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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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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际晦暗的时刻，很难分辨是暮色还是晨曦。2017年初，《华盛顿邮报》决定在报头下方刻写一句铭文：“民主死于黑暗”（Democracy Dies in Darkness）。黑暗的隐喻不只是在警示特朗普对民主政治的威胁，甚至不只是对美国动荡时局的忧患，而是对西方文明再次陷入严峻危机的预告。2017年西方思想的流变透露出多种明暗交织的迹象：美国社会的分裂在加剧，欧洲开启了“马克龙时刻”的转机，中国的影响力正在改变世界格局，民主的危机再次成为焦点议题，反性侵运动席卷全球，“思想工业”的兴起正在转变公共领域的结构，而人工智能的发展令人兴奋也让人忧虑。对于西方世界而言，2017年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时刻。但有一些长期的结构性证据表明，这个晦暗时刻更可能是漫漫长夜前的黄昏，而不是黎明将至的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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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特朗普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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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美国政治很容易被视为“一场喧哗的闹剧”。闹剧是真的，但不是仅此而已。特朗普及其现象背后有着不可低估的政治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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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总统的第一年，特朗普在身陷重围之中取得的成绩乏善可陈。他实质性的主要政绩——作为“圣诞节大礼”的《减税与就业法》，以及4月将年轻的保守派法官尼尔·戈萨奇送上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位置——对于任何一位共和党总统而言（在参众两院的多数优势下）都是轻而易举之事，它们之所以显得隆重而喧哗，主要在于特朗普费尽周折克服了他自己制造的额外障碍。这位在任总统延续着竞选时期的战斗精神——善于制造和激化对立而不是化解冲突，勇于攻击而不是倾听异议并寻求妥协。但他在遭遇强大抵抗的逆境中生存下来，没有辞职也没有被弹劾，守住了自己的总统职位，这本身是他更难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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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开始，特朗普就不断遭遇对新任总统前所未有的抵抗。华盛顿特区有近百万人参加了“女性游行”，抗议活动从美国辐射到全球各地（远至南极）。4月，成千上万名科学家走上街头“为科学游行”（March for Science）。8月，夏洛茨维尔的右翼游行与冲突发生之后，特朗普的言论激怒了更多人。总统艺术与人文委员会十七位成员中，有十六位联署公开信抗议并集体辞职，白宫随后宣布聘任该委员会的行政命令不再延续。而在另外两个新近成立的白宫顾问机构（美国制造业委员会、总统战略与政策论坛）中，也有多位著名人士退出以示抗议，特朗普干脆直接宣布解散这两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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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绵不断的抗议以及媒体的负面评论，每时每刻都困扰着这位总统的感知与心态。《纽约时报》的一篇长篇报道分析指出，特朗普每天都会花大量时间关注电视和媒体的反应，并时刻准备反击。对他来说，这个总统职位是“他在那个美妙的胜选之夜获得的奖品，一个在他每个苏醒的时刻都必须奋力守护的奖品，而推特是他的王者之剑”。[1]他反击每一个批评和贬低自己的言论，包括自己的内阁成员。当国务卿蒂勒森出言不逊斥责其为“白痴”（moron）时，特朗普立即发推文回应，“我们必须用智商测试来比较一下，而且我可以告诉你谁将会胜出”（许多评论表示，这条推文已经测出了他的智商）。此外，特朗普信口开河的言论中夹带着大量的不实之词。一位研究谎言的专家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据她统计，在执政的二百九十八天中，特朗普做过的“虚假、误导或前后不一的陈述”高达1628次（平均每天5.5次）。[2]他毫无忌讳的言行又给媒体和脱口秀节目输送了大量素材，造就了更多的批评或嘲讽，这使他感到必须不断反击。如此一来，便形成了永久化的反馈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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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固执己见并没有妨碍他的反复无常。最初一些言之凿凿的理念（包括决意从阿富汗撤军，判定“中国是货币操纵者”以及宣称北约“已经过时”等），都发生了逆转。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新闻公布的统计，从当选到执政百日，特朗普在十三个政策问题上变换了三十二种立场，成为“现代历史上最难以预测的美国领导人”。