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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伦理学和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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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思想的强有力的动机是伦理学的和宗教的：“心灵最高的善就是关于上帝的知识，心灵的最高美德就是认识上帝。”这一目的只有通过哲学才能实现；伦理学必须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斯宾诺莎的体系在伦理学上达到了顶峰：他的主要著作的标题就是《伦理学》。同霍布斯一样，斯宾诺莎从利己主义的前提开始，但对这些前提进行了修改，以削弱其作用。每一个生命都努力保持其存在，这一努力就是美德。因此美德就是力量；所有倾向于减少身体或心灵力量的东西（怜悯和悲伤）都是坏的，而快乐是好的。自然不会要求同其相反的东西，因此它要求人应当爱他自己并努力追求对他有用或者使他实现更大完善的东西。自然的力量就是上帝自身的力量；因此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去追求自认为对其有用的东西，并采取强力、战略或乞求在各个方面占有它。大鱼完全有权利占有水域并吃掉较小的鱼。迄今为止，这一学说还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强权就是公理。但是斯宾诺莎并没有停留于此。有美德的行为是理性的行为：只有当心灵具有充分的观念，或者具有知识时，才可以说它是真正活动着的。激情并不是力量，而是虚弱和受奴役。每个人都应当寻求对他有用的东西，而理性告诉他只有获得知识的手段才对心灵有用。在生活中，获得知识的手段先于其他一切事物而对完善理解力或理性有用，而人类的最高幸福或福祉就在于完善理解力或理性。实际上，幸福就在于精神的满足，而精神的满足产生自对上帝的直观认识。完善理解力就是要理解上帝、他的属性和由他的本性的必然性所产生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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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人完善其存在的欲望中，没有比人们的目的的统一对人更有用的了，没有比所有人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心灵形成一个单一心灵身体形成一个单一的身体更好的事情了。有理性的人追求他自己的真正利益，这最有助于其他人保持其真正存在。因此，如果每个人都寻求他自己的真正善或者以理性为指导而行动，那么人们对彼此都是最有用的。相应地，为理性所支配的人自己所欲求的，也会为其他人而欲求，因此他们在行动中公正、守信和令人敬重。凡是对其他人好的东西对我也好。因此，对敌人的爱是善的，而憎恨、愤怒、复仇、妒忌和蔑视都是恶的。谦卑、克己、悔恨和希望都是不好的，虽然这些情感可能有助于意志软弱的人过一种更为理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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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状态下，所有人都有权做他能做的事情。强权就是公理。但是在这种情形下会产生冲突，因为人们会过度使用他们的权利。因此人们有必要让渡他们的自然权利以便所有人都能和平生活（社会契约）。这一目的是在国家中实现的，国家为了普遍福利而限制自然权利和个人的任性。只有在有组织的社会中，正义和不正义、行善和犯罪才有意义，也就是说，道德的正当性理由在于它使得社会生活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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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的根本动机是欲求个人的完善和幸福这一点而言，其是个人主义的。人应当追求他自己的利益，而他的最高利益是关于宇宙或上帝的知识，这一知识给他带来心灵的安宁。尊重其他人的福利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又是普遍主义的，因为他宣扬心灵的最高的善就是关于上帝的知识，而心灵的最高美德是认识上帝。至高无上的善是对上帝的爱，这来自于对上帝的充分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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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对上帝的理智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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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最高的善就在于对上帝的理智的爱，这种爱是永恒的，就像理性自身。我们通过经验感觉知道我们是永恒的，这一心灵的存在既不能被时间限制，也不能通过持续的时间得到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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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一词在斯宾诺莎的体系中具有不同用法：上帝等同于宇宙，或者他与其属性是同一的，或者他是具有无限属性的绝对统一实体，因而高于这些属性。斯宾诺莎的真正含义可能是：上帝是被设想为永恒和必然的统一体的宇宙。他明确地否定了上帝具有人格和意识。上帝没有理智、情感和意志；他并不按照目的行动，而万物都是按照法则必然地来自于他的本性的；他的活动是因果性的，而非目的性的。上帝的思维是由世界上所有观念的总和构成。他有思维的能力或属性，这表现在绝对无限的理智或永恒和必然的思维样态中，而思维样态又依次表现在人类的心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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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迈蒙尼德认为将上帝作为许多属性的载体会损害上帝的统一性，而克莱斯卡斯则认为不会并为其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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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伦理学》，第一部分，命题34，附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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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上，第一部分，命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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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上，第一部分，定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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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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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篇 英国经验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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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章 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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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洛克（1632年~1704年）在剑桥学习过哲学、自然科学和医学。他反感当时的大学依然风行的经院哲学的教学方法，但却在笛卡尔的著作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很多年来（1666年~1683年），他一直服务于夏夫兹博里伯爵，担任伯爵的儿子和孙子的秘书，并一度追随自己的主顾流亡荷兰。在詹姆士二世被黜而奥朗日的威廉登基后，他回到英国，担任过好几个重要的政府职位，并在弗朗西斯·马沙姆爵士（Francis Masham）家度过余生（1700年~1704年）。爵士的妻子是哲学家库德华斯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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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集，1853年；St.John在伯恩图书馆编辑的哲学作品集。《人类理智论》，A.C.Fraser编辑，共两卷，1894年；《政府论》和《论宽容的信札》，Charles L.Sherman编辑，1937年；M.W.Calkins编辑的《约翰·洛克：选集》，1917年；S.P.Lamprecht编辑的《约翰·洛克：选集》，19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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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Fox Bourne的《洛克生平》，共两卷，1876年；T.Fowler的《洛克》，1880年；A.C.Fraser的《洛克》，1890年；S.Alexander的《洛克》，1908年；M.M.Curtis的《洛克伦理哲学概论》，1890年；F.Thilly的《洛克与笛卡尔的关系》，见《哲学评论》；V.库辛的《洛克的哲学》，1861年；J.Gibson的《洛克的知识理论及其历史关系》，1917年；R.I.Aaron的《约翰·洛克》，1937年；W.Kendall的《约翰·洛克与道德法则学说》，1941年；C.R.Morris的《洛克、贝克莱和休谟》，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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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洛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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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霍布斯在其知识理想中是一位理性主义者，同笛卡尔一样，认为单纯的经验无法给我们提供确定性。同时，他赞成他的同胞培根，认为感觉是知识的来源。在霍布斯的哲学中，这两条线索似乎并不能协调；知识的感觉主义的起源破坏了知识的理性有效性，也破坏了知识的确定性。霍布斯自己也感到了困难，时而会被引向有关物理学的怀疑主义的结论。在约翰·洛克看来，这一问题成为了最重要的问题；在洛克这里，哲学变成了关于知识的理论，并着手探究知识的起源、本质和有效性；他的哲学的确是“关于人类理智的论文”，就如同他的主要作品的标题所明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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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知识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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