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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艰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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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定的签署地贡比涅（Compiegne），马克龙与默克尔相聚。在11月10日停战百年之际，他们为“一战”纪念碑前的新牌匾揭幕，铭文中刻着“再次确认法德两国的和解对于欧洲和平的意义”。这是向欧洲理想致敬的时刻，但现实的考验异常严峻。一年多之前，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随后默克尔领导的“基联盟”在德国大选中胜出，曾为德法“双轮驱动”的欧洲事业带来了新的动力。但重获的信心在一年之后已经笼罩在忧虑的阴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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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哈斯在《欧洲的混乱》一文中写道：“巴黎的部分地区在燃烧，英国被脱欧吞噬和分裂，领导意大利的是一个抵制欧盟预算规则的笨拙的左右翼联盟，德国正在应对政治重组而且处在向新领导人过渡的初期阶段，匈牙利和波兰已经皈依反自由主义，而西班牙正在面对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挑战。”[34]许多关于欧洲的报道评论，都不约而同地在标题中使用了“混乱”（disarray）一词。在彭博社的采访报道中，丹麦前首相、北约组织秘书长拉斯穆森说，他对“欧洲无领导”的状况感到担忧，而美国也已无法发挥引领作用，这使人怀疑“西方”是否还是一个有意义的实体。[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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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政治家才能胜任欧洲的领导角色？作为理想主义的改革家和欧盟的积极倡导者，雄心勃勃的政坛新星马克龙曾被寄予很高的期望，现在却陷入了执政危机。当他从G20峰会返回巴黎的时候，“黄背心抗议运动”已经风起云涌。《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发表文章，分析了“马克龙议程”的三个关键方面，即“国内经济改革、更深度的欧洲一体化以及全球治理”。理想情景中的“三部曲”进程如下：首先，马克龙在法国的改革获得成功；其次，他说服德国一起推进欧盟改革的规划，“建立一个真正的欧洲经济政府”；最后，依凭得到巩固的欧盟，来反击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势力。而当下马克龙的国内议程遭遇挫折，他的欧洲和国际议程也可能随之落空。拉赫曼指出，法国存在难以解决的矛盾，公众“既要求减税，又要求改善公共服务”，因此领导法国看起来像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法国连续几任总统，虽然风格迥异但最终都遭到公众鄙视：萨科齐太华而不实，奥朗德太平庸，如今马克龙则被指责为“过于高傲”。本来法国民众期望马克龙能够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成为全球自由价值的引领者，“但现在看来，马克龙拯救世界的可能性似乎已微乎其微。他能保住自己的总统职位都将是幸运的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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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能够成功渡过这场危机吗？他在2019年1月13日发表“告国民书”，邀请国民从1月15日起参与为期两个月的全国大辩论。[37]他承诺倾听民意，向公民咨政，鼓励理性和文明的辩论，并给出了具体的辩论议题。他呼吁互助与团结，期望“一起将愤怒转化成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也表达了坚守改革议程的决心。这场“既不是选举，也不是全民公投”的全国大辩论，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举，极富法国式民主的精神和哲学气质，而且契合马克龙的风格，但它能否化解这场执政危机仍需接受现实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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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沉稳老练的默克尔度过了艰难的一年。在2017年大选之后，她经过长达半年的曲折协商才组成了联合政府。6月，默克尔再度陷入难民问题的泥沼，必须同时调解内阁的分歧、德国的党派争议以及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在10月的地方选举中，基民盟及其姐妹党基社盟在黑森州和巴伐利亚州遭遇重创。10月底，默克尔宣布，她将辞去基民盟主席，并在2021年总理任期结束后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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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12月刊登的长篇文章透露，在2016年特朗普胜选后的第八天，奥巴马最后一次作为总统出访柏林与默克尔会面。当时默克尔将要完成第三届总理任期，对是否继续执政十分犹豫，而奥巴马敦促她谋求连任，因为面对英国脱欧、席卷欧洲的民粹主义浪潮以及特朗普执政的不确定性，欧洲需要默克尔担负起凝聚的使命。