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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的黄昏：或怎样用锤子从事哲学 人类的「改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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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清楚我对哲学家们的要求：站在善恶的彼岸——超越道德判断的错觉。这种要求源于由我首次加以表述的一种观点：根本没有什么道德事实。道德判断与宗教判断有下述共同之处：它们都相信虚假的实在。道德仅仅是对某种现象的一种解释，更明确地说，是一种误解。和宗教判断一样，道德判断属于一个愚昧的阶段，在此阶段甚至连实在的概念、实在与幻想的区分尚不存在：所以，在这样的阶段，“真理”所表示的纯粹是我们今天称为“幻想”的那些东西。迄今为止，道德判断从未被严格地对待过：就此而言，它所包含的始终仅仅是荒谬。但作为症候学，它依然十分宝贵：至少对于有识之士来说，它揭示了最有价值的文化和精神生活的实在，而这种实在过去是不太懂得“理解”自己的。道德纯粹是符号语言，纯粹是症候学：人们必须首先知道道德是怎么回事儿，才能从道德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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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举出第一个例子。人们一直想“改善”人类：首先这就叫做道德。但在相同的字眼下却隐藏着极为不同的倾向。对野蛮人的驯化和对特定人种的培育都被叫做“改善”：这些动物学术语（termini）才道出了实情，——而典型的“改善者”即教士却对这些实情一无所知——情愿一无所知……把对一个动物的驯化叫做对它的“改善”，这在我们听来几乎是一个玩笑。凡熟悉动物园情况的人，都会对下述一点表示怀疑：野兽在那里得到了“改善”。它们被削弱了，它们被整治得不那么有害了，压抑的恐惧情绪、疼痛、创伤和饥饿使它们变成了病态的野兽。经教士“改善”过的驯化的人情况亦然。在中世纪早期，教会实际上首先是一个动物园，人们到处捕获最漂亮的“金发野兽”的标本，——例如，人们“改善”了高贵的日耳曼人。然而，这样一个经过“改善”的、被引进修道院的日耳曼人后来看上去如何呢？如同一幅人的漫画，如同一个畸胎：他变成了一个“罪人”，他呆在笼子里，人们把他监禁在各种十分可怕的观念之中……他病弱地躺在那儿，对自己怀有敌意；他对生命冲动充满了仇恨，对一切尚且强健和快乐的东西充满了怀疑。简而言之，变成了一个“基督徒”……从生理学角度来说：在与野兽的斗争中，使其生病可能是削弱它的唯一手段。教会深知这一点：它使人堕落，它使人虚弱，——而它却声称“改善”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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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举出所谓道德的另一种情形，即对一个特定种姓和种类的培育。这方面的杰出例证是作为《摩奴法典》而具有宗教效力的印度道德。它的任务是同时培育出不少于四个种姓：僧侣、武士、农商和仆役即首陀罗。显然，在此我们已不再属于驯兽者之列：只有百倍温和和理性的人才能草拟出这样一种培育方案。从基督教那病态的、牢狱般的空气中，进入这个更为健康、更为高远的世界，人们不禁会深深地吸口气。与摩奴相比，《新约》是何等的可怜！味道是何等的难闻！然而，这种体制同样必须是可怕的，——这一次不是和野兽斗，而是和与之相对的概念斗，即不可培育的人，杂种人，贱民。而且，除了使其生病之外，这种体制也没有其他手段使其变得无害和虚弱，——这是与“大多数”的斗争。也许没有比印度道德的这些防护措施更与我们的情感相矛盾的了。例如，考虑到圣书禁止向他们提供谷物或含有谷物的水果，以及水或火，第三条“关于不洁的蔬菜”规定：贱民可以吃的唯一食物应当是大蒜和葱头。此条还规定：他们所需要的水，既不能从河流中提取，也不能从泉水或池塘中提取，只能从沼泽的入口处和由动物的脚印形成的水洼中提取。同时，禁止他们洗衣和洗澡，因为恩赐给他们的水只能被用于解渴。最后，禁止首陀罗妇女帮助贱民妇女分娩，也禁止贱民妇女分娩时互相帮助……这样一种保健警察机制成效卓著：可怕的瘟疫，严重的性病，于是又规定了“阉割法”，即男孩儿割除包皮，女孩儿切除小阴唇。——摩奴甚至说：“贱民是通奸、乱伦和犯罪的结果（这是培育概念的必然后果）。他们必须仅以裹尸布为衣，用破罐吃饭，靠废铁装饰，拜恶魔为神；他们必须无休止地四处流浪。