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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马克龙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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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欧洲重获信心的一年。象征转机的时刻出现在5月7日夜晚，当卢浮宫广场奏响“欧盟盟歌”——贝多芬的《欢乐颂》，马克龙在音乐与欢呼声中走上讲台发表胜选演讲。这一场景预示着欧洲一体化的重新启程，与一个多月前罗马的阴郁气氛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参与欧盟特别峰会的领导人还在承受“2016年冲击”的“创后症”，面对反欧盟的浪潮（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胜选，欧洲各国本土主义、民族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充满忧思，也对即将来临的法国与德国的选举前景深感疑虑。黯然悲观的情绪笼罩了本该庆贺的《罗马条约》签署六十周年纪念日。[17]而法国大选的结果驱散了阴云，欧美舆论视之为关键的转折，并称之为“马克龙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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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的逆转发生在3月的荷兰大选，首相马克·吕特领导自由民主党赢得了议会多数席位，压倒了主张退欧的自由党党魁基尔特·威尔德斯。在5月马克龙以压倒性优势击败“国民阵线”的勒庞之后，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基社盟也在9月的德国大选中胜出，遏制了德国选择党的势头。这三次选举的结果有力地回击了欧洲极右翼政党势力的扩张，也鼓舞了已经开始回暖的欧元区经济。据《金融时报》报道，10月，德国的经济信心指数上升到六年以来的最高点，而整个欧元区的经济信心指数连续十四个月攀升，达到2001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失业率下降到九年来的最低水平。欧盟也积极推进国际自由贸易，先后与加拿大和日本达成协议，并与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美洲“共同市场集团”展开贸易谈判。[18]马克龙9月在索邦大学发表演讲，坚定地表达了重启欧盟规划的决心，并提出了长远、宏大又不失现实感的欧盟改革方案，引起了热烈的反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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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多次表达了对马克龙的赞誉与期望。他在4月接受法国《世界报》的访谈中指出，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主要根源在于欧盟领导力的失败，无法使成员国开展有效的合作。强制实行的金融危机应对政策不仅未能解决问题，反而加深了欧洲南部与北部的裂痕。而马克龙具有改革家的气质，他展现出不同于欧盟政客的三种非凡特征——塑造政策的勇气、让欧盟的精英规划服从于民主政治的承诺，以及令人信服的思想论辩能力。[20]10月，哈贝马斯在德国《明镜》周刊发表文章《马克龙对欧洲意味着什么？》，认为马克龙给欧洲带来了新的机遇，呼吁德国抓住时机积极协同合作，但他也怀疑默克尔能否响应法国新总统的大胆倡议。[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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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表示，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法国和德国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欧盟复兴的希望也在于形成“法德轴心”的强健政治领导力与治理能力，从而用真正积极的改革方案，为那些使欧洲选民背弃建制政治的诸多问题提供可靠的解决方式。就此而言，所谓的“马克龙时刻”并不是一个现成的答案，只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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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一体化将错过一个罕见的机遇吗？”这是《金融时报》副主编菲利普·斯蒂芬斯的疑问。他在11月初发表文章指出，德国多年来一直因为找不到一位出色的法国政治家伙伴而抱憾，总是哀叹其独自担当领导欧洲的重任而无人分担。现在“默克尔政府的这个愿望得到了满足，甚至是超额的满足”。马克龙的欧洲主义视野带有鲜明的理想主义气质，同时具有现实主义的务实精神。在他就任后的几个月，法国削减了预算赤字，放松了劳工法并削减了税负。这些脚踏实地的努力也扩大了马克龙的话语权优势。“对欧洲一体化事业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时机了。”但德国政府陷入了一种困境，这也正是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长期以来未能挣脱的困境——将欧洲一体化视为利益计算的“一系列零和交易”，而不是“支撑欧洲大陆和平与繁荣的支柱”。