[3]他易变的风格同样体现在白宫高层官员的频繁变动之中，变动的高层人员有任职六个月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普利巴斯和新闻发言人斯派塞，七个月的首席战略师班农和白宫顾问格卡，还有二十三天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以及最短十天的通讯主任斯卡拉穆奇。在2017年，大约34%的高级官员辞职、被解雇或调任，变更比例之高史无前例（此前的纪录是里根总统第一年的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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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朗普精神健康状态的疑虑从大选开始就从未平息。10月6日《新闻周刊》报道，二十七位心理医生与精神卫生专家联名发表了一份名为《特朗普的危险案例》的报告，评估他有“暴力、不成熟和缺乏安全感”等多种精神障碍。由于总统的健康事关国家安全，这些专家认为，有必要向公众预警“这位总统的危险性”。这是出于“道德与公民的责任”，高于他们本应遵循的“职业中立性规则”。实际上，连班农也曾在访谈中说过，特朗普“就像个十一岁的孩子”。[5]《纽约书评》一篇文章的作者指出，“这是第一次，美国有了一位行事不像成年人的总统”，他那些不成熟的品行不只孩子气，而且是“大多数家长努力要让自己孩子去避免的”。因此，这届行政当局的运行机制就是，特朗普制造混乱，然后由白宫里的“成年人”来帮他清理。这些“成年人”在管教他、让他长大并防止他失控，他们时而成功，但常常失败。[6]的确，特朗普“没有总统的样子”（unpres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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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眼里，他只是一个虚张声势的自恋症患者，一个自称“天才”的弱智，不可能成就大业，也很难获得连任。或许三年之后，美国政治将重回正轨。政治学家约瑟夫·奈评论说，特朗普现象很可能是“美国历史曲线上的一次异常波动”。[7]也许，这最终不过是一场闹剧，借用莎士比亚的名言来形容，“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但特朗普绝不是一个笑话，特朗普现象也不是一场闹剧。诸如此类的蔑视论调或许能满足一些人对特朗普的反感心态，但这种认知包含着危险的误解和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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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登上政治舞台具有真实的民意基础，主要来自两种（相互重叠或独立的）否定性的民众意愿：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抵制，以及对建制派政治的反抗。特朗普执政也带着并不含混的政治议程，简而言之就是“还我美国”：不仅从全球化的得益者那里，也从建制派的政客那里，以及从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那里“夺回我们的国家”。特朗普的政治议程吸引和集结了一大批经济与文化上的受挫者，这些人构成了他的选民基本盘。所谓的“特朗普主义”以反全球化、反建制派、反少数族裔与边缘群体为特征，这样的政治议程是任何政治建制派（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无法容纳和胜任的，这也注定了特朗普的政治实际上是一场“造反”的政治运动，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的那样，他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借（共和党之）壳上市”的“第三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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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具有“造反派”的特征，但他通过合法的选举程序获得权力，也必须遵循立宪体制的游戏规则来行使权力。许多人曾预测他会被制度的力量逐渐驯化，但这似乎低估了他反叛的野性。身处美国的立宪传统，特朗普如同一头困兽，既不愿接受建制派（所谓“房间里的成年人”）的驯化，也无法彻底突破体制的笼子。这种冲突状态解释了白宫大部分的混乱与喧闹，而他“精神障碍”的病象至少部分地来自他挣扎中的挫败感。他欣赏普京或埃尔多安那样的强势领导人，羡慕他们更能自由发挥而更少受到限制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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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许多承诺落空了。他没能完全废除（更不用说替代）“奥巴马医保计划”，发誓要修建的“长城”还无影无踪，基础建设大发展也仍然是纸上谈兵。但在否定性的意义上，特朗普绝非无所作为。美国已经退出了TP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气候协议，并可能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伊朗核问题协议。他也成功地撤销了许多奥巴马以“行政命令”方式签署的政策和条规。同样重要的是，他一直在冲击体制限制的边界，试图将频繁的“反常”言行“正常化”，改变总统规范（norms）的定义。而这种重新界定本身，也是对共和党建制派的“绑架”努力，使僵化的体制屈从于新总统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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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主义会在曲折中步步为营吗？