他们不能从左到右书写，也不能用右手书写：使用右手和从左到右完全是为有美德的人、为有种姓的人保留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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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定是非常富有教益的：我们从中获得了至为纯粹、至为原始的雅利安人的人性，——我们懂得了“纯粹血统”概念是无害概念的对立面。此外，下面一点也变得显而易见：对于这种“人性”的仇恨即贱民的仇恨在哪个民族身上刻上了烙印，变成了宗教，变成了天赋……从这种观点看来，《福音书》是一流的证书；《以诺书》尤其如此。——基督教有其犹太根源，并且只有作为这块土壤上的植物才能得以理解，它意味着对于任何一种培育的道德、种姓道德和特权道德的反动。——它是卓越的（par excellence）反雅利安宗教：基督教是对一切雅利安价值的重估，是贱民价值的胜利，是面向穷人和卑贱者的福音，是一切被践踏者、可怜虫、失败者和失意者对于“种姓”的总暴动，——作为爱的宗教，它是永恒的贱民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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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实现自身的手段而言，培育的道德和驯化的道德可谓旗鼓相当。我们可以提出下述最高原理：为了确立道德，人们必须具有追求其反面的绝对意志。人类“改善者”的心理学，这是我探究得最为长久的重大而令人不安的问题。一个很小而且总的说来很朴素的事实，即神圣的欺骗（pia fraus）的事实使我首次看清了这个问题：神圣的欺骗，这是一切改善过人类的哲学家和教士的遗产。无论是摩奴、柏拉图、孔子，还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导师都未曾怀疑过他们撒谎的权利。他们未曾怀疑过所有其他的权利……如果用公式加以表达，人们可以说：迄今为止，用来使人类变得道德的一切手段，从根本上说都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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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的黄昏：或怎样用锤子从事哲学 德国人缺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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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德国人中间，仅仅拥有精神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将之据为己有，滥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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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了解德国人，也许我甚至可以向他们说出一些真相。新德国体现出大量继承的和习得的才智，以致它可以长达一个时代挥霍那丰厚的力量的财富。它没有一种与之一起成为主宰的高级文化，更没有一种美好的趣味和一种高贵的本能之“美”；然而，它却有着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更男人气的美德。勇气和自尊十足，在交往和相互义务关系中诚信有加，非常勤劳，极为坚毅——还有一种固有的、需要加以刺激而不是加以阻止的节制。我要补充的是，这里人们仍然会顺从，只不过这种顺从并不受到羞辱……没有人会鄙视他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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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看到，我希望对德国人表现出公正：我不想在这方面背弃我自己，——因此，我也必须向他们提出我的异议。取得政权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权力使人昏庸……德国人——人们曾经称之为思想家的民族：他们今天还有思想吗？德国人现在厌倦于精神，德国人现在不信任精神，政治耗费了一切对于真正精神性事物的严肃性——“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1]，恐怕这就是德国哲学的终结……“有德国哲学家吗？有德国诗人吗？有像样的德国书吗？”——人们在国外这样问我。我感到脸红，但我却以即使在绝望状态也具有的勇敢回答道：“有，俾斯麦！”我是不是也应当供认人们今天读什么书呢？