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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呼声：从布拉格、巴黎到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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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是思想的内在品格，但各种立场的思想者都深感危机迫近，这是时代精神的征兆。2017年先后在布拉格、巴黎和波士顿发布的三份公开宣言，是当下政治风云与文化纷争的缩影，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试图提出自己的诊断、分析与期望，并集结起来以群体性的呼声介入公共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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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民主复兴呼吁书》在5月发布，由来自全球的六十多位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发起（最后有两百多位签署者），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爱沙尼亚前总统伊尔韦斯，波兰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米奇尼克，埃及政治学家艾姆尔·哈姆扎维，以色列政治学家什洛莫·阿维内里，法国哲学家莱维，英国思想史家加顿艾什，美国政治学家拉里·戴蒙德、福山、威廉·加尔斯顿和黎安友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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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书开篇写道，“自由主义民主正受到威胁，所有珍惜它的人都必须来捍卫”。这种威胁既来自外部的威权主义势力，也来自新兴和成熟民主国家的倒退。这种内外交困的局势，侵蚀着人们对民主价值的信念，动摇了对民主体制功效的信心，使民主进程遭受了历史性的停顿，并可能使民主在“逆转浪潮”中陷入崩溃的危险。“民主的支持者们必须联合起来制止这一退缩，为民主的道德、思想和政治的复兴事业结成一个新的联盟。”新的民主战役的出发点是“重申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激励了两百多年来现代民主的发展，“植根于对人之尊严的信仰，并坚信自由主义民主是最能够维护这种尊严并使其蓬勃发展的政治体制”。捍卫民主的价值并不是“纯粹理想主义的事业”，而是体面的、包容性的社会的先决条件，是整个社会和经济进步的框架，也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础。呼吁书构想的“新的民主复兴联盟”，是充当振兴民主理念的道德和思想的催化剂，通过展开一场有原则、有觉察力、有激情的“理念之战”，来改变当前的思想和文化氛围。“没有借口沉默或无所作为。在这个民主岌岌可危的时代，我们不敢依靠安全的幻想。目前的危机为民主动员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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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自由主义倾向的呼吁书很难说有多大的感召力，至少保守派阵营对“时代的危机”有着不同的理解与回应。10月7日，欧洲十名保守主义倾向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以九种语言同时发布一份联署的《巴黎声明：我们可以信靠的欧洲》，签署人中包括英国政治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爵士，法国宗教思想史家莱米·布拉格和波兰哲学家、政治家理夏德·雷古特科等，他们感受到的危机是“欧洲在幻象、自欺与意识形态的扭曲中，正在将自身的文明遗产挥霍殆尽”，他们出于“对欧洲精神与想象的共同关切”而聚集到一起，撰写了这份声明，其核心论旨是抨击“虚假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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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欧盟致力于建构的欧洲，是一个“掩盖在伪宗教普世主义情感下的金钱与法规的帝国”，虽然自诩为“普世共同体的先驱”，但实际上“既不是普世的，更称不上是共同体”。他们呼吁重建“真正的欧洲”，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其基础是民族国家体制和基督教传统奠定的价值原则。这种在民族国家相互承认主权的基础上展开的自由交往，形成了“多样一体”（unity-in-diversity）的欧洲，这才是“欧洲文明的标志”。这份欧洲遗产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必然的，因此需要付诸努力和斗争来捍卫。这份声明坚持某些传统的价值立场，包括对文化等级的维护、对家庭和社群团结的重视。