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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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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理性主义并没能够满足所有的思想家；有些人对理性通达真理的能力缺乏信心，然而又不愿意加入到经验主义者或怀疑论者的阵营中。这些人是神秘主义的嫡传继承者，他们在情感、本能和内部经验中发现了确定性的来源；最高的真理不能被证明，只能被感受。在莱布尼茨的教导中有着某些这样的暗示，即情感、渴望和冲动是另外一个层次的知识，是本能形式的真理。然而，莱布尼茨认为情感是低级的混乱形式下的知识；情感或者信仰哲学家则在其中发现了较高的层次：人类有限的理性所不能测度的事物，可以在宗教的、美学的或道德的情感中被感受到，或者被推测到。显露了神秘主义或者浪漫主义倾向的人物有J.G.哈曼（1730年~1788年）、J.G.赫尔德（1744年~1803年）。赫尔德在《元批判》中批判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此外还有F.H.雅科比（1743年~1819年），他以建立在直觉之上的哲学来反抗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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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新教会理性化神学的反抗，德国新教中激起了被称作虔诚主义的相似运动：基督教不是教授进行思辨的学说，而是一种内在的宗教皈依。斯宾纳（P.J.Spener，1635年~1705年）、弗朗科（A.H.Francke，1663年~1727年）和朗格（J.J.Lange，1670年~1744年）是这个群体的著名成员；由于后边两个人的原因，沃尔夫被解除了哈勒大学的教授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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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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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篇 启蒙运动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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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章 十八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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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把现代精神描述为对中世纪的社会、制度和概念的反抗，以及对思想和行为领域中的人类理性的自信。这项活动自文艺复兴开始，持续到16和17世纪；宗教改革、“三十年战争”以及英法的社会革命都是这一变化的征兆。大陆的理性主义体系和英国的经验主义体系，还有两大体系的分支，都助长了产生这些征兆的势头；独立探索的精神缓慢地、但确信无疑地改变了人生观。但新的观念需要在更广大的区域内流行和传播，这一任务在18世纪得以完成，18世纪被称为启蒙运动的世纪：它代表了我们一直在描述的整个文化运动的巅峰。这是一个拥有原则和世界观的世纪；对于人类精神解决问题的能力充满了自信，力图理解并解释人类的生活—国家、宗教、道德、语言—乃至整个的宇宙。这也是一个哲学教条的世纪，一个人们有勇气撰写像沃尔夫的《关于上帝、世界和人类灵魂以及万事万物的合理思想》那样的著作的世纪。这是一个自由和思想独立的世纪，尤其在法国，思想可以放胆发表自己的观点，无所畏惧地从其原则中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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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哲学不仅反映了时代的奋争，也影响到了人们的行为。哲学从学者的书斋中产生，并像苏格拉底时代一般与市场上的民众结合在了一起；它不再说着独属于自己的语言—经院学者的语言—而是用民众的语言、普通人的智慧可以理解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在法国，由于社会、政治和教会的压迫，启蒙运动表现得最为激烈，其影响也最大：大革命就是新思想传播的结果。对于人类理性和权利的尊重几乎成了所有重要的现代哲学理论的特征，在18世纪变得相当普遍，人性、善良意志、自然权利、自由、平等和博爱成了人们的日常话语。甚至温和专制的政府也认为它们具有促进人类幸福和福利的功能。对于中世纪思想制度的反抗终于导致了作为世纪末之特征的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动荡，而旧有的制度也为新的社会让道。现代精神一直以来要求的东西，部分地得以实现：良心和信教的自由，机会平等和经济自由，代议制政府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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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启蒙运动的论著有：J.G.Hibben的《启蒙运动哲学》，1910年；L.Lévy-Bruhl的《法国现代哲学史》，G.Coblence译，1899年；F.Macdonald的《法国的伏尔泰和卢梭研究》，1895年；L.Stephen的《18世纪英国思想史》，1902年；M.Whitcomb的《18世纪法国哲学家》，1900年；O.Ewald的《法国启蒙运动哲学》，1924年；E.Cassirer的《启蒙运动哲学》，1932年；I.O.Wade的《法国1700年~1750年间的秘密组织和哲学思想的传播》，1938年；B.Willey的《18世纪的背景》，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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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伏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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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有助于唤醒新精神并在法国—事实上是整个欧洲—传播新观念的人物中，伏尔泰（1694年~1778年）和孟德斯鸠（1685年~1755年）是最主要的，两人都访问过英国，并对英国的制度充满了敬慕之情。