该死的庸人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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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国精神可能是什么的问题，有谁不曾做过忧伤的思考啊！但近千年以来，这个民族却任凭自己昏庸下去：在任何地方，欧洲的两大麻醉剂——酒精和基督教——都未像在这里那样被肆意滥用。近来竟然又新添了第三种麻醉剂，这就是音乐，我们这既受堵又添堵的德国音乐，仅此一项就足以扼杀精神的一切敏锐而勇敢的灵活性。——在德国的理智中，有多少令人生厌的沉重、疲软、潮气和睡衣！有多少啤酒！献身于最智慧的目标的年轻人却感觉不到智慧的首要本能，即精神的自我保存本能——而且痛饮啤酒，这怎么可能呢？……博学青年的酒僻也许还不至于使人们对其追求学问的意向表示怀疑——即使没有精神，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大学者——，但从所有其他方面看来，这种酒僻依然是一个问题。——人们在哪儿不能发现啤酒在精神中产生的缓慢堕落！我曾经在一个近乎众所周知的事例中指出了这样一种堕落——我们德国的第一个自由精神即聪明的大卫·施特劳斯堕落成了啤酒屋[2]福音和“新信仰”的作者……难怪他在诗中臣服于“黑色美人儿”[3]——至死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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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面谈到了德国精神：它变得更粗俗了，更浅薄了。这样说够吗？——其实，令我吃惊的根本不是这些，而是在精神性事物上德国的严肃、德国的深刻和德国的激情何以每况愈下。不仅仅是智力，而且激情也走了样。——我时而接触到一些德国大学：在大学学者中间盛行的是怎样一种风气呀！精神变得何等沉闷，何等不思进取和无所适从！如果人们在此想提出德国科学作为反对我的理由，这将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此外，这还表明：他们根本就没有读过我写的任何东西。17年来，我一直不遗余力地揭示我们当代科学冲动的非精神化的影响。天性更丰满、更丰富、更深刻的人再也找不到适合于他们的教育和教育者，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今科学的巨大规模使每个人都处于沉重的受奴役状态。我们文化的症结恰恰在于有太多狂妄的游手好闲者和残缺的人性；我们的大学——事与愿违——是这种精神本能枯萎的真正温室。关于这一点，整个欧洲都已经有所了解——大政治骗不了任何人……德国越来越被视为欧洲的浅薄之国[4]。——我还在寻找一个德国人，和他在一起，我可以按我的方式严肃，——更要寻找一个德国人，和他在一起，我可以快乐！——偶像的黄昏：啊！今天谁能领悟一个隐居者在此从怎样一种严肃中康复啊！——快乐是我们身上最难以捉摸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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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做这样一种估算：德国文化的衰退不仅显而易见，而且也不缺乏这方面的充足理由。一个人的开销最终不可能超出他的所有：这一点既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如果人们把精力浪费在权力、大政治、经济、世界贸易、议会政治和军事利益上，——如果人们把他们所有的理智、认真、意志和自制都转向了这个方面，那么，他们在其他方面就会有所缺失。文化和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不要欺骗自己——是敌对者：“文化国家”完全是一个近代观念。一方靠另一方生存，一方靠牺牲另一方而发展。一切伟大的文化时代都是政治的衰落期：文化意义上的伟大之物，都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歌德的情绪为拿破仑现象而高涨，却为“自由战争”而低落。当德国作为大国升起的时候，法国作为文化国家赢得了另外一种重要性。今天，许多新的严肃，精神的许多新的激情已经迁移至巴黎；例如，悲观主义问题、瓦格纳问题以及几乎所有心理学和艺术问题，在那里比在德国得到了无比细腻和彻底的思考，——德国人甚至不能胜任这种严肃。——在欧洲文化史上，“帝国”的兴起首先意味着这样一件事：即重点的迁移。在主要的事情上——而主要的事情始终是文化——德国人不再引人注目，对此已经世人皆知。人们问：你们还能为欧洲提供哪怕一个像样的人物吗，就像你们的歌德、你们的黑格尔、你们的亨利希·海涅和你们的叔本华？——再没有一个德国哲学家，人们对此惊讶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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