德国曾经有更加开阔的视野，这并不是由于利他主义，而是由于充分理解德国的国家利益（经济福祉、国土安全以及两德的统一）全都依赖于战后的欧洲秩序。欧盟不只是德国与法国实现和解的方案，也解答了那个“著名的德国问题”：“如何容纳这个对欧洲来说太大，对世界而言又太小的国家？”而在当前，如果德国的政治家消极应付马克龙的欧元区预算计划，认为这不过是一个“要求德国纳税人掏更多钱”的计划，那么他们就放弃了“那种对国家利益更高瞻远瞩的理解”。德国各派的政治家们仍然处在复杂的协商谈判阶段。但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在达成妥协之后表达明确的政治意愿。法国如今有了一位勇敢主张推进欧洲一体化的领导人，“马克龙正在等待柏林的答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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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欧盟外交家、瑞典前首相比尔特在12月也发表文章，探究“欧洲能否持续这个马克龙时刻”。他指出，英国脱欧没有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欧洲一体化的事业渡过了一场危机，但其前景远非一片光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匈牙利与波兰已经掌控政权，在西欧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也在逐步上升，这对欧盟事业构成了持久的挑战。2016年的反欧盟浪潮眼下似乎已经退潮，但很有可能卷土重来。“维持马克龙当选总统所启动的动力并兑现其承诺，需要在未来几个月内果断采取行动。”现在，“马克龙正在焦急等待着柏林的新政府，但下一届政府能否支持他的欧盟改革议程还远不清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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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马克龙不只是等待，他积极“干预”了德国新政府的组阁。12月初，德国社民党主席舒尔茨表示，他接到马克龙“无数次电话”，敦促他与默克尔阵营展开组阁谈判。年底双方的谈判议案已经开始启动，这是打破组阁僵局的重要一步。然而，欧洲一体化还存在着更深刻的问题。12月初，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莱昂纳德发表文章《欧洲的危机始于家庭内部》，他引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在过去三十年间，欧盟成员国之间文化与制度的差异变化不大，但各成员国内部的分歧日益严重，远大于国与国之间的差异。英国在决定脱欧后陷入政治混乱，荷兰大选后用了长达七个月时间才组建新政府，而德国由于默克尔的组阁谈判失败，“看守政府”延续至新年，这些迹象都显示了国家内部政治极化的严峻状况。莱昂纳德认为，欧盟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是“对半开的社会”——“一半是世界主义，一半是社群主义”。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政府只是代表了“在持续不断的文化战争中获得最近一轮胜利的那一方”，政府的立场只能随着双方拉锯战的结果而变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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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欧盟仍然是以欧元区为主体的“货币联盟”，还远未达成有效的“财政联盟”（fiscal union）与“政治联盟”。这种“部分一体化”的格局造成了结构性的治理缺陷。面对持二十三种不同语言的二十七个成员国，欧盟推行的任何一项政治或经济政策都可能是具有高度争议的，不仅在不同成员国之间，而且在各成员国内部，都会引发分歧与冲突。欧盟的治理机制常常陷入“温和则无效，强硬遭反弹”的困局之中。目前一体化与反对一体化之间的分野越来越明显，欧盟处在不进则退却又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马克龙时刻”可能会产生一次推进的动力，但这个机遇的潜力能否被充分发挥出来，是否会遭遇新一轮的反弹，都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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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影响力与所谓“锐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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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逆全球化的浪潮在西方社会汹涌不息时，中国则展现出逆流而上、引领全球化前行的姿态。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再一次引起西方舆论的高度重视与关注。《时代》周刊以“中国赢了”作为11月13日一期的封面。伊恩·布雷默在当期的封面文章中写道，在这个时刻“中国，而非美国，是全球经济中最强大的角色”。