他们认为，欧洲未来的威胁并非来自俄罗斯的冒进或穆斯林移民，而是“虚假的欧洲”的幻象与欺骗，包括欧盟的技术官僚、放任的多元文化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和文化的商业化。声明最后呼吁，“拒绝那种无国界的多元文化世界的乌托邦幻想”，“重申民族国家的主权，恢复对欧洲未来的共同政治责任的尊严”。这份声明表达了欧美文化战争的一种保守主义立场，与自由派的布拉格呼吁形成对比，但双方都是新形势下的老调重弹，都没有在主流舆论界引起显著的反响。[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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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基督教传统的思想取向未必保守和排外。11月20日，三百多名基督教神学家聚集在波士顿老南教会（Old South Church），共同签署了《波士顿宣言：对美国基督徒的呼吁》。[35]他们是出席美国宗教学会（AAR）和圣经文学学会（SBL）年会的部分与会者。宣言的发起者以身披麻布、额涂圣灰的传统仪式，谴责美国福音派等宗教保守势力滥用和扭曲圣经教义，敦促他们悔过自新。这份宣言具有悲愤的基调——对权势者性侵犯的愤怒、对陷入“白人至上论”歧途的福音派的愤怒，要求忏悔作为美国原罪及其延续之罪的种族主义。基于这种愤慨，宣言表示：“我们承诺追随耶稣走上代价巨大的门徒之路，为卑微者、失败者和被遗弃者寻求正义。我们宣告，在今天追随耶稣，意味着从我们信仰的最深处发起抗争，反抗贫穷、经济剥削、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一切形式的压迫。”宣言的宗旨是要求遵循和践行“爱你的邻人一如爱你自己”的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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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的主要发起者之一、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副院长帕梅拉·莱特西博士指出，真正的福音教义与当今保守派圈子中“兜售”的东西相当不同，在宗教和政治意义上都相差甚远。“我们聚集于此，因为耶稣教导‘爱我们的邻人’，因为我们拒绝让那些人借基督教之名来支持对女性的虐待，对移民关闭国门以及让连篇累牍的谎言常态化。”[36]谴责仇恨、召唤博爱是这份宣言的核心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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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性侵运动与女性主义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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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刊将2017年度人物授予“打破沉默者”（The Silence Breakers），向控诉和反抗性侵犯与性骚扰的社会运动致敬。封面刊登了五位女士的合影，她们勇敢打破沉默、公开陈述自己遭受性侵扰的经历。照片还包括只露出手臂的“第六个人”，据杂志主编介绍，这代表着许多匿名的指控者，迫于压力与风险无法暴露身份，但愿意分享自己的遭遇。演员艾希莉·贾德是哈维·韦恩斯坦最早的指控者之一，她对韦恩斯坦的指控成为这场运动的导火索。10月中旬，演员艾莉莎·米兰诺在推特上发出倡议，邀请曾遭受性侵的受害者们以“#MeToo”（我也是）作为状态更新的标签，以唤起社会关注。在短短几周内，这个标签在社交媒体上的使用率达到五百万次，从而触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社会运动，许多国家都开始了自己的“#MeToo”运动，法国则创造了自己的特色标签，称之为“拱猪”运动（#Balancetonpo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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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孤立分散的受害者及其支持者通过社交媒体结成广泛的联盟，各大主流媒体迅即呼应，声势浩大的舆论鼓舞了更多的受害者提出指控。到12月中旬，美国政界、演艺界、传媒界以及商业和企业行业中，至少有九十八位（其中有一位女性）知名人士受到公开的性侵指控，他们大多被解雇或被迫辞职。12月7日，受到性骚扰指控的联邦参议员艾尔·弗兰肯宣布辞职。12月12日，肯塔基州的州众议员丹·约翰逊召开新闻发布会否认媒体曝光的性侵指控，随后于次日早晨开枪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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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性侵扰的公开行动在美国大约有二十六年的历史，“#MeToo”最早是2006年由黑人社会活动家塔拉纳·伯克发明和传播的标签，但从未形成像今天这样广泛和强劲的社会运动，它不仅挑战了位高权重的施害者，也促发了意识与观念的变革。