竞选的奇迹效应能在执政时期延续多久？特朗普仍然面临着许多艰难的挑战。在国际事务中，特朗普已经被大部分盟国视为“信誉最低、危险最大”的美国总统。在美国国内，“通俄门”的调查仍然在进展，弹劾动议时隐时现。而解雇“正在成为麻烦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麻烦。作为一个反叛的当政者，特朗普处在各种交错的压力之中：主流媒体的抨击、社会运动的抵抗、民主党的对抗、共和党建制派的要求、白宫西翼的内斗、家族亲属（尤其是女儿和女婿）的诉求，以及其选民基本盘的要求。12月中旬，在盖洛普发布的民意调查中，特朗普的支持率降至35%，低于现代历史（在这个任期的节点）上的任何一位前任总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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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经济形势对特朗普有利。《经济学人》发表文章指出，特朗普是美国经济复苏的幸运继承者，“自他当选之后美国股市增长了25%，但从2009年以来增长了195%，失业率在奥巴马时期已经从10%的峰值下降到4.7%，在特朗普执政后继续下降到4.1%”。特朗普当然会毫不谦让地将所有经济成就归功于自己[9]，而《减税与就业法》的光环很可能会破灭。Vox杂志发布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向全美四十二位著名经济学家（包括多位诺贝尔奖得主）所做的调查，其中同意这项法令会刺激经济增长的仅有一人，多数人反对，其余少数无法确定，而所有四十二位经济学家都认为，这项法令会增加债务。[10]另外有许多经济学家和评论者指出，虽然这项减税法令声称会极大地惠及中下层阶级，但实际上其将加剧贫富差距，所谓“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s）的神话从未实现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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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经济冲击会影响特朗普的选民基本盘吗？如果经济政策未能满足那些经济受挫者的期望，甚至低于他们在建制派执政时期获得的收入与福利水平，那么他可能会失去一部分反建制派的选民支持。但是，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抵制者而言，他们的身份关切往往高于经济需求，他们可能会不离不弃地留守在基本盘的核心。凝聚这些选民依赖于意识形态的话语力量，特朗普主义需要自己的意识形态建筑师。像威廉·克里斯托尔之类的新保守派（neocon）思想精英是不可指望的，他们大都激烈反对特朗普或与他保持距离，认为他完全不符合保守主义的真精神，有些人甚至成为“绝不要特朗普”运动的核心人物。克里斯托尔主编的《旗帜周刊》在11月发表社论《投降》，指责共和党建制派毫无抵抗地“向特朗普势力投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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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特朗普主义已经吸引了另一群原本处在边缘的保守派思想家。《纽约客》《新共和》《纽约书评》等杂志都发表长篇文章，开始关注他们的来龙去脉。[13]这些人主要是与加州的保守派智库“克莱门特研究所”有关的成员，在智识血统上属于雅法（Harry Jaffa）开创的所谓“西岸施特劳斯派”。早在2016年大选期间，他们就创办了支持特朗普的网刊《美国荣光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Greatness），试图为他奠定清晰融贯的意识形态论述。而该智库出版的季刊《克莱门特书评》现在被称为“高雅特朗普主义的圣经”。2017年，这个群体中有多名成员进入特朗普政府任职，包括高级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安东和立法事务主任马克·肖特等。这种情景有点像早年艾伦·布鲁姆担任掌门的“东岸施特劳斯派”对小布什政府的影响。在特朗普时代，沉寂多年的“西岸施特劳斯派”迎来复兴，压倒了家族内部竞争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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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变节事故也会发生。年轻的政治哲学家朱利叶斯·克赖因曾在哈佛大学受过哈维·曼斯菲尔德指导，早在2015年9月就力排众议撰文支持特朗普，称其为“最有分量的候选人”。他也是《美国荣光杂志》的创办者之一，随后又创立在理论上完善特朗普主义的新杂志《美国事务》。但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作为令他深感失望，“夏洛茨维尔事件”之后，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高调承认“我投了特朗普的票，现在后悔不堪”。[14]一位年轻的特朗普主义思想健将幡然悔悟，哗变为反特朗普的斗士，这引起了许多媒体的关注。他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采访时说，特朗普完全是没有政治理想的政客；同时他表达了对班农的极度蔑视，说后者“在思想理念上完全是无能的和错乱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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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农当然不会理会这种书生精英的看法。