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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影响力与所谓“锐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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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逆全球化的浪潮在西方社会汹涌不息时，中国则展现出逆流而上、引领全球化前行的姿态。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再一次引起西方舆论的高度重视与关注。《时代》周刊以“中国赢了”作为11月13日一期的封面。伊恩·布雷默在当期的封面文章中写道，在这个时刻“中国，而非美国，是全球经济中最强大的角色”。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主导国际体系的美国模式相比，“今天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配备更完善，甚至更可持续”。中国政府能够迅速集中资源，对特定发展目标（如人工智能的开发）予以大量投入，在技术变革的速度和规模无比重要的时代，这一特征具有竞争优势。在这方面，美国政府及其倡导的代议民主制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并不具有竞争力。“美国人和欧洲人一直假定，人类发展的长期弧线是向自由主义民主趋近的。但如果他们错了呢？”当然，布雷默是政治风险研究的专家，他也谈到中国存在的局限与可能面临的风险，“步入聚光灯下的中国并不确保能赢得未来”。但他在结语中写道，“如果你必须为一个国家押注，想选择一个如今处在最有利的位置来对伙伴与对手扩张其影响力的国家，那么美国大概不是你明智的选择，聪明的赌注或许是投向中国”。[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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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纽约客》刊登长文《让中国再次伟大》，作者是获得普利策奖的著名记者欧逸文，他曾在北京居住长达十年之久。文章以讨论电影《战狼2》的轰动效应开篇，描述了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雄心与渴望面对外部世界。通过大量访谈、历史回顾与社会经济分析，作者对比了美中两国近几年来此消彼长的国际影响力。引人瞩目的“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了历史上投入最大的海外基础建设项目，计划的投资高达一万亿美元之巨，七倍于美国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总投资（按目前价格计算为一千三百亿美元）。文章引用北京一位学者的话说，“特朗普为中国提供了战略机遇”来填补美国正在退出的国际领域，扩展自己的全球影响。然而欧逸文也指出，在对几十位中美专家的访谈中，几乎没有任何人预期“中国很快就会取代美国的世界超强角色”。中国在许多领域正面临着挑战，也未必愿意仿效美国，去担当全球公共品的提供者和规则仲裁者。因此，“更可能的是，世界正在进入一个缺乏突出领导者的时代”。[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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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的格局与力量对比。中国在增强硬实力的同时，也越来越注重发展自己的软实力。然而，一些西方分析家现在发现，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无法确切地描述中国的某些影响力，进而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锐实力”（sharp power）。11月以来，锐实力这个术语迅速传播，许多主流报刊相继发表文章展开讨论。这个新概念首先出现在《外交事务》11月发表的文章《锐实力的含义》中，作者克里斯托弗·沃尔克与杰西卡·路德维格都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研究人员。他们指出，在冷战结束后，许多西方观察家从软实力的视角来理解威权主义国家的影响努力。然而，这些努力的技术手法“虽然不是那种公然强制意义上的硬实力，但也不是真正的软实力”。许多在媒体、智库、文化和学术等领域展开的努力，主要不是用吸引和说服的方式来“赢得人心”。这种影响努力“穿透了目标国家的政治与信息环境”，在此意义上它是“锐利的”。文章认为，在两种政体目前正在展开的新竞争中，锐实力是威权主义国家的刀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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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办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发表了长达一百五十多页的文集报告《锐实力：正在上升的威权主义影响》。报告在前言中指出，中俄两国的影响手段在形式和基调上存在差异，但与此同时，都通过民主体制的开放性来施加其影响。因此以往的软实力概念已经不足以解释现状，需要重新思考。报告考察了中国和俄罗斯对拉丁美洲以及中欧几个新兴民主国家的影响，并重申对民主价值与理想的支持。[28]《经济学人》12月16日刊登封面文章《如何应对中国的“锐实力”》，认为西方需要回应中国新的影响，但不能简单地用建造壁垒的隔离方式，因为与以前的苏联不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西方需要发现一种具有政治家风范的中间道路，而提倡透明性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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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是最早（1990）使用软实力概念的美国政治学家，他发表文章《中国的软实力与锐实力》，对这一讨论做出了回应。他首先在概念上做出澄清，软实力“有时被用来形容任何不涉及强力（force）的实力行使，但这是错误的。实力有时取决于谁的军队或经济更有优势，但也可以取决于谁的故事更引人入胜”。如果“锐实力”这一术语是“信息战”的简称，那么它与软实力就有着明显的区别，“锐实力是硬实力的一种类型”。