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主导国际体系的美国模式相比，“今天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配备更完善，甚至更可持续”。中国政府能够迅速集中资源，对特定发展目标（如人工智能的开发）予以大量投入，在技术变革的速度和规模无比重要的时代，这一特征具有竞争优势。在这方面，美国政府及其倡导的代议民主制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并不具有竞争力。“美国人和欧洲人一直假定，人类发展的长期弧线是向自由主义民主趋近的。但如果他们错了呢？”当然，布雷默是政治风险研究的专家，他也谈到中国存在的局限与可能面临的风险，“步入聚光灯下的中国并不确保能赢得未来”。但他在结语中写道，“如果你必须为一个国家押注，想选择一个如今处在最有利的位置来对伙伴与对手扩张其影响力的国家，那么美国大概不是你明智的选择，聪明的赌注或许是投向中国”。[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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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纽约客》刊登长文《让中国再次伟大》，作者是获得普利策奖的著名记者欧逸文，他曾在北京居住长达十年之久。文章以讨论电影《战狼2》的轰动效应开篇，描述了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雄心与渴望面对外部世界。通过大量访谈、历史回顾与社会经济分析，作者对比了美中两国近几年来此消彼长的国际影响力。引人瞩目的“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了历史上投入最大的海外基础建设项目，计划的投资高达一万亿美元之巨，七倍于美国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总投资（按目前价格计算为一千三百亿美元）。文章引用北京一位学者的话说，“特朗普为中国提供了战略机遇”来填补美国正在退出的国际领域，扩展自己的全球影响。然而欧逸文也指出，在对几十位中美专家的访谈中，几乎没有任何人预期“中国很快就会取代美国的世界超强角色”。中国在许多领域正面临着挑战，也未必愿意仿效美国，去担当全球公共品的提供者和规则仲裁者。因此，“更可能的是，世界正在进入一个缺乏突出领导者的时代”。[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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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的格局与力量对比。中国在增强硬实力的同时，也越来越注重发展自己的软实力。然而，一些西方分析家现在发现，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无法确切地描述中国的某些影响力，进而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锐实力”（sharp power）。11月以来，锐实力这个术语迅速传播，许多主流报刊相继发表文章展开讨论。这个新概念首先出现在《外交事务》11月发表的文章《锐实力的含义》中，作者克里斯托弗·沃尔克与杰西卡·路德维格都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研究人员。他们指出，在冷战结束后，许多西方观察家从软实力的视角来理解威权主义国家的影响努力。然而，这些努力的技术手法“虽然不是那种公然强制意义上的硬实力，但也不是真正的软实力”。许多在媒体、智库、文化和学术等领域展开的努力，主要不是用吸引和说服的方式来“赢得人心”。这种影响努力“穿透了目标国家的政治与信息环境”，在此意义上它是“锐利的”。文章认为，在两种政体目前正在展开的新竞争中，锐实力是威权主义国家的刀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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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办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发表了长达一百五十多页的文集报告《锐实力：正在上升的威权主义影响》。报告在前言中指出，中俄两国的影响手段在形式和基调上存在差异，但与此同时，都通过民主体制的开放性来施加其影响。因此以往的软实力概念已经不足以解释现状，需要重新思考。报告考察了中国和俄罗斯对拉丁美洲以及中欧几个新兴民主国家的影响，并重申对民主价值与理想的支持。[28]《经济学人》12月16日刊登封面文章《如何应对中国的“锐实力”》，认为西方需要回应中国新的影响，但不能简单地用建造壁垒的隔离方式，因为与以前的苏联不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西方需要发现一种具有政治家风范的中间道路，而提倡透明性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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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是最早（1990）使用软实力概念的美国政治学家，他发表文章《中国的软实力与锐实力》，对这一讨论做出了回应。他首先在概念上做出澄清，软实力“有时被用来形容任何不涉及强力（force）的实力行使，但这是错误的。实力有时取决于谁的军队或经济更有优势，但也可以取决于谁的故事更引人入胜”。如果“锐实力”这一术语是“信息战”的简称，那么它与软实力就有着明显的区别，“锐实力是硬实力的一种类型”。操纵信息是在使用硬实力，虽然信息是无形的，但“无形性”（intangibility）并非软实力的特征。