自称为“列宁主义者”的班农是更为彻底的“造反派”，他无法忍受建制派的束缚，在体制之外开辟了另外一条“群众运动”的战线，推进他所理解的更为激进的特朗普主义。在离开白宫之后，班农公然向共和党建制派发出战书，并自夸是他将民粹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的两大利器授予特朗普，成为其获胜的法宝。然而，班农力挺身陷性丑闻的候选人罗伊·摩尔，结果使亚拉巴马州迎来了二十五年以来第一位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在《名利场》发表的长篇报道中，班农申辩说，把选举失利与政治失败相提并论是错误的，“我不是一个政治操作员，我是革命家”。就在2018年伊始，特朗普与班农公开决裂，并指责他“不仅失去了职位也丧失了心智”。[16]但班农没有气馁，他相信革命之路总是漫长而坎坷的。他正在考虑自己在2020年参加总统竞选的可能。他清楚地知道存在一群愤怒的美国民众，而他拥有杰出的才能去激发、煽动和凝聚他们的愤怒，并将其转化为政治运动的力量。特朗普主义的革命潜力还远未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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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特朗普元年”并不是一个误称，即便他无法成功连任。他登上权力舞台的中心，开启了美国政治的一个新时代，一个社会分裂与政治极化不断加剧的时代，一个持久的“文化内战”（cultural civil war）时代。终结特朗普主义需要美国建制派的深刻改革，需要不同身份政治派别之间的对话与和解，需要政治文化的重建，这将是艰难而漫长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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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马克龙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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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欧洲重获信心的一年。象征转机的时刻出现在5月7日夜晚，当卢浮宫广场奏响“欧盟盟歌”——贝多芬的《欢乐颂》，马克龙在音乐与欢呼声中走上讲台发表胜选演讲。这一场景预示着欧洲一体化的重新启程，与一个多月前罗马的阴郁气氛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参与欧盟特别峰会的领导人还在承受“2016年冲击”的“创后症”，面对反欧盟的浪潮（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胜选，欧洲各国本土主义、民族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充满忧思，也对即将来临的法国与德国的选举前景深感疑虑。黯然悲观的情绪笼罩了本该庆贺的《罗马条约》签署六十周年纪念日。[17]而法国大选的结果驱散了阴云，欧美舆论视之为关键的转折，并称之为“马克龙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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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的逆转发生在3月的荷兰大选，首相马克·吕特领导自由民主党赢得了议会多数席位，压倒了主张退欧的自由党党魁基尔特·威尔德斯。在5月马克龙以压倒性优势击败“国民阵线”的勒庞之后，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基社盟也在9月的德国大选中胜出，遏制了德国选择党的势头。这三次选举的结果有力地回击了欧洲极右翼政党势力的扩张，也鼓舞了已经开始回暖的欧元区经济。据《金融时报》报道，10月，德国的经济信心指数上升到六年以来的最高点，而整个欧元区的经济信心指数连续十四个月攀升，达到2001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失业率下降到九年来的最低水平。欧盟也积极推进国际自由贸易，先后与加拿大和日本达成协议，并与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美洲“共同市场集团”展开贸易谈判。[18]马克龙9月在索邦大学发表演讲，坚定地表达了重启欧盟规划的决心，并提出了长远、宏大又不失现实感的欧盟改革方案，引起了热烈的反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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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多次表达了对马克龙的赞誉与期望。他在4月接受法国《世界报》的访谈中指出，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主要根源在于欧盟领导力的失败，无法使成员国开展有效的合作。强制实行的金融危机应对政策不仅未能解决问题，反而加深了欧洲南部与北部的裂痕。而马克龙具有改革家的气质，他展现出不同于欧盟政客的三种非凡特征——塑造政策的勇气、让欧盟的精英规划服从于民主政治的承诺，以及令人信服的思想论辩能力。[20]10月，哈贝马斯在德国《明镜》周刊发表文章《马克龙对欧洲意味着什么？》，认为马克龙给欧洲带来了新的机遇，呼吁德国抓住时机积极协同合作，但他也怀疑默克尔能否响应法国新总统的大胆倡议。[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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