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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萨特导读 第四章 『他扮演的是咖啡馆的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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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41年末，萨特才开始动笔写《存在与虚无》。令人惊讶的是，这部长达725页的著作在1943年夏天就出版了。据说这本书的重量是整整一公斤，不多不少，开杂货店的人用它来当秤砣。他完成这本大部头的作品的速度，只能在部分程度上解释它的晦涩难读。它主要是一部有关存在论的抽象作品，其目标是具体存在，但似乎从来没有达成，不过书中出色的现象学描述堪称有史以来最难忘的哲学示例。虽然人们并不总是很清楚它们是什么示例，但萨特的确向我们展示了咖啡馆侍者夸大自己每一个动作的方式，这是哲学史上最有名的描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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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是其所是，自欺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了成为人的存在，坦率就不再是他的理念。但是人是其所是吗？而且按一般的方式，当人是作为对存在的意识的时候，人怎么能是其所是呢？如果坦率或真诚是一种普遍的价值，不言而喻，它的箴言“人应该是其所是”对我用以表述我所是的判断和概念来说就不仅仅是提出认识的理念，而且还提出了一个存在的理念，它为我们提出了存在与作为存在原型的它本身的绝对同一。在这个意义下应该是我们所是。但是如果我们永远应该使我们是我们所是，如果我们按存在的样式应该是我们所是，我们因此会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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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咖啡馆的侍者。他有灵活的和过分的、过分准确、过分敏捷的姿态，他以过分灵活的步子来到顾客身边，他过分殷勤地鞠躬，他的嗓音、他的眼睛表示出对顾客的要求过分关心，最后，他返回来，他试图在他的行动中模仿只会被认作是某种自动机的准确严格，他像走钢丝演员那样以惊险的动作托举着他的盘子，使盘子处于永远不稳定、不断被破坏的但又被他总是用手臂的轻巧运动重新建立起来的平衡之中。他的整个行为对我们而言似乎都是一种游戏。……他扮演的是咖啡馆的侍者。……咖啡馆的侍者用他的身份表演为的是实现这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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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这咖啡馆侍者，不能像这墨水瓶是墨水瓶那样干脆就是个咖啡馆侍者。……尽管我圆通地尽到咖啡馆侍者的职责，我也只能像一个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那样按中立化的方式是他，我机械地做出我的身份所应有的标准动作，我力求使自己达到想象中的咖啡馆侍者“类似”[1]的动作。我试图实现的是咖啡馆侍者的自在的存在，就好像……似乎由于支持了这角色的存在，我在什么地方都超越不了他，我不把自己确立为我的身份之外的一个人。然而我并不否认我在一种意义下是咖啡馆侍者——否则，我不是也能自称为外交官或记者吗？但是如果我是咖啡馆侍者，就不能按自在的存在的方式是他。我按我所不是的方式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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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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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上面讲述的是一个有关自欺（mauvaise foi）的例子，萨特认为自欺是普遍存在的。无论如何，读者必须对这个例子所要表达的意思有更明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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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以咖啡馆侍者为例，主要是为了说明意识从来就不简简单单地是其所是。一件事物可以仅仅是其所是，但意识并不是这样，这听起来也许有些奇怪。比如说，没人仅仅是个侍者，没有其他身份。萨特将其称为“自在的存在”，或者更简单一点的“自在”，同时他将意识称为“自为”，因为它能觉察到自身的存在，甚至不需要将它自身视为自己的客体就能觉察。它的自我觉察在意识的中心位置撕开了一道口子，因此它永远不能与自身保持一致，但总能成功地逃离自身。对萨特来说，这种自我否定的能力至关重要，他在早些时候曾经阐述过他人的意识如何从外界否定自身：老板之于员工，警卫之于囚犯，监工之于奴隶，这些关系都是否定。文中讨论自欺的直接目的就是告诉读者意识可以否定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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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通过侍者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他并不满足于告诉我们侍者通过遵循一定的规则来扮演咖啡馆的侍者，尽管这可能是大多数读者最先留意到的。萨特在这个例子中着重强调了这位法国侍者的特征，他扮演着咖啡馆的侍者，让自己的动作看起来像机器人，而美国的侍者正好相反，他们扮演的是顾客的朋友。但是，萨特想要表达的是：无论侍者被要求参与什么样的游戏，他要遵守的终极规则就是必须打破规则，要做的就是以夸张的方式遵守这些规则。就是说，侍者不是简单地遵守不成文的规则（可能是对某种形式的专制的服从），而是在遵循这些规则的过程中表现得过火。侍者成功地拒绝了将他仅仅归于侍者身份的企图，不是通过拒绝这个角色，而是通过凸显这样一个事实——他扮演侍者的角色，以至于逃离了这个角色。侍者通过夸张的行为、过火的表现做到了这一点。法国侍者没有让自己融入侍者这个角色，而是动作夸张，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机器人，从而吸引了他人的目光，就像典型的北美侍者，与其说他友好，还不如说他过分友好。