伏尔泰才华横溢，是启蒙运动中的多才多艺的宣传家，他的那本因审查命令而被焚毁的著作《波斯人信札》（1728年）宣扬并运用了洛克的思想—他不但从英国带回了洛克的思想，也带回了牛顿的自然哲学和英国的自然神论。伏尔泰自己就是自然神论者，并且从来没有放弃对上帝的信仰：“整个自然都在向我们呼喊：上帝存在。”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也接受了意志自由和灵魂不朽，但后来他开始怀疑生死问题，也开始倾向决定论：“当我能够做我所意愿的事的时候，我是自由的；但我必然会意愿我所意愿的事物。”终其一生，他都在攻击迷信和教会的统治：天启的宗教被他认为是愚昧和欺骗的产物，是精明的僧侣为了统治民众而利用人类的愚蠢和偏见的结果。他自己的宗教是建立在不变的道德原则之上的，他认为这种道德原则在哲学家的教导中保持了本质上的一致。他反对所有形式的压迫，并为学术、政治和宗教自由，为出版自由、选举自由和议会自由而斗争，他为已经在工商业中繁荣起来的第三等级或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权利。然而，尽管有这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他却不是民主的使徒。“似乎是必然的，”他说道，“会有一些无知的贱民；他们一开口争辩，一切都将失败。”这个理性的时代并不准备把“奴仆、补鞋匠和女佣”包含在其福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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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洛克的哲学精神—虽然培尔的那部（影响了18世纪法国几乎所有思想领袖的）《辞典》也不容忽略。英国的思想在使法国自由化和革命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传播和发展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方面起到协助作用的人物还有孔狄亚克、爱尔维修、孔多塞、卡巴尼斯（Cabanis）、霍尔尼、代斯图·德·塔西（Destuut de Tracy）、拉·梅特利、霍尔巴赫，尤其还有狄德罗和达兰贝尔领导的百科全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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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acdonald的《法国的伏尔泰和罗素研究》，1895年；J.Morley的《伏尔泰》，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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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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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章 启蒙运动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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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英国的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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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并不像在法国那样，启蒙运动没有在相对短的时期内达到巅峰；启蒙运动的影响也不像法国那样蔚为壮观。社会条件并不相同，并且英国在之前的时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新的观念和新的理想已经渐渐地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几乎所有以洛克的原则为出发点的哲学家都可以称为启蒙者。自然神论者、道德学家、休谟、哈特利、普利斯特里、伊拉斯谟·达尔文、《政治正义论》（1793年）的作者威廉·戈德温、《人权》（1791年~1792年）和《理性时代》（1794年）的作者托马斯·潘恩，他们全都促进了独立思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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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德国的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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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世纪中期，莱布尼茨—沃尔夫的形而上学依然是在德国占据主导地位的体系，那时，英国的思想已经开始通过洛克和休谟的作品的翻译，以及沙夫茨伯里、哈奇森和弗格森等道德学家的作品的翻译发挥影响。结果使得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相结合，一种折中主义或常识哲学，它将宇宙和人类历史构想为具有理性的目的论秩序，这一秩序完全可以被理性理解，因为它是理性的表现。这种哲学的任务在于“破晓”—这是启蒙一词的字面意义—所有的奥秘，破除所有的迷信，以理性之光照亮万物。它提供了一种自然的或理性的神学，着手澄清并证明所有宗教共有的基本原理：上帝存在、意志自由和灵魂不朽。我们已经提到过这场形而上学运动中的领军人物。同样的理性主义方法也被运用到了历史研究中：语言、法律、国家、道德和宗教都起源于人类的理性；比如语言的发明是为了人们交流思想，国家的组建是为了保障福利。既然所有这些事物全都是理性的作品，那么，人们的理想就是让它们变得更为理性，剔除渗入其中并破坏历史进程的非理性的、偶然的成分。正是这样一种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促进了德国的政治理论的变革，使得自然权利和平等学说流行起来，甚至在统治者的宫廷之内，也在教导社会分化有悖于自然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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