在特朗普上任几个月之后，默克尔明确表示“我们欧洲人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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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对欧盟事业的承诺深受其“政治导师”赫尔穆特·科尔的影响。科尔在执政期间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也是欧洲一体化最热忱的倡导者和有力的推动者。牛津大学欧洲史教授蒂莫西·加顿艾什曾在文章中提及他与科尔会面的一段谈话。科尔对他说：“你能意识到吗？现在坐在你对面的人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直接继承者。”[39]作为希特勒之后统一德国的第一任总理，科尔具有极为深刻的历史责任感——担负德国对欧洲和平的使命，而欧盟正是确保欧洲持久和平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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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科尔辞世一周年之际，德国政界围绕移民问题发生严重分歧，危及德国在欧盟的地位。6月28日，瑞典前首相卡尔·比尔特发表文章指出，德国正陷入一场是否要继承科尔政治遗产的斗争，他称之为“德国的灵魂之战”。表面的争论是，德国要不要把先前在其他欧盟国家注册过的那些难民驱逐出境，但更深层的问题是，德国“应当单独自行其是，还是继续寻求共同的欧洲方案”。若是按照科尔的政治思考，德国必须考虑自身政策对欧洲的影响，不会把问题甩给周边的小国，因为它们的安全问题也就是德国自己的问题。尽管流入欧洲的移民和难民数量已经远远低于2015年和2016年，但移民仍是整个欧洲大陆的热点问题。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潮下，德国关于移民的争论不断升级，已成为“德国的灵魂之战”，这将决定未来德国在欧洲的角色，以及整个欧洲一体化的前景。[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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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凌晨5点，欧盟峰会经过长达十二个小时艰苦卓绝的谈判，达成一项安置难民的协议，默克尔称之为“良好的妥协”。《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说，“默克尔再次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危机幸存者”。这是一个留有隐患的协议，但体现了她挫败对手、保持权力的典型秘诀：“一次次，她设法拼凑起混杂的联盟和过渡性协议，能让足够多的人满意并留有足够多的时间来维持她的总理职位，直到下一次危机来临，到时候她将再次如法炮制。”文章以《默克尔，逃离大师》为题，言下之意是她只能逃离危机和缓解问题，却无法真正解决问题。[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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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默克尔不能，但面对当下的欧洲难题又有谁敢于奢谈“解决”？能够“挺过”危机而幸存已经足以值得欣慰。默克尔平息了内阁的争斗，防止了联合政府的解体，化解了欧盟成员国彼此推诿的僵局，尽管只是暂时的。12月7日，基民盟党代会选举卡伦鲍尔担任新的党主席，她常被人称作“小默克尔”，也是最符合默克尔心愿的继任者。在担任基民盟党主席长达十八年之后，默克尔终于卸任，她的告别演讲朴实无华，最后说“是时候翻开新的一页了”。德国（甚至欧洲）的“默克尔时代”将在三年之后落幕。[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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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久拖不决的脱欧进程中备受煎熬。许多媒体将英国脱欧比作一场“痛苦的离婚”。英国不是一个当事人而是一个国家，其中有党派之争、地区差异和立场分歧，“脱欧”在软硬快慢的各种脱欧方案的争议中陷入僵局。与此同时，反对脱欧的声音也越发强烈，加顿艾什教授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他11月在《卫报》发表文章向英国同胞呼吁：“如果我们在民众投票中决定回头留下，那么欧洲的大门仍然敞开着。否则，我们可以吞下特蕾莎·梅谈成的协议，并从此过上不欢乐的生活。”[43]他在12月12日又发表了一封写给欧洲的公开信，恳请欧盟的朋友们发出清晰、简单和积极的讯息——“我们要你们留下”。[44]基民盟新任主席卡伦鲍尔与二十多位德国政界与商业界著名人物，在1月18日《泰晤士报》上发表《德国友人敦促英国留在欧盟》的联署公开信，表示“英国已经成为我们作为欧洲人的一部分”，“英国人应该知道我们心底的愿望，我们要他们留下”。公开信表达了对英国人民选择的尊重，但如果英国决定留下，“我们的大门将总是敞开的”。[45]根据Survation公司11月初公布的一份两万人样本的调查，其中有54%的受访者支持留在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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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蕾莎·梅在12月12日挺过了“不信任投票”的威胁，但在新年1月中旬议会下院的表决中，她代表英国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被比例悬殊的投票否决。在1月底下院的投票中，“二次公投”、“不脱欧”和“推迟脱欧期限”等几项修正案均遭到否决。