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878070
科学探索与政治正确的争论
1701878071
1701878072
我们的身体与人格特征究竟是由先天的遗传因素决定的，还是在社会文化的环境中养成的？这种非此即彼的提问方式本身是错误的。所谓“先天”对“养成”（nature vs. nurture）的争论由来已久，但学术界很少有人信奉“基因决定一切”的极端立场，也没有人会完全否认遗传因素的作用。
1701878073
1701878074
主张种族（race）之间有先天的智力高下之分，是种族主义的观点，但这种言论出自詹姆斯·沃森之口则相当令人困扰。沃森被誉为“DNA之父”（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1962年获诺贝尔奖，还曾主持“人类基因组项目”，是蜚声世界的生物学家。在2007年他就因发表“他们（黑人）的智力与我们（白人）不同”等言论，引起舆论哗然和学界抨击，最终他为此公开道歉，随后从他工作了四十年的冷泉港实验室退休。
1701878075
1701878076
2018年，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完成了纪录片《解密沃森》的制作。[53]在12月中旬发布的预告片中，沃森对于被人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似乎流露出轻蔑态度，引人关切。新年第二天纪录片正式播出后，沃森在访谈中明确重申了曾遭批评的观点——“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平均智商存在差异”，并将此归因于“基因差异”。十天之后，冷泉港实验室发表声明，谴责沃森“误用科学为偏见辩护”，宣布解除他所有的荣誉头衔（包括名誉主席、荣休教授和名誉董事）。[54]在其官方推特发布的这项声明之下，很快出现了几百条读者留言。[55]令人吃惊的是，绝大多数评论对沃森表示同情，许多人提出了一个貌似有理的质疑：沃森的观点可能在政治上不正确，但如果在科学上是真实的呢？难道科学真理应当屈从于政治正确的管制吗？
1701878077
1701878078
对于这种铿锵有力的质疑，有一种斩钉截铁的回应，即沃森的这种观点首先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虽然他是一位科学大师），因为在生物学意义上，种族类别（白人、黑人、黄种人等）并不存在，这早已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56]许多人误以为不同的肤色表达了种族之间显著的群体基因差异，但肤色差异并没有这种代表性。基因差异主要存在于个体之间，但差异性高低完全不对应所谓的种族分类。比如，一个人与种族内部某个成员的基因差异，很可能超过与种族之外某位成员的差异程度。社会生活中使用的种族分类，是文化和政治塑造的概念（所谓“社会建构”），并不具有对应的生物学依据。这是目前生物学和人类学界的主流观点，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据支持，也有许多相关的科普作品传播。
1701878079
1701878080
那么，生物学真相与政治正确从此就能和谐共处了吗？未必。哈佛大学教授大卫·莱克微妙地发出了一种不和谐的“噪音”，可能“软化”了斩钉截铁的正确答案，激起广泛争议。莱克年仅四十五岁，已经在遗传学领域做出许多重要贡献（包括2010年领导研究团队，发现了几万年前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杂交的证据），位列2015年《自然》杂志“十大重要科学人物”。他不仅在专业上出类拔萃，在政治上也持进步主义立场，曾公开反对沃森的种族主义言论。这样一位“又红又专”的年轻科学家，何以会触及政治正确的敏感神经呢？
1701878081
1701878082
