineau，《斯宾诺莎研究》，1895年；F.Pollock，《斯宾诺莎的生平及哲学》，第2版，1899年；H.Joachim，《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研究》，1901年；R.A.Duff，《斯宾诺莎的政治及伦理哲学》，1903年；R.McKeon，《斯宾诺莎的哲学》，1928年；L.Roth，《斯宾诺莎》，1929年；J.Ratner，《斯宾诺莎论上帝》，1930年；H.A.Wolfson，《斯宾诺莎的哲学》，两卷本，1932年，D.Bidney，《斯宾诺莎的心理学和伦理学》，1940年；H.H.Joachim，《斯宾诺莎的知性改进论评注》，1940年；S.Alexander，《斯宾诺莎和时间》，1927年；C.D.Broad，《五种伦理学理论》，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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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学说的不同研究者从不同方面来寻求斯宾诺莎主义的渊源：阿维洛伊主义、中世纪犹太神秘哲学和泛神论文献、犹太学者摩西·迈蒙尼德、克莱斯卡斯[1]的著作以及乔尔丹诺·布鲁诺的思想。无论这些学说中的某一种或者所有学说对其有什么影响，是笛卡尔的哲学为斯宾诺莎的体系提供了基石。引起斯宾诺莎注意并试图加以解决的问题都来自于这位伟大的法国唯理论者的理论中。作为他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的泛神论概念是笛卡尔的作为绝对实体的上帝观念的逻辑结果。但是很可能是中世纪的犹太思想家的新柏拉图主义使他充分认识到笛卡尔体系的泛神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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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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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是一个独断论者和唯理论者：他相信人类理性具有获得确定普遍知识的能力。自明的概念和原则在心灵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它们的帮助下，笛卡尔试图构建一个普遍性的理论，这一理论像几何学命题一样为理性所遵守。斯宾诺莎分享了笛卡尔的这一信念，对他来说，哲学的目标也是对事物的完全认识，而这只有通过清晰而明确的思考才能获得。如果我们从自明的原则出发，对证明的每一步都进行论证，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和数学一样确定并具有普遍性的真理体系。笛卡尔已经在他的《沉思集》附录中阐述了对几何方法的应用。斯宾诺莎在阐释笛卡尔哲学的著作《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其主要著作《伦理学》中遵循了同样的方法。他从定义和公理开始，然后推进到命题，他按照几何次序对这些命题进行证明，每一个命题在论证中都有适合这一命题的准确位置。命题之后是推论，推论是命题的必然结果，然后是注释，在注释中斯宾诺莎对命题进行了更为详细而更少拘泥形式的讨论。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斯宾诺莎对数学方法的严格遵守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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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的和方法上，斯宾诺莎以笛卡尔为榜样。他也对笛卡尔所提出的问题感兴趣，但试图以更为一致和系统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笛卡尔明确区分了上帝和自然、心灵和身体：思维是心灵的属性，广延是身体的属性。身体和心灵是相互独立的实体，但是他又宣称上帝是唯一绝对独立的实体。斯宾诺莎采纳了实体的观念，并用逻辑的一致性发展了其含义。如果实体除了其自身以外不需要其他东西以便存在或者被设想，如果上帝是实体，而其他任何事物都依赖于他，那么很明显，上帝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实体。相应地，思维和存在不可能是分离的实体，而必定是一个单一独立实体的属性，这个实体即上帝。宇宙中的万物都依赖上帝，上帝是所有性质和事件的原因和载体，是一切事物得以存在的基质。上帝是具有思维和广延的实体，实体的二元论消失了，但是属性的二元论仍然存在。精神和物理过程这两种属性之间不存在相互作用，这两个系列彼此平行并且永不相交。在存在精神过程的地方也必定存在着物理过程，反之亦然。物理世界的秩序和联系同心理世界的秩序和联系是一样的。二元论让位于一元论，有神论让位于泛神论，互动论让位于平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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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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