操纵信息是在使用硬实力，虽然信息是无形的，但“无形性”（intangibility）并非软实力的特征。例如，口头威胁就同时具有无形性和强制性。作者认为，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自愿性”（voluntarism），而硬实力依靠的是威胁和利诱。“在公共外交中，真相与开放性在软实力和锐实力之间划出了分界线。”当一个国家的官方新闻机构在其他国家公开传播新闻时，这是在行使软实力的技术，但如果通过秘密支持其他国家的媒体来传达自己的声音，那就违背了自愿性，而跨入了锐实力的边界。当然，广告和说服总是需要某种程度的框架预设，这会限制自愿性。但将极端的欺骗置入框架之中就可能被视为强制，虽非暴力性的强制，但它阻碍了有意义的选择。“在信息时代，最稀缺的资源是关注度与公信力（credibility）。”如果某种公共外交手法被普遍视为政治宣传，就失去了公信力，也就难以增进软实力。在约瑟夫·奈看来，中国的经济成就生成了硬实力，也因为提供了有力的叙述而形成了软实力。但硬实力若使用不当会削弱中国叙事的软实力。他主张西方国家在回应中国的锐实力时，必须谨慎避免反应过度。抵制中国正当的软实力工具可能会事与愿违。“中国的软实力有时可能会演变为锐实力，但仅仅因此就阻止中国的软实力努力将会是一个错误，而同样重要的是仔细监测软硬实力之间的分界线。”作者认为，软实力常常用于竞争性的目标，但未必只能成为零和游戏。“如果中美两国都希望避免冲突，增进彼此吸引力的交流项目将惠及双方。”在许多议题上，两国都能从合作中获益。而软实力有助于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并创建促成合作的网络。[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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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思想界，曾有人惊呼“中国将统治世界”，也曾有人预言“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对中国的赞赏与质疑一直并行相随，而告诫“中国威胁”的声音也层出不穷。对中国锐实力的警觉不只是“中国威胁论”的又一种翻版，还标志着西方意识形态由向外扩张转向对外防御。这可能是当前西方思想界发生的最发人深思的变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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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民主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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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术界对民主问题的研究，以往偏重于所谓威权政体向民主转型及巩固的条件与困境等问题，但近十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转向对“成熟民主国家”自身的反思。在2017年的思想界，“西方民主的危机”成为格外突出的议题，并带有鲜明的现实关切，两次重要的学术会议都明显体现了这一趋势。耶鲁大学10月6日举办的会议以“民主政体何以崩溃？”为题，邀请了十多位著名的政治理论家，着眼于讨论两个问题：导致民主退化或瓦解的关键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是否可能在当今的美国产生同样的效应？会议全程的视频随后在YouTube网站上发布。[31]斯坦福大学在11月3日、4日召开两天的会议，主题是“全球各种民粹主义对于民主的威胁”，二十五位政治学家参与会议，主办方在网上公布了全部的会议论文。[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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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衰退成为这两次会议共同关切的焦点议题。在斯坦福大学召开的会议上，民主理论的权威学者拉里·戴蒙德在论文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进入了“民主错乱的新时期”（The New Era of Democratic Distemper），其以三个趋势为标志。首先，民主的衰退已经蔓延到核心的自由民主制国家，特别是欧洲和美国。自“民主第三波”开始以来，这是第一次出现对发达国家的民主前景产生严重质疑。其次，整个世界的政治光谱向威权主义一端明显偏移，核心民主国家中非自由势力的兴起，新兴民主国家中有些已经逆转为威权政体，而俄罗斯、埃及和伊朗等威权国家中威权主义的倾向更为坚固。最后，越来越多的专制政体以强大的威权国家为楷模，在“另类选择”的激励下逐渐摆脱了民主化的压力。这三种趋势造就了“意识形态的反叙述”，即“民主已经过时，它导致混乱和停滞，而集中化的权力才是进步的通途”。这种论调日益高涨，正在催生一个新的“威权主义的全球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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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提交的论文题为《民粹主义与身份》，其就民粹主义的兴起提出了身份与经济的复合解释（从中也可以预见他在即将出版的《身份》一书中的观点）。身份的特征之一是对“承认”（recognition）的要求，即对内在自我或集体自我的尊严要求“主体间的承认”。这种要求“使身份政治具有内在的政治性，因为承认主要是通过政治行动获得的”。他认为，许多被归为经济范畴的现象实际上源自人们对身份和尊严的关切，因此很难将这两种因素拆解开来。人们对“经济正义”或“同工同酬”的要求往往不是出于对资源本身的关切，而是因为“资源是地位和尊严的标志”。单纯的经济学解释放弃了这个面向，这种局限性由来已久，是因为忽视了柏拉图所谓的“血气”（thymos），“这是人类心智的一部分，要求承认一个人的尊严”。在近年的政治选举中，那些支持特雷莎·梅、特朗普和勒庞等人的核心选民并不是经济上最为穷苦的底层，这些人更支持传统的左翼政党。而民粹主义政治家的支持者来自中下阶层，在收入分配的五等分结构中处于中间三层。他们并不是饥饿的群体，也并非在经济上无路可走，但在技术变革和全球化的冲击下，他们经历了“相对社会地位的巨大损失”，而且担心自己的处境每况愈下，落入下层阶级。因此，“经济关切在当代民粹主义政治中会以身份的形态来展现”。福山的解释蕴含着一个推论：如果这些选民“更多地关切身份而不是经济问题”，那么他们就未必会被传统的左翼经济政策吸引，也不一定因为民粹主义政客未能兑现其经济许诺而背弃他们。