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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剑桥柏拉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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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罗吉尔·培根和威廉·奥康开始到现在，经验主义都是英国思想的主旋律，但经验主义的反对派从来没有彻底消失。经验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依然在大学和神学家中活跃，并出现了唯灵论的哲学体系以对抗霍布斯、洛克和休谟的极端的激进思辨。剑桥大学教授拉尔夫·库德华斯（Ralph Cudworth；1617年~1688年）在《真正理智的宇宙体系》（1678年）一书中，从基督教柏拉图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霍布斯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学说。他接受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但拒绝所有导致无神论的机械解释。所有人都拥有同样的基本概念或范畴，凡是被清晰明了地知觉到的，就是真实的。这些先验范畴是对于普遍理性和上帝精神的恒常反映，因此构成了事物的本性或本质。这样的先天真理中有道德规则，就像数学公理一样对上帝也具有约束力。库德华斯的伦理哲学出现在他的遗著之中：《论永恒和不变的道德》（1731年）和《自由意志论》（18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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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验主义的敌手和剑桥柏拉图主义学派的其他成员有：亨利·摩尔（1614年~1687年；著有《形而上学手册》和《伦理学手册》，1668年）；盖尔（Theophilus Gale，1628年~1677年；《宇宙哲学》，1676年）；还有诺里斯（John Norris，1657年~1711年；《关于理想或可理解之世界的理论》，1701年，17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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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Scott的《库德华斯学说导论》，1891年；F.I.MacKinnon的《诺里斯的哲学》，1910年；E.Cassirer的《剑桥学派与英国柏拉图主义的复兴》，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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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观念依然存在于英国18世纪的思想之中，它认为存在着普遍的和必然的真理，此真理既是思辨性的又是伦理性的，并且不是从经验中推演出来的。塞缪尔·克拉克（1675年~1729年；《论自然宗教不可改变的义务》，1708年）教导说，存在着永恒的和必然的差异和事物的关系，神圣理性和人类理性都如实地知觉到它们：没人能够拒绝赞同正确的数学证明或者道德真理。沃拉斯顿（William Wollaston，1659年~1724年；《自然宗教概论》，1722年）和普利斯（Richard Price，1723年~1791年；《主要道德问题评述》，1758年；《关于唯物主义和哲学必然性的通讯》，1778年）两人赞成这种观点，这一观点后来被苏格兰的里德哲学及其学派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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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苏格兰常识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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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里德（1710年~1796年）领导的苏格兰学派代表了对贝克莱的唯心主义和休谟的怀疑主义的反抗。经验主义最终否定了人类常识作为最确定的知识事实而接受下来的一切事物—外部世界的存在和灵魂不朽；事实上，真理自身之可能性也被他们加以怀疑。如果实体和因果之类范畴的是纯粹的幻象，如果客体仅仅是我们心灵中的观念，如果实体性的灵魂是不可能的，而上帝的存在是无法证明的，那么，哲学就将崩溃；因为哲学不能与普通的人类意识相冲突。感觉携带着对于感觉对象之实在性的当下信仰，这种当下确定性为我们提供了真理的标准。所有的证明都依赖于这样的直接知识，依赖于不能够被进一步证明的自明原理。对于真理标准和这些原则的知识是常识：我们通过观察发现的这些原理，要么是必然真理的基本原理，要么是偶然真理—或者表达事实状态的真理—的基本原理。关于前一类，里德提到了逻辑和数学公理，关于语法、品味，和道德的原理以及形而上学原理；关于后一类，他提到了人们意识到的一切事物的存在。我能够意识到我对于—我称之为自我、我的心灵和我的人格的—存在者的思想；我也意识到我自己的人格统一性和持续的存在。我们的感官清晰知觉到的事物真实地存在着，并且就是我们所知觉到的样子。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自己的行动和意志的决定；我们用来区别真理和错误的自然能力是可靠的；我们的同胞有自己的智慧和生命；在相似的条件下，将来的事物很可能会与已经发生的事物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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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学派的其他成员有：比亚迪（James Beattie，1735年~1803年）、奥斯沃尔德（James Oswald，1793年去世）和斯图沃特（Dugald Stewart，1753年~1828年；汉密尔顿编辑的《选集》，1854年~1858年）。布朗（Thomas Brown，1778年~1820年；《因果关系研究》，1803年）试图调和休谟的理论与常识哲学。在汉密尔顿爵士那里，常识哲学受到了康德的批判哲学的影响。启蒙运动时期的德国哲学家被苏格兰哲学吸引，它们之间有不少共同之处。在法国，华耶–高拉德（Royer-Collard）和若夫里瓦（T.Jouffroy）后来拥护常识哲学，以对抗感觉主义、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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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的作品有：《常识原理下的人类心灵的研究》，1764年；《论人类的理智能力》，1785年；汉密尔顿编辑的《选集》，第7版，1872年。