2018年3月，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莱克的科普新著《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如何到达这里》，阐述“古人类DNA与人类过往的新科学”。[57]同时3月23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其中节选的片段，题为《现代遗传学时代的“种族”》（网络版标题为《遗传学在如何改变我们对‘种族’的理解》）。[58]文章开篇阐明了一个共识，即从基因的视角来看，人类群体之间非常相似，不存在足够的差异来支持“生物学意义的种族”概念，因此，“种族是一个‘社会建构’，是一种随时间和国家变化的人群分类方式”。
1701878083
1701878084
但他话锋一转，认为这种“共识”慢慢转变为一种“正统”（orthodox）：“在依照当今种族标准来分类的人群之间，平均遗传差异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在论及任何有意义的生物学特性时，这些差异可以忽略不计。”这种正统观点进一步要求我们，应该“对人群之间遗传差异的任何研究保持忧虑”，因为这种研究（无论动机多么良好）都会被置于“滑坡”之上，导致各种“关于生物差异的伪科学论述”，它们曾被用于合理化奴隶贸易、优生学运动和纳粹大屠杀。
1701878085
1701878086
莱克试图挑战这种正统观点，却是以相当审慎和微妙的方式，这使得文章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反复强调“种族”这个概念在生物学上没有意义（在用“race”一词时，几乎都冠以引号），而且以自己最新的研究发现举例，所谓“白人”绝非衍生于远古以来就存在的一种人群，而是四种有差异的古代人群的混合，彼此的差异程度如同今天的欧洲人与东亚人。实际上，莱克整本书最突出的论旨是，古人类DNA研究证明，自后冰川时代的人类大扩张以来，任何地方的人群基因都发生了多次巨变。因此，人类本质上是混血的（mongrel），任何“纯种”观念都是幻觉，“寻求回归神秘纯洁性的各种意识形态都是对硬科学的公然违抗”。
1701878087
1701878088
另一方面，莱克认为不应当回避研究不同人群（populations）之间的遗传差异。他明确反对一种流行的误解：由于人类来自共同的祖先，人群相互分离的时间不久，不足以在自然选择压力下形成重要的遗传差异。“但这不是事实”，“东亚人、欧洲人、西非人和澳大利亚人的祖先（直到最近为止）几乎完全相互隔绝了四万年或更长的时间，足以让进化力量发生作用”。人群之间的遗传差异不仅客观存在，而且会影响某些遗传疾病、特定的身体性状甚至行为和认知能力在人群之间的概率性差异。
1701878089
1701878090
莱克文章的两面性呈现内在张力：否定生物学的“种族”概念，但承认“人群”之间的遗传差异，那么“人群”不会成为“种族”隐秘的代名词吗？展开这种遗传学研究，不只限于疾病防控，而且拓展到行为与认知领域，不会让种族主义话语“借尸还魂”吗？这当然会激发知识分子的警觉。
1701878091
1701878092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社会学教授詹妮·里尔多集结全球六十六名学者（其中包括几位生物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历史、法律、人类学领域的学者），3月30日在BuzzFeed网站上发表一封联署公开信《如何不去讨论种族与遗传学》。[59]公开信赞赏了莱克对沃森的批评，但指出他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有严重的误导倾向，他误解了人们对生物医学研究的批评中所表达的关切。公开信指出，遗传变异并非不重要，但“并不遵循种族界限”，并强调应当汲取历史的教训，对于人类遗传变异的研究会以很多方式被误解和滥用。随后《纽约杂志》《国家》《科学美国人》《大西洋月刊》等相继发布文章，有支持者赞赏莱克的严谨态度和科学勇气，有反对者指责他不过是“科学种族主义的一个最新例子”。相关的争议延伸到加拿大、欧洲多国，以及韩国和印度的报刊媒体。[60]
1701878093
1701878094