例如，口头威胁就同时具有无形性和强制性。作者认为，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自愿性”（voluntarism），而硬实力依靠的是威胁和利诱。“在公共外交中，真相与开放性在软实力和锐实力之间划出了分界线。”当一个国家的官方新闻机构在其他国家公开传播新闻时，这是在行使软实力的技术，但如果通过秘密支持其他国家的媒体来传达自己的声音，那就违背了自愿性，而跨入了锐实力的边界。当然，广告和说服总是需要某种程度的框架预设，这会限制自愿性。但将极端的欺骗置入框架之中就可能被视为强制，虽非暴力性的强制，但它阻碍了有意义的选择。“在信息时代，最稀缺的资源是关注度与公信力（credibility）。”如果某种公共外交手法被普遍视为政治宣传，就失去了公信力，也就难以增进软实力。在约瑟夫·奈看来，中国的经济成就生成了硬实力，也因为提供了有力的叙述而形成了软实力。但硬实力若使用不当会削弱中国叙事的软实力。他主张西方国家在回应中国的锐实力时，必须谨慎避免反应过度。抵制中国正当的软实力工具可能会事与愿违。“中国的软实力有时可能会演变为锐实力，但仅仅因此就阻止中国的软实力努力将会是一个错误，而同样重要的是仔细监测软硬实力之间的分界线。”作者认为，软实力常常用于竞争性的目标，但未必只能成为零和游戏。“如果中美两国都希望避免冲突，增进彼此吸引力的交流项目将惠及双方。”在许多议题上，两国都能从合作中获益。而软实力有助于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并创建促成合作的网络。[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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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思想界，曾有人惊呼“中国将统治世界”，也曾有人预言“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对中国的赞赏与质疑一直并行相随，而告诫“中国威胁”的声音也层出不穷。对中国锐实力的警觉不只是“中国威胁论”的又一种翻版，还标志着西方意识形态由向外扩张转向对外防御。这可能是当前西方思想界发生的最发人深思的变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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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民主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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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术界对民主问题的研究，以往偏重于所谓威权政体向民主转型及巩固的条件与困境等问题，但近十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转向对“成熟民主国家”自身的反思。在2017年的思想界，“西方民主的危机”成为格外突出的议题，并带有鲜明的现实关切，两次重要的学术会议都明显体现了这一趋势。耶鲁大学10月6日举办的会议以“民主政体何以崩溃？”为题，邀请了十多位著名的政治理论家，着眼于讨论两个问题：导致民主退化或瓦解的关键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是否可能在当今的美国产生同样的效应？会议全程的视频随后在YouTube网站上发布。[31]斯坦福大学在11月3日、4日召开两天的会议，主题是“全球各种民粹主义对于民主的威胁”，二十五位政治学家参与会议，主办方在网上公布了全部的会议论文。[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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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衰退成为这两次会议共同关切的焦点议题。在斯坦福大学召开的会议上，民主理论的权威学者拉里·戴蒙德在论文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进入了“民主错乱的新时期”（The New Era of Democratic Distemper），其以三个趋势为标志。首先，民主的衰退已经蔓延到核心的自由民主制国家，特别是欧洲和美国。自“民主第三波”开始以来，这是第一次出现对发达国家的民主前景产生严重质疑。其次，整个世界的政治光谱向威权主义一端明显偏移，核心民主国家中非自由势力的兴起，新兴民主国家中有些已经逆转为威权政体，而俄罗斯、埃及和伊朗等威权国家中威权主义的倾向更为坚固。最后，越来越多的专制政体以强大的威权国家为楷模，在“另类选择”的激励下逐渐摆脱了民主化的压力。这三种趋势造就了“意识形态的反叙述”，即“民主已经过时，它导致混乱和停滞，而集中化的权力才是进步的通途”。这种论调日益高涨，正在催生一个新的“威权主义的全球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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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提交的论文题为《民粹主义与身份》，其就民粹主义的兴起提出了身份与经济的复合解释（从中也可以预见他在即将出版的《身份》一书中的观点）。身份的特征之一是对“承认”（recognition）的要求，即对内在自我或集体自我的尊严要求“主体间的承认”。这种要求“使身份政治具有内在的政治性，因为承认主要是通过政治行动获得的”。他认为，许多被归为经济范畴的现象实际上源自人们对身份和尊严的关切，因此很难将这两种因素拆解开来。