萨特在这里使用了“多余”（trop）这个词，他曾在小说《恶心》中用它来表示人的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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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里的顾客通常将侍者简化为一种职业，但侍者必然会凭借意识的结构，超越这种限制其可能性的企图。萨特在《意向性》中将意识描述为一种迸发，他在这里提供了一种全然不同的解释，说明了意识的结构。在《存在与虚无》中，意识被视为虚无。这源于萨特对意向性理解的变化，此时他的观点更接近海德格尔：因为意识具有超越性，因为意识可以根据客体投射到未来的可能性来看待客体，所以意识朝向客体的指向性成为可能。换言之，意识因为自己超越当前事实的谋划，可以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来看待事物，这样一来就可以通过否定来看待意识。我从这个世界可能成为什么样子这一角度来看待它，这是因为我不是从我是什么而是从我可能是什么的角度来看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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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清楚萨特并非否认那个给我们端来饮料的人是一名侍者。我的曼哈顿鸡尾酒并不是由一个乔装成侍者的人给端上来的。那位侍者扮演的是咖啡馆的侍者，但他并不是为了模仿侍者取乐，而是因为他就是侍者。萨特在描述侍者时用到了一个关键词——“实现”（realize）。侍者扮演着侍者，是为了“实现”这一身份。这个词是从专业术语的角度来使用的。《想象》一书的结语让我们得以了解萨特是如何使用这个词的，他在上面的节选中也引用了那段文字。萨特认为画家在画布上动笔之前，对要画的东西并没有一个心理意象：这位画家使用的原材料都是现实的，但与此相对，他的艺术作品本身是一个不现实的对象。还有另一个更具启发性的例子：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利用他的情绪来模拟哈姆雷特的情绪，但是不管他有多融入这个角色，哈姆雷特都不会因为这名演员的表演而成为现实。他仍然只是舞台上的一名演员，而不是哈姆雷特。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萨特不说哈姆雷特被实现，而是说——从一个完全不现实或虚幻的世界里被重现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名演员在这个角色中并没有实现。至于这个扮演侍者的人，情况有所不同，萨特认为这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现实的存在。无论如何，对他自己而言，侍者决不能被归结为侍者。萨特将这种情况称为“不能实现的”，意思是说不论我对我的顾客而言有多像一名侍者，但对我自己而言我不是，不仅仅因为我明天就可以辞职不干，还因为我做这份工作只是为了满足我其他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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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认为他关于侍者的说法不仅适用于所有职业，而且适用于一个人的理性、外貌、阶层、种族、特征（比如这个人很粗俗）或意识的状态（比如很悲伤）。我们力争做到这些，仅仅是因为对我们自己而言，我们不是其中的任何一样。在给出了侍者的例子之后，萨特很快又以悲伤为例，描述了一个人悲伤时的面容和举止，但又评论说一旦接受了这一存在状态，我们就能认识到我们不可能无限期地停留在悲伤的状态。当有人来看我们，我们很可能会表现得很开心，一直在心里同自己约定在来访者离开之后再重新悲伤。换言之，我们让自己感觉到悲伤，只要这种情绪一直持续，我们就继续这么做。如果我们必须让自己悲伤，这意味着从“椅子是椅子”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并不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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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特看来，如果每个人都简单地等同于其自身，也就是说如果他是自己，除了他自己什么都不是，那么就不可能出现自欺。这意味着自欺的可能性条件就是我不是我所是。或者换一个有名的说法：“意识是其所不是，而不是其所是。”萨特关于自欺的理论解释了自欺，但真诚就成为了一个问题。真诚要成为可能，一个人就必须等同于他自身，或者用萨特的话来说，他必须成为一个物体。萨特想要表达的主要观点就是真诚是一项不合时宜的要求，因为它忽略了人类存在的特征。由此看来，萨特似乎在解释自欺可能性的时候否认了真诚，除非他能向我们展示某种自我恢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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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结尾的脚注中，萨特将这种自我恢复称为“事实性”（authenticity），但他并没有就此展开讨论，除了在《反犹分子与犹太人》中稍稍提及，他在其他作品中再也没有说到过这个词。在他未出版的作品《伦理学笔记》（Notebooks for an Ethics）中，涉及“事实性”的篇幅是最长的，但是依然难以得出这个结论——只有牺牲真诚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推延到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的世界），自欺才会成为可能。事实性似乎是在等待社会发生变化，那么之前看上去可能像伦理条件的（成为我们其所是的义务）也必定在等待一场政治变革。因此，萨特之后投身政治与他在《存在与虚无》中有关自欺的哲学发现是一致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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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萨特强调侍者行为举止中的夸张特性，是为了说明那位侍者是如何逃离这种强加的身份的，即便咖啡馆中无视他的顾客都将他归结为侍者，而不是其他。为了更准确地描述这一过程，萨特从海德格尔那里借用了“超越性”（transcendence）和“人为性”（facticity）[2]这两个词，不过是从他自己独特的角度来使用的。海德格尔用“facticity”来表示人类存在的“实在”。萨特用同一个词来描述那些限制我的与我有关的事实：我的历史、性别、种族、阶层、外表等。