通过的修正案使特蕾莎·梅获得“授权”，“对‘脱欧’协议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调整”，这意味着她将与欧盟重新谈判新的协议条款，但前景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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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的德国选择党正在酝酿德国脱欧的计划。实际上，许多成员国都有反对欧盟的群体和势力，将欧盟视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但是脱欧或者解散欧盟更现实可行吗？会不会是一场更惊悚的噩梦？英国脱欧的痛苦过程就是一个缩影。欧洲一体化注定是艰难而漫长的历程，也必定经历曲折反复的斗争。2019年1月25日，法国《解放报》发表了三十位著名知识分子联署的公开信《欧洲之家失火了——欧洲爱国者宣言》。[46]这封公开信由法国明星哲学家贝尔纳-亨利·莱维起草，认为欧洲正处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危险的时期，自由民主的价值观遭遇严峻挑战，呼吁公众以行动反击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身份主义者的猖獗蔓延，以捍卫欧洲精神和自由价值，为迎接5月来临的欧洲议会选举做好准备。联署人还包括作家帕慕克、昆德拉、麦克尤恩、鲁西迪、耶利内克和历史学家亚当·米奇尼克等。公开信被翻译为多种语言，英文版《为欧洲而战，否则破坏者们将摧毁它》在《卫报》发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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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不会是最后的呼吁，也不会是最后的斗争。曾经战乱的欧洲祈求和平与安全，而在和平中生活已久的人们要求保障、富裕、自由、平等、公正和尊严。不同的诉求，在新老欧洲国家、不同语言和不同阶层之间，形成各自对于欧盟不同的立场和态度，这注定了疑欧派和脱欧派会持久存在，并将持久地危及人们对欧盟事业的信心。但信心是相对视野而言的，如果回到贡比涅，在百年尺度的历史视野下，或许更能领会欧洲已经走过了多么艰难而非凡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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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死亡与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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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有大量的著作文章论述“自由主义的死亡”。这已经不再让人惊慌失措或欣喜若狂（取决于你的立场），反倒会令人不胜其烦。不是吗？这些年类似的死亡通知早已不绝于耳，难道这次的修辞更加情真意切？也许，自由主义只是奄奄一息垂而未死，必须紧急抢救使之复活，或者应当不断诅咒让它尽快死透（仍然取决于你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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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杂志Aeon在6月底发表题为《自由主义的多次死亡》的文章，作者丹尼尔·科尔和奥勒利安·克拉优图是印第安纳大学的法学教授和政治学教授。[48]作者对谷歌收录的三千多万本图书做出词频分析，发现自由主义的最初死亡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在进入20世纪时又多死了几次，“而自1920年之后就几乎一直连续不断地死亡”。相比之下，威权主义似乎从不死亡，而保守主义只是偶然死亡，那么为什么“自由主义会如此频繁而持续地被宣告死亡”？作者指出，“自由主义”的词义含混不清，也不是统一融贯的政治理论，还可以用来指称不同的治理体制，包括法国的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的“守夜人国家”、罗斯福新政、德国秩序自由派的“法秩序国家”等。有学者研究发现了近三十种自由主义的不同定义。由于这种内在的多样性，一种自由主义的没落或消失可能不会牵连其全部理论的命运。比如，在废除福利国家的同时，法治立宪、自由市场和个人权利自由仍然可能存留。新自由主义者（neoliberals）会为此叫好，但进步主义自由派则将此视为现代自由主义的严重颓败。由此看来，自由主义具有法律、政治、经济和道德（或宗教）等多种支柱，其中个别支柱的损毁不足以倾覆自由主义的整个大厦，这就给任何宣告自由主义死亡的人造成了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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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具有内在多样性的自由主义家族也分享了一些基本原则。文章指出，自由主义者几乎都同意，个人的改善与社会的进步都是可能的，方式是通过培育亚当·斯密所说的“道德情操”，依照科学方法将理性应用于证据。他们相信制度结构（社会建立的宪制法律规则和政策）总是实验性的，也基于人类可错性（fallibility）的假设，主张自由主义需要一种反意识形态的开放、谦逊和宽容品质（虽然做得并不总是到位），认真对待对话和尊重分歧的意义重要性。作者认为，自由主义百年来的进步是非常可观的：在自由世界“许多生活中‘极大之恶’，包括奴隶制、赤贫、失业、基于种族和阶级的法律差异以及宗教歧视，已被消除或极大地缓解”。但弊端和问题也持续存在。自由主义者有远大抱负，但自由社会的现实永远无法企及理想。