在笔者看来，绝大多数回应和评论都没有超出莱克本人的视野和论述水平。尤其是那篇来势汹汹的联署公开信，不过是用莱克自身观点的一面来攻击另一面，并以断章取义的引用（去掉原文中“种族”一词所带有的引号），将莱克所用的人群概念等同于种族概念，然后教导他，不能用人群差异来支持种族的概念，而这本来就是莱克明确强调的观点。莱克认为，即便发现人群之间的平均遗传差异，也可以控制其不利的政治文化影响，正如人类的男女两种性别之间存在基因差别，我们仍然可以言之有理地倡导和推进两性之间的平等。从性别平等之中，我们可以获得启发来处理如何平等地对待人群之间的差异。但公开信完全不顾莱克引入性别差异的语境与论证取向，挑剔说对男女性别的划分也要非常谨慎，因为这会压制几百万“非男非女”的另类性别人口。这种完全错失了对方要点的批评很难说是正当的，更像是政治正确敏感性的竞赛。公开信发表在BuzzFeed这份从商业小报努力向严肃刊物转型的网站上。莱克没有回应，其他报纸也没有反响。
1701878095
1701878096
实际上，莱克比他众多的批评者更为清醒地意识到真正的困难所在：在“人群”与“种族”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危险的联系。3月30日他在《纽约时报》发表回应众多读者评论的文章《如何谈论“种族”与遗传学》，承认人群概念往往会与“今天的‘种族’范畴相关联”（correlated）。[61]因此，研究人群遗传差异是一把双刃剑：在很多情况下它会揭露“种族”概念的虚假性，瓦解绝大多数的刻板印象，但遗传学的发现也有可能会确证某些刻板印象。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发现的只言片语会被某些愿意信奉种族主义观点的人用来证明自己正确。恰恰因为存在这种可能性，莱克才要在文章中直面这个问题。
1701878097
1701878098
那么，莱克如何应对这个难题？他在文章中已经提出自己的思考。首先，作为科学家，他坚持将学术的诚实置于优先地位。人群遗传差异的客观存在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感知的。如果科学家回避或掩盖这种差异及其效应，会使公众丧失对科学的信任，而且造成一种知识真空，伪科学的种族主义话语便可能乘虚而入。其次，承认人群差异的确有可能造成歧视的危险。大卫·莱克的父亲沃尔特·莱克是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首任馆长，他对种族歧视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因此一再强调他本人分享着“正统观点”的忧虑（许多批评者不过是重复莱克多次表达过的忧虑）。但他的应对策略有两个方面。第一，差异本身并不导致歧视，歧视是对差异的特定阐释和行动。他在文章中举例，男女性别的生物差异最为显著，但性别歧视是对这种差异的特定阐释。第二，在客观的生物学意义上，人群之间的遗传差异远低于个体之间的差异，“种族”对于特定个体的生物能力的预测功效是微不足道的，任何一个群体中的个人都可能在任何一个领域中表现卓越。因此群体间遗传差异的冲击是温和的。
1701878099
1701878100
在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在种族主义格外敏感的时期，在科学探索中维护有益的政治正确变得更为艰巨。很难说莱克彻底解决了他自己提出的难题，但他并不是没有社会政治敏锐性的科学家。他为平衡科学探索和道德诉求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实际上，差异本身并不直接导致歧视，两者之间需要特定的政治和文化阐释才能联结。如果差异本身可以使歧视正当化，那么，由于个体之间的遗传差异更加显著，个体对个体的歧视也变得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高智商的个体就有理由歧视其他人为“脑残”（扬言“智商是硬伤”），或者高个子也就可以正当嘲笑矮个子为“二等残疾”，那么“正常人”对残障人士的歧视就更为正当了。伦理批判不应导向刻意回避或压制严肃的科学探索，而应当着眼于改善我们的政治与文化观念，在接受差异事实的前提下，以平等的尊重方式去对待差异，这才是政治正确应当着力的关键。
1701878101
1701878103
通向常春藤大学的荆棘之路
1701878104
1701878105
种族类别是一种社会建构，但严格说来所有社会范畴都是如此（只是它们与物理现实之间的关联或有不同），阐明“建构”特征本身并不否定这些范畴的有效性和适用性，而是强调它们都是被特定文化与政治所塑造的范畴，也会随历史条件而改变。种族（或族裔）依然是当今世界各国通用的身份识别范畴之一，与遗传的体征有关，但更深刻的关联是文化养成。在西方的亚裔学生常常学业出色，这种所谓“亚裔效应”（Asian effect）主要是由文化传统的养成所致。