这意味着要克服民粹主义的挑战，我们“需要一种语言和一套实际的措施来正面应对身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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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民问题上，福山也试图以集体身份的视角提出更为复杂的分析。他认为有必要检讨当下流行的批评意见——将民粹主义者的反移民倾向简单地归咎于种族主义、仇外情绪、族裔偏见或无知。这些驱动因素确实存在，但还存在其他几种可能的原因需要辨别。民粹主义的支持者或许并不反对移民本身，而是出于法治的理由反对非法和不受控制的移民；可能担心移民难以同化，无法融入主流文化，甚至抵触和改变主流文化的价值；可能担心移民增长的节奏和速度过快，由量变导致质变；可能担心移民享受的福利待遇远远超过他们对税基的贡献（这在欧洲一些高福利国家是更严重的问题）；还有些选民的关切出于党派立场，担心自己反对的党派获得移民选票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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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民主衰退的成因存在多种解释，既有经济因素，也有社会文化因素。在耶鲁大学会议的报告中，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普热沃尔斯基指出，中产阶级丧失对未来的信心是一个重要原因。在过去两百年中，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信念是财富不断增长，一代更比一代强。但现在这个信念被动摇了。1970年，美国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中有90%认为自己比父辈年轻时的生活质量更好，而到201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50%。1980年以来，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基本停滞，现在有64%的欧洲人和60%的美国人认为下一代的生活会比自己更差。1973年之前，生产率与工人收入的增长几乎是同步的，此后便开始明显脱节。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导致了“阶级妥协”的瓦解。人们对现有体制缺乏信心，政治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使边缘党派和候选人有了可乘之机。而美国的社会分歧与政治极化越来越严重，达到了1820年来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使得两大政党的中间力量失去了民众动员力，最终破坏了政党体系的稳定作用。普泽沃斯基认为，特朗普只是这些政治危机的征兆而不是其根源，在他任期结束之后，同样的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但他也指出，目前美国民主危机的形态是“恶化而不是崩溃”。这种危机也曾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麦卡锡主义肆虐以及尼克松执政的时期，而政治制度最终克服了这些危机。但过去并不能确保未来，对于当下的危机，真正可行的应对方案尚未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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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青年政治学者亚沙·芒克在发言中指出，民主社会实际上还没有经受过长期经济停滞的考验。经济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收入多少，还与人们的相对获得感与相对剥夺感有重要关联。如果目前经济停滞的趋势再持续二三十年，那么民主体制可能就会崩溃。在身份政治的问题上，许多人转向种族认同可能存在相当复杂的原因。如果相信美国人口中有那么多人是种族主义者，这就是一个种族主义的社会，那么我们就会陷入无能为力的绝境。但如果种族意识在某些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就需要建立某种联合来创造这些条件。美国已经是一个多元族裔的社会，在族群身份的冲突中，仅仅揭露非正义和歧视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用积极的建设性来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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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呼声：从布拉格、巴黎到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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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是思想的内在品格，但各种立场的思想者都深感危机迫近，这是时代精神的征兆。2017年先后在布拉格、巴黎和波士顿发布的三份公开宣言，是当下政治风云与文化纷争的缩影，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试图提出自己的诊断、分析与期望，并集结起来以群体性的呼声介入公共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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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民主复兴呼吁书》在5月发布，由来自全球的六十多位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发起（最后有两百多位签署者），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爱沙尼亚前总统伊尔韦斯，波兰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米奇尼克，埃及政治学家艾姆尔·哈姆扎维，以色列政治学家什洛莫·阿维内里，法国哲学家莱维，英国思想史家加顿艾什，美国政治学家拉里·戴蒙德、福山、威廉·加尔斯顿和黎安友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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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书开篇写道，“自由主义民主正受到威胁，所有珍惜它的人都必须来捍卫”。