超越性即我的自我超越，它与人为性密不可分；它赋予人为性一种意义，让人无从得知超越性和人为性分别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在萨特关于人类存在的叙述中，这是其核心内容中最含糊的一部分。它让萨特坚持认为一个人永远无法在其无意识的存在和其基本的赤裸中获得人为性。我们在下一章中要理解萨特对自由的阐述的时候，这一点就显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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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自《存在与虚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陈宣良等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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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嘉映译《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将faktizität译为“实际性”，陈宣良等译《存在与虚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将facticité译为“人为性”，此处采用“人为性”的译法。——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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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萨特导读 第五章 『在战争中，没有无辜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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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从来就不是那种哲学家——说一些不偏不倚、不痛不痒的真理，这种言论很容易获得普遍的赞同。他经常言辞夸张，甚至会用同样夸张的言辞来纠正自己的夸张之词。他的目的是引发思考，下面节选的内容将他的煽动性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他一开始坚称我们都是完全自由的，然后得出结论——在战争中，没有无辜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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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上的意见的主要的结论，就是人，由于命定是自由，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他对作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本身是有责任的。我们是在“（对）是一个事件或者一个对象的无可争辩的作者（的）意识”这个平常意义上使用“责任”这个词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自为的责任是难以承受的，因为他是让自己使世界存在的人；而既然他也是使自己成为存在的人，因此不管是处在什么样的处境中，自为都应当完全地担当这种处境连同其固有的敌对系数，尽管这是难以支持的。难道不是我来决定事物的敌对系数，甚至在决定我自己的同时决定它们的不可预见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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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一个生命中就没有事故；一种突然爆发的和驱动我的社会事件并不是来自外部；如果我被征调去参加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就是我的战争；它是我的形象并且我与之相称。我与之相称，首先是因为我随时都能够从中逃出，或者自杀或者开小差：当涉及到面对一种处境的时候，这些极端的可能性就应成为总是面对我们在场的可能性。由于我没有从中逃离，我便选择了它：这可能是由于在公正舆论面前的软弱或者怯懦所致，因为我偏向于某些价值更甚于拒绝进行战争的价值（我的亲友的议论，我的家庭的荣誉，等等）。无论如何，这是关系到选择的问题。这种选择以一种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的方式在不断地反复进行；因此应该承认儒勒·罗曼（Jules Romain）的话：“在战争中，没有无辜的牺牲者。”因此，如果我宁要战争而不要死和耻辱，一切都说明我对这场战争是负有完全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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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战争之所以是我的还因为，仅仅由于它在我使之存在的及我只能在为了它或者反对它而自己介入时暴露它的处境中涌现，我现在不再能区别我对我所做的选择与我对它所做的选择：进行这场战争，就是我通过它来自我选择和通过我对我自身的选择来选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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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已自我选择成为一种不知不觉引入战争的时代的可能意义；我与这个时代本身没有区别，我不能无矛盾地被转移到另一个时代去。于是，我就是约束、限制并且使人懂得这场战争之前的时代的这场战争。在这种意义上说，在刚才我们列举的公式：“没有无辜的牺牲者”上面为了更加明确地给自为的责任下定义，我们应该加上这样一个公式：“人们拥有人们与之相称的战争。”于是，我们是完全自由的，我与我选择成为其意义的时代不可分辨，我同样对战争负有深重的责任，就如同是我本人宣告了这场战争，我不能不将战争并入我的处境之中，我不能不完全地介入到我的处境中并在它上面打上我的印记，否则，我就不存在，我应该是既无悔恨又无遗憾地存在的，正如我是没有托词地存在一样，因为，从我在存在中涌现时起，我就把世界的重量放在我一个人身上，而没有任何东西、任何人能够减轻这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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