人们对“经济正义”或“同工同酬”的要求往往不是出于对资源本身的关切，而是因为“资源是地位和尊严的标志”。单纯的经济学解释放弃了这个面向，这种局限性由来已久，是因为忽视了柏拉图所谓的“血气”（thymos），“这是人类心智的一部分，要求承认一个人的尊严”。在近年的政治选举中，那些支持特雷莎·梅、特朗普和勒庞等人的核心选民并不是经济上最为穷苦的底层，这些人更支持传统的左翼政党。而民粹主义政治家的支持者来自中下阶层，在收入分配的五等分结构中处于中间三层。他们并不是饥饿的群体，也并非在经济上无路可走，但在技术变革和全球化的冲击下，他们经历了“相对社会地位的巨大损失”，而且担心自己的处境每况愈下，落入下层阶级。因此，“经济关切在当代民粹主义政治中会以身份的形态来展现”。福山的解释蕴含着一个推论：如果这些选民“更多地关切身份而不是经济问题”，那么他们就未必会被传统的左翼经济政策吸引，也不一定因为民粹主义政客未能兑现其经济许诺而背弃他们。这意味着要克服民粹主义的挑战，我们“需要一种语言和一套实际的措施来正面应对身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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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民问题上，福山也试图以集体身份的视角提出更为复杂的分析。他认为有必要检讨当下流行的批评意见——将民粹主义者的反移民倾向简单地归咎于种族主义、仇外情绪、族裔偏见或无知。这些驱动因素确实存在，但还存在其他几种可能的原因需要辨别。民粹主义的支持者或许并不反对移民本身，而是出于法治的理由反对非法和不受控制的移民；可能担心移民难以同化，无法融入主流文化，甚至抵触和改变主流文化的价值；可能担心移民增长的节奏和速度过快，由量变导致质变；可能担心移民享受的福利待遇远远超过他们对税基的贡献（这在欧洲一些高福利国家是更严重的问题）；还有些选民的关切出于党派立场，担心自己反对的党派获得移民选票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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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民主衰退的成因存在多种解释，既有经济因素，也有社会文化因素。在耶鲁大学会议的报告中，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普热沃尔斯基指出，中产阶级丧失对未来的信心是一个重要原因。在过去两百年中，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信念是财富不断增长，一代更比一代强。但现在这个信念被动摇了。1970年，美国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中有90%认为自己比父辈年轻时的生活质量更好，而到201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50%。1980年以来，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基本停滞，现在有64%的欧洲人和60%的美国人认为下一代的生活会比自己更差。1973年之前，生产率与工人收入的增长几乎是同步的，此后便开始明显脱节。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导致了“阶级妥协”的瓦解。人们对现有体制缺乏信心，政治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使边缘党派和候选人有了可乘之机。而美国的社会分歧与政治极化越来越严重，达到了1820年来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使得两大政党的中间力量失去了民众动员力，最终破坏了政党体系的稳定作用。普泽沃斯基认为，特朗普只是这些政治危机的征兆而不是其根源，在他任期结束之后，同样的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但他也指出，目前美国民主危机的形态是“恶化而不是崩溃”。这种危机也曾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麦卡锡主义肆虐以及尼克松执政的时期，而政治制度最终克服了这些危机。但过去并不能确保未来，对于当下的危机，真正可行的应对方案尚未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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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青年政治学者亚沙·芒克在发言中指出，民主社会实际上还没有经受过长期经济停滞的考验。经济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收入多少，还与人们的相对获得感与相对剥夺感有重要关联。如果目前经济停滞的趋势再持续二三十年，那么民主体制可能就会崩溃。在身份政治的问题上，许多人转向种族认同可能存在相当复杂的原因。如果相信美国人口中有那么多人是种族主义者，这就是一个种族主义的社会，那么我们就会陷入无能为力的绝境。但如果种族意识在某些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就需要建立某种联合来创造这些条件。美国已经是一个多元族裔的社会，在族群身份的冲突中，仅仅揭露非正义和歧视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用积极的建设性来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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