这种威胁既来自外部的威权主义势力，也来自新兴和成熟民主国家的倒退。这种内外交困的局势，侵蚀着人们对民主价值的信念，动摇了对民主体制功效的信心，使民主进程遭受了历史性的停顿，并可能使民主在“逆转浪潮”中陷入崩溃的危险。“民主的支持者们必须联合起来制止这一退缩，为民主的道德、思想和政治的复兴事业结成一个新的联盟。”新的民主战役的出发点是“重申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激励了两百多年来现代民主的发展，“植根于对人之尊严的信仰，并坚信自由主义民主是最能够维护这种尊严并使其蓬勃发展的政治体制”。捍卫民主的价值并不是“纯粹理想主义的事业”，而是体面的、包容性的社会的先决条件，是整个社会和经济进步的框架，也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础。呼吁书构想的“新的民主复兴联盟”，是充当振兴民主理念的道德和思想的催化剂，通过展开一场有原则、有觉察力、有激情的“理念之战”，来改变当前的思想和文化氛围。“没有借口沉默或无所作为。在这个民主岌岌可危的时代，我们不敢依靠安全的幻想。目前的危机为民主动员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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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自由主义倾向的呼吁书很难说有多大的感召力，至少保守派阵营对“时代的危机”有着不同的理解与回应。10月7日，欧洲十名保守主义倾向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以九种语言同时发布一份联署的《巴黎声明：我们可以信靠的欧洲》，签署人中包括英国政治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爵士，法国宗教思想史家莱米·布拉格和波兰哲学家、政治家理夏德·雷古特科等，他们感受到的危机是“欧洲在幻象、自欺与意识形态的扭曲中，正在将自身的文明遗产挥霍殆尽”，他们出于“对欧洲精神与想象的共同关切”而聚集到一起，撰写了这份声明，其核心论旨是抨击“虚假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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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欧盟致力于建构的欧洲，是一个“掩盖在伪宗教普世主义情感下的金钱与法规的帝国”，虽然自诩为“普世共同体的先驱”，但实际上“既不是普世的，更称不上是共同体”。他们呼吁重建“真正的欧洲”，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其基础是民族国家体制和基督教传统奠定的价值原则。这种在民族国家相互承认主权的基础上展开的自由交往，形成了“多样一体”（unity-in-diversity）的欧洲，这才是“欧洲文明的标志”。这份欧洲遗产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必然的，因此需要付诸努力和斗争来捍卫。这份声明坚持某些传统的价值立场，包括对文化等级的维护、对家庭和社群团结的重视。他们认为，欧洲未来的威胁并非来自俄罗斯的冒进或穆斯林移民，而是“虚假的欧洲”的幻象与欺骗，包括欧盟的技术官僚、放任的多元文化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和文化的商业化。声明最后呼吁，“拒绝那种无国界的多元文化世界的乌托邦幻想”，“重申民族国家的主权，恢复对欧洲未来的共同政治责任的尊严”。这份声明表达了欧美文化战争的一种保守主义立场，与自由派的布拉格呼吁形成对比，但双方都是新形势下的老调重弹，都没有在主流舆论界引起显著的反响。[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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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基督教传统的思想取向未必保守和排外。11月20日，三百多名基督教神学家聚集在波士顿老南教会（Old South Church），共同签署了《波士顿宣言：对美国基督徒的呼吁》。[35]他们是出席美国宗教学会（AAR）和圣经文学学会（SBL）年会的部分与会者。宣言的发起者以身披麻布、额涂圣灰的传统仪式，谴责美国福音派等宗教保守势力滥用和扭曲圣经教义，敦促他们悔过自新。这份宣言具有悲愤的基调——对权势者性侵犯的愤怒、对陷入“白人至上论”歧途的福音派的愤怒，要求忏悔作为美国原罪及其延续之罪的种族主义。基于这种愤慨，宣言表示：“我们承诺追随耶稣走上代价巨大的门徒之路，为卑微者、失败者和被遗弃者寻求正义。我们宣告，在今天追随耶稣，意味着从我们信仰的最深处发起抗争，反抗贫穷、经济剥削、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一切形式的压迫。”宣言的宗旨是要求遵循和践行“爱你的邻人一如爱你自己”的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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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的主要发起者之一、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副院长帕梅拉·莱特西博士指出，真正的福音教义与当今保守派圈子中“兜售”的东西相当不同，在宗教和政治意义上都相差甚远。“我们聚集于此，因为耶稣教导‘爱我们的邻人’，因为我们拒绝让那些人借基督教之名来支持对女性的虐待，对移民关闭国门以及让连篇累牍的谎言常态化。”[36]谴责仇恨、召唤博爱是这份宣言的核心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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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性侵运动与女性主义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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