其中一个原因是自由主义蕴含着多种彼此冲突的目标（比如，更大的个人自主性与更充分的平等之间存在冲突）。“由于这种内在紧张，自由主义携带着自我破坏的种子。”虽然获得了种种进步，但自由主义的成就总是局部的、暂时的和不完善的。而成功本身也是一个暧昧不清的概念。康德有“人性的曲木”之说，那么自由社会的成员要期待高于局部的成就便是不恰当的。文章最后写道：“自由主义与我们对它感受的疑虑如影随形，这些疑虑应当促使我们留意甚至赞美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指出的它的真正缺陷。”但我们不必去理会那些“宣告整个自由主义规划已死或存在致命缺陷”的先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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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主义总是比乐观主义显得深刻，更不用说在令人悲观的时期了。《当下的启蒙》是2018年初出版的新书，作者是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49]这部“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辩护”（副标题）的著作展示出相对乐观的人类发展图景，延续和发展了其《人性中的善良天使》（2011）的主题，虽然在当下有些反潮流的意味，但是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公开发表的书评有一百六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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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启蒙》获得主流报刊的盛赞以及比尔·盖茨等社会名流的力荐，同时也引起许多批评，其中最为尖锐的回应来自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他在《新政治家》杂志发表的书评题为《未被启蒙的思考：平克令人难堪的新著是献给慌乱自由派们的一份虚弱的布道词》。[50]这并不令人意外，格雷多年前对《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就发表过讥评，称之为“和平的妄想”，认为平克论证的人类变得更少暴力的观点完全是“一派胡言”（nonsense）。平克当时就和格雷有过交锋，两人争执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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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当然不是这部新著唯一的批判者。平克将“理性、科学与世俗人文主义”作为启蒙的主轴，遭到“以偏概全”的批评，许多评论者指出启蒙运动有内在的多样性，启蒙思想家有些不是科学人文主义者，其中有宗教信徒，也有种族主义者。而且，平克塑造的启蒙传统排除或淡化了卢梭和马克思的影响，让许多人无法接受。有几位学者特别不满于他对尼采断章取义的引用。还有批判者质疑他对启蒙运动的赞颂，因为启蒙“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种族主义、奴隶制、帝国主义与种族灭绝”。另有一些批评针对平克宣扬的进步主义观念。社会变得越来越好的看法似乎违背许多人的当下感受：气候变暖，毒品滥用，校园枪击，特朗普现象，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凡此种种，似乎意味着“启蒙的终结与进步的逆转”。与此相关的批评是针对平克使用数据的严谨性，他选择了支持自己论点的有利数据，而忽视了一些不利的证据。还有一些批评认为平克没有看到启蒙运动的自我瓦解倾向，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都是科学和理性“进步”的产物，最终可能会毁灭启蒙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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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平克在网络杂志Quillette上发表了一篇长达万言的回应文章，集中对以上这些典型的批评意见一一作答。[51]实际上，这些批评并不新颖，一直是启蒙与反启蒙之间常见的对立观点，也有启蒙内部多样性之间的分歧。平克承认启蒙可以有多种阐释，他完全没有想要垄断对启蒙的阐释权，而是提供一种言之有理的阐释，而且在他看来是对当下最有启发性的一种启蒙传统。平克与他大部分批评者（包括格雷）之间的分歧，在当初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之间就已经发生。今天的争议也可以视为延续了启蒙家族内部经久不息的争论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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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倾向于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严肃的智识努力都不应当回避启蒙传统存在的复杂问题，也需要直面（作为启蒙运动重要遗产之一的）自由主义的当代困境。9月15日出版的《经济学人》在纪念创刊一百七十五周年的时刻，在封面上呈现了一份“复兴自由主义的宣言”，开篇有两页长的《宣言》（作为导言），随后是正文《为21世纪再造自由主义》，长达十页（一万多字），并附有五十种参考文献。[52]正文有六个部分，包括对自由主义的概论、市场经济问题、移民与开放社会、福利与征税、世界秩序，以及最后对集结起来重振自由主义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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