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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存在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修订版） 第五节 反逻辑主义的实存论语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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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当代哲学家卡尔–奥托·阿佩尔认为，按照问题中心的转换，可以这样来划分西方哲学的三个历史阶段：古代哲学（存在学）以“对物的本质分析”为根本问题；近代哲学（知识学）的根本任务是“意识分析”；而当代哲学以“语言分析”为己任，语言哲学是当代的“第一哲学”。(110)由此人们也重新想到高尔吉亚的三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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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智者高尔吉亚的三个原则：A．无物存在；B．就是有物存在也不可认识；C．就是认识了也不可表达。由此提出三大问题：存在、认识、表达。很奇妙地，西方哲学史上有三大阶段：A．古代本体论（存在学）；B．近代认识论（知识学）；C．现当代语言论（语言哲学）。即哲学家们首先思考世界的存在，然后对认识世界的方法加以反思，最后关注于表达这种认识的手段，并发现表达不只是个手段问题，也就是说，从本体论（存在学）到认识论（知识学）到语言论，看似历史的线索，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时间上的线性关系，其间也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进步”问题，因为从逻辑上看，表达问题恰恰是在先的。(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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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地，这也就是阿佩尔所谓的“物的分析–意识分析–语言分析”三大阶段。而稍加展开，“存在”、“认识”、“表达”三大问题实即古代存在学的“有–无”问题；近代认识论的“可知–不可知”问题；现当代语言论的“可说–不可说”问题。这条线索也许有些简单化了，但它在当代思想景观中的合理性是无可否认的，是植根于当代思想中的西方哲学史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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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问题已日益成为哲学研究的焦点，这已是当代西方哲学家的一个共识。在语言问题上显示出当代西方哲学思潮的相互对峙。要而言之，英美分析哲学（科学主义）侧重语言的“用”，关心如何正确地或科学地使用语言；而欧陆人文哲学注意语言的“体”，强调语言的非工具性、非逻辑性和语言对于人类生活的普遍性意义。当代西方哲学的这一基本形势，是不难看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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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可以说完成了欧洲大陆人文哲学传统的“语言转向”。不少欧陆当代哲学家表明了这一点。伽达默尔站在哲学解释学的角度，明确地指出：海德格尔的基本存在学“把几乎同时在盎格鲁–撒克逊逻辑学中实现的‘语言转向’在现象学研究思潮中突现出来了”。(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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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自己申述他的思想主题乃是“语言与存在”。但我们看到，在前期海德格尔那里，语言问题还没有充分地突现出来。前期的运思着眼于此在的实存论分析。把实存展开，即可赢获一般存在的意义——这是前期的构想。对语言问题的探讨也是围绕“此在与存在”这个中心来进行的。所以前期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可以称为实存论语言观，是实存论存在学意义上的语言思考。海德格尔本人在1959年出版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书中指明，关于他的语言思想，人们应重视《存在与时间》第34节。(113)此节的标题是“此之在与言谈，语言”。观其内容，是集中地从此在的展开状态来讨论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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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海德格尔的基本存在学一反传统存在学或形而上学，认为凡是以往所有存在学都是无根的。因此，他的实存论语言观本身也含有对传统语言观的批判。海德格尔把问题和任务挑得很明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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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哲学研究终得下决心追问一般语言具有何种存在方式。语言是世内在手的工具吗？抑或它具有此在的存在方式？抑或两者都不是？语言以何种方式存在，竟至语言会是“死”语言？语言有兴衰，这在存在学上说的是什么？我们据有语言科学，而这门科学以为课题的存在者的存在却晦暗不明。甚至对此进行探索追句的地平线还隐绰未彰。(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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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要弄清，语言仅只是单纯的用具和手段呢，还是一个实存论上的现象？语言和语言的历史对于人（此在）实存具有何种关系和意义？答案却也已经有了暗示。语言绝不仅只是工具；传统语言观，特别是语言科学的工具性研究，并没有完成对语言本质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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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这里所说的语言科学，是西方历史上逻辑主义或理性主义的语言研究传统。以逻辑主义为特征的语言学在西方源远流长，其源头一直可上溯到古希腊。希腊化时代就有了系统的语法学体系，以亚历山大里亚派的语法学为代表。其后由罗马人承继这一语法学体系，将其原则应用于拉丁语，创出拉丁语语法。此后迄至19世纪，近代语言学基本上就以罗马人的拉丁语法为支柱。在希腊罗马的语言学中，人们就常把语法范畴与逻辑范畴混淆起来，或者说是用逻辑范畴来进行语法研究的。随着近代唯理主义的兴起，人们更是倾向于把语言的语法范畴视为逻辑范畴的体现，遂有“唯理普遍语法”（“理性语法”）之产生，愈加强化了逻辑主义的语言研究传统。(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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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之，把语言逻辑化，这是西方传统语言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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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语言学历史上，除了逻辑主义的语法研究之外，19世纪还出现了历史比较语言学。首先是在印欧语系范围内的各种民族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随后扩大到非印欧语系，对世界各民族语言进行比较研究。