A.C.Fraser的《托马斯·里德》，18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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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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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篇 德国理性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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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章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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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年~1716年）生于莱比锡，在阿尔特多夫（Altdorf）和耶拿大学学习法律、哲学和数学，20岁的时候在阿尔特多夫大学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在他的老师中有雅各·托马修斯（Jacob Thomasius），他是声名卓著的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的父亲，威格尔（E.Weigel）也是莱布尼茨的老师。他曾在美因茨逗留（1670年~1672年），在那里进行全民选举司法程序的改革，也曾作为外交使节去巴黎（1672年~1676年），此后被召回汉诺威任宫廷顾问和图书馆长，在此职位工作直到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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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大部分作品是由拉丁语、法语和德语写成的短文，发表在学术期刊或私人信件中：《对认识、真理和观念的沉思》，1684年；《论物体之本质是否在于广延性问题的书信》，1691年；《新自然体系》，1695年；《人类理智新论》（回应洛克1704年的《人类理智论》），首版于1765年；《论真正的自然》，1698年；《神正论》，1710年；《单子论》，1714年；《自然与神恩的原则》，17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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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Erdmann编辑的哲学论著文集，1840年；A.Foucher de Careil编辑的文集，共七卷，1859年~1875年；P.Janet编辑的文集，共两卷，1866年；C.I.Gerhardt编辑的文集，共七卷，1875年~1890年；G.E.Guhrauer编辑的德文作品集，共两卷，1838~18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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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作品有：《莱布尼茨的哲学著作》，G.M.Duncan译，第2版，1908年；《人类理智新论》，A.G.Langley译，第2版，1916年；《单子论与其他哲学作品》，R.Latta译，1925年；《论形而上学》《与阿诺尔德的通信》和《单子论》，G.R.Montgomery译，1902年，A.R.Chandler修订，1924年；H.W.Carr的《莱布尼茨的单子论》，1929年；M.Morris的《莱布尼茨的哲学作品》，1934年；P.P.Wiener的《莱布尼茨：选集》，1951年；L.E.Loemker翻译和编辑的莱布尼茨作品集，共两卷，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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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Merz的《莱布尼茨》，1884年；J.杜威的《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1888年；B.罗素的《莱布尼茨哲学的批判解读》，1900年，1937年；L.Couturat的《莱布尼茨的逻辑》，1901年；A.Foucher de Careil的《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1862年；H.W.Carr的《莱布尼茨》，1929年；E.卡西尔的《科学基础中的莱布尼茨体系》，1902年；H.W.B.Joseph《莱布尼茨哲学讲演录》，1949年；A.Foucher de Careil的《莱布尼茨哲学备忘录》，1905年；H.Schmalenbach的《莱布尼茨》，1921年；F.梯利的《莱布尼茨与洛克的争辩》（博士论文），18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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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莱布尼茨之前的德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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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之前，德国哲学几乎毫无起色。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1618年~1648年）之后的贫瘠的神学争论对科学和哲学的进步颇为不利。这个时期英国出现了莎士比亚、培根、米尔顿和洛克；法国出现了蒙田、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帕斯卡尔和笛卡尔，而路德所在的国家的文化却处于低谷。作为一种学术工具，德语似乎消失了：高层人说法语，而学者则继续用拉丁语写作—普通大众则使用母语。法国文化通过无数的宫廷传入，这些宫廷依照法国的温和专制模式构建，并效仿法国的风气。随着德国领土分裂为独立的公国，民族主义精神衰落了，德国人开始为德国这个名字感到羞耻。像英法的大学一样，德国的大学并不参与传播现代思想；新的科学和哲学在大学之外发展，并受到有教养阶层的鼓励。德国新文化的第一批伟大代表人物有塞缪尔·普芬道夫（1632年~1694年），他倡导自然理论，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1655年~1728年），他创办了第一份德文季刊，并用德语讲演—在莱比锡大学—最伟大的要数莱布尼茨，他在数学、哲学和法理学领域都很卓越。沃尔特·冯·切尔豪森（Walter von Tschirnhausen，1651年~1708年）与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有通信，他接受了数学方法，但认为所有的演绎都必须从经验事实出发，并在经验事实中得到证实。所有这些思想家都是德国现代主义的先行者和启蒙运动的先驱，启蒙运动已经在英国和法国播下了种子，注定要在莱辛、歌德和康德的国土上取得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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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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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假定了两个相区别的解释原则，身体和精神。两者的本质属性分别是广延和思想。斯宾诺莎设定了一个普遍实体，被构想为既具广延性，又有思想性。两位哲学家都把物理和心理领域视为绝对封闭的系统，区别在于，笛卡尔允许这两个领域在人的大脑中的一个独立点上相互作用，而斯宾诺莎则禁绝了两者之间的任何互动。两人都赞同，一切物理的事物都应该作物理的解释：物质的宇宙是一架机器。这种机械解释被现代哲学家和现代自然科学家所接受。然而，在大多数大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有着经院哲学源头的神学哲学却激烈地反对这种观点，谴责它是否定上帝的学说，未能将世界的神圣目的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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