1701878106
1701878107
目前亚裔美国人口有2140万（其中华裔508万），占美国总人口的6.7%，而去年哈佛大学录取的新生中亚裔占比高达22.9%。一般人对此的直接反应会是：“哇，好厉害！”但力求满分的亚裔学生家长会问，“怎么才22%？为什么不是100%啊？”——这是美国一个脱口秀节目中的片段。现实的情况是，如果仅仅依照学业成绩录取，亚裔学生将会占据哈佛的几乎半壁校园。但即便如此又怎么样呢？假如有一天哈佛半个校园变得像北大，这是不可接受的吗？无论如何，有证据显示，哈佛校方对学生族裔分布的均衡问题有所关切，可能为此采用了不利于亚裔申请者的招生措施，涉嫌针对特定族裔的歧视。[62]
1701878108
1701878109
2018年10月15日，哈佛涉嫌歧视亚裔的诉讼案在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正式开庭，控辩双方争论激烈，审理过程长达三周，并于11月2日结束，几个月之后才可能有裁决结果，此前还将举行法庭听证会。这个诉讼案经过了长达四年的筹措准备和多次听证，预计最终将会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引起了社会和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仅《高等教育纪事报》杂志就发表了二十八篇相关的报道和评论。[63]
1701878110
1701878111
亚裔是美国的少数族裔，但与人口占比对照，亚裔学生在哈佛（以及美国多数名牌大学）并不处于“代表性不足”（under-represented）的状况，为什么会引发歧视的争议和诉讼？因为在起诉方看来，哈佛背离了“一视同仁、择优录取”的原则，这是亚裔群体最为熟悉和崇尚的公平观念，也是对他们最为有利的公平标准。亚裔学生的平均学业成绩明显优于其他族裔，尤其是SAT的数学考分（满分为800分）更是遥遥领先。
1701878112
1701878113
美国大学招生同样以“择优录取”为主要原则，反映了美国的“优绩制”（meritocracy）的价值取向，但其公平原则也包含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正义”观念，突出体现于“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又译作“肯定性措施”）。此外，美国大学还会兼顾“文化多样性”的目标，可能会考虑校园的“族裔平衡”（racial balancing）。择优录取、补偿正义和文化多样性，这三重维度之间存在张力，每个大学有自己的侧重与应对策略。几十年来围绕“平权法案”的辩论和诉讼连绵不绝，可见平衡公允的决定何等困难。
1701878114
1701878115
平权法案的补偿措施，无论基于家庭收入还是种族背景，都很难惠及亚裔学生。亚裔美国人不算弱势群体，收入中位数不仅超过其他少数族裔，也超过了美国白人，而且在历史上也不曾遭受与黑人同样严重和持久的奴役与歧视。同时，由于亚裔在美国名校学生中已经占据“超额代表的”（over-represented）比例，也很难从族裔多样性的诉求中受益。因此，只有简单的“择优录取”原则对亚裔学生最为有利。
1701878116
1701878117
美国没有“高考”体系，大多采用综合评价方式，学业成绩（SAT和高中成绩）只是评价指标之一。哈佛大学对申请者进行“整体评级”（overall rating），其中还包括课外活动、体育技能、个性和推荐信等指标。早年的亚裔学生在“课外活动”（包括领导力和特长等）方面表现相对较弱，但随着亚裔申请者数量的急剧提升，相关的咨询培训机构和辅导项目也应运而生，近几年来亚裔学生的课外活动表现也毫不逊色，实际上任何明确客观的要求都难不倒他们。然而，“个性评价”（personal rating）却是内涵模糊、难以测量的指标，也成为控方起诉的一个焦点。《高等教育纪事报》报道，控方聘请了一位杜克大学的经济学家，对哈佛招生数据进行分析。他在法庭提供证词说，他的模型分析表明“哈佛招生官员对亚裔美国人申请者的个性评价打了更低的评分，这降低了他们的录取机会，虽然他们获得了很高的学业与课外活动评分”。[64]
1701878118
[
上一页 ]
[ :1.70187806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