但是，照海德格尔看来，这种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无论多么广泛地把种种语言加以罗列，于语言之本质的揭示却还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种研究对语言的理解，始终未失逻辑主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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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一步可以说，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语言比较研究还很有可能误解或损害其他民族语言。譬如汉语在19世纪的西方语言学家眼里，往往是被看做一种不成熟的语言。而西方的逻辑语法之侵入中国，无疑更是一个复杂现象了。(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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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姆·洪堡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基地上建立普遍语言学，力图把语言现象与人类精神联结起来予以哲学高度的审察，以探索语言的普遍本质。这固然是一大进步了，因为语言在哲学水平上成了一个问题。但海德格尔认为，采取这类“哲学地平线”仍然是不够的。在洪堡的语言哲学中，归根到底，语言现象的根本的存在学基础仍未得到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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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认为，西方传统语言学研究不可能揭示语言的真正本质，因为它持有逻辑主义的态度，是以传统存在学或形而上学为根据的，总难免把语言处理为一个现成性的存在者了。传统语言学在“逻辑”中寻找语法的基础。逻辑垄断了语法。晚近的语言学虽然拓宽了视野，也有了一些值得汲取的新见识，但逻辑主义的特征和方法并未消失。因此，亟待提出一项任务：“把语法从逻辑中解放出来。”(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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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语法从逻辑中解放出来”，也就是把语言从逻辑中解放出来。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可以看做当代欧陆人文语言哲学诸派的一个共同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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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逻辑主义传统的批判乃是恢复本真的语言以及赢获正确的语言理解的必要前提。海德格尔围绕时间问题对存在学历史的解析已经含有对逻辑主义传统的根本性批判。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还通过对“逻各斯”（Logos）的源始含义的揭示，来批判逻辑主义语言观，并力图恢复本真的源始意义上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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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就开始了他1930年代之后进一步深入开展的词源学探究。他说：“保护此在借以道出自身的那些最基本词汇的力量，免受平庸的理解之害，这归根到底就是哲学的事业。”(11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这段话是在《存在与时间》论“此在与真理”时说的，这似乎为他后来的词源学探究和真理之思作了伏笔，亦可佐证海德格尔思想的连续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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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哲学对“逻各斯”的解释掩盖了它的本真含义，“逻各斯”被解释或翻译为理性、判断、概念、定义、根据、关系等。凡此种种含义显然是在逻辑水平上释“逻各斯”而得。后世也有把“逻各斯”释为“陈述”（Aussage）的。但海德格尔说，只要这种“陈述”又是“判断”的“陈述”，那么，这貌似正当的翻译仍没有切中“逻各斯”的基本含义。在“判断理论”上，在逻辑学层面上对“逻各斯”的理解，终归是得不到“逻各斯”的真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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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各斯”的基本含义是什么呢？海德格尔说是“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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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各斯”是“言谈”（Rede）。作为言谈，它把言谈所及的东西公布出来，让人看言谈所及的东西。“逻各斯的功能就是把某种东西展示出来让人看”。因为“逻各斯”让人看某种东西，在一个方面也就要让人“觉知”存在者，所以“逻各斯”才能意味着“理性”；因为在言谈之际被谈及的东西或被展示者本身已经现成摆在那里，所以“逻各斯”又能等于说“根据”；这种被谈及的东西总是在与某种东西的关系中，也即在其“相关性”中才变得明白可见，所以“逻各斯”又具有“关系”与“相关”的含义。(119)可见，“理性”、“根据”、“关系”等等，都只是“逻各斯”的派生含义，它们的根源在于作为“言谈”的“逻各斯”本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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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谈具有“言谈所及的东西”，即言谈的对象，这是言谈的构成环节之一。传统哲学正是固执于“言谈所及的东西”才把“逻各斯”解释为理性、判断、定义、根据等，也即把“逻各斯”归约为“逻辑”了。于是“逻各斯”本身也被视为一个现成的存在者了。因此，人们根本不可能在实存论存在学的根基上去发现“逻各斯”的结构。“逻各斯”以词汇和词序道出自身，即成语言，这种语言无非是词语的总和，是像物一样摆在面前的现成的东西。人们于是就在这些现成的词语和语言材料中去寻找语言的规律，才创出了语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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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缺失一个实存论存在学的根基，而总是以外在的现成存在者为取向，所以亚里士多德在分析“逻各斯”时才一定误入歧途。“逻各斯”的结构才一定被归结为一种外在的“判断理论”。这正是西方逻辑主义传统的源头所在。海德格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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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各斯的“逻辑”植根于此在的实存论分析工作。我们认识到逻各斯的存在学阐释是不充分的，这同时使我们更尖锐地洞见到：古代存在学生长于其上的方法基础不够源始。逻各斯被经验为现成的东西，被阐释为现成的东西；同样，逻各斯所展示的存在者也具有现成性的意义。(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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