在《华尔街日报》10月的一项调查中，49%的男性受访者表示，有关“#MeToo”的新闻报道促使他们更认真地思考自己对待女性的行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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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是性骚扰的“重灾区”，也处在反性侵风暴的中心。《纽约客》的资深记者达纳·古德伊尔最近发表文章《好莱坞可能改变自己的方式吗？》，报道了“后韦恩斯坦时代”正在展开的严厉“整治”（remediation）行动。[38]目前好莱坞的整个风气正在发生剧变，“零容忍”政策冲击着惯常的言谈举止，所有场合使用的语言（包括在餐馆向人问候的方式）都会受到影响。一位性骚扰问题调查员表示，一旦接到举报，他们会“即刻”（不是过几天或一周，而是立即开始）展开调查。与此同时，整治行动也在清算历史旧账，现在已基本完成。那些被指控者的照片已从墙上取下，他们的名字会被从捐赠的建筑物上抹去，电影在替换演员之后重拍，网上图书馆的相关资料会被撤下，电影被搁置。这位调查者说，“与被告者的任何关联，现在完全是有毒的，经过一波波的清除，然后是苏联式的抹除（erasure）”。的确，那些曾经盛气凌人的施害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处，但清除历史的做法不免让人发生警觉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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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如何对待有性侵问题的作者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凯文·史派西已被逐出第六季《纸牌屋》，新电影《金钱世界》删除了他的全部镜头，在更换演员补拍后刚刚上映。那么如何处理已经发行的作品呢？是否应当禁映甚至销毁伍迪·艾伦以及（尤其是）罗曼·波兰斯基的电影？在学术界也有同样的问题。贝卡·罗斯菲尔德在《高等教育纪事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存在一些重要甚至经典性的学术作品，其作者的性操守堪忧甚至不可接受，他们本人应当受到谴责或惩处（如果仍然在世），但“赞颂思想”要与“赞颂人生”脱离。基于作者的道德操守来查封他们重要研究的做法可能是有害的。[39]无论如何，这场运动再度触发了一些令人困扰的难题：社会正义是否要求文化的道德清洗？这会损害艺术与学术的自由以及历史记忆的完整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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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场运动对政治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指出，身陷性丑闻是罗伊·摩尔在亚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补选中落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有调查显示，亚拉巴马州选民的党派分歧远比性别差异更为显著：共和党的女性选民仍然有90%投票支持摩尔（只比其男性选民低2%），她们相信摩尔的性侵行为属实的比例也仅比男性选民高4%，且比民主党男性选民低40%。另有研究指出，就性别政治问题而言，两党极化趋势的驱动要素不是性别本身（男性或女性）而是性别立场（是否相信男女应当平等）。10月，皮尤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这个国家对女性权利的伸张走得还不够远”这一陈述，在民主党男性中的支持者要比共和党女性中的支持者高出31%。这意味着“民主党并没有变成女性的党派，而是正在成为女性主义者的党派”。[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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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都会有支持者和反对者，“#MeToo”运动也不例外。争议很快就出现了（虽然明显的反弹到2018年初才开始）。值得关注的意见不是来自保守派阵营的抨击，而是自由派甚至女性主义内部的批评。11月22日，在线杂志Quillette发表了四位女性学者和作家（包括杂志主编）的批评意见。12月18日，英国左翼网刊Spiked汇集了十三位女性知识分子的异议。这些作者都坚持男女平等以及反性侵的立场，但对“#MeToo”运动的发展趋势感到忧虑甚至强烈的不满，简要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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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运动目前的趋势可能在女性主义内部导致一种文化转向，“从女性的赋权（empowerment）目标，转向赋予女性受害者的地位”。最令人不安的倾向是运动演变为一种“告解的竞争”——“一个女人的证言越可怕，她可能从网上姊妹那里获得的同情就越多。”沉默多年容忍施害者逍遥法外、现在才站出来的指控者们赢得了欢呼，被誉为“女英雄”和“强大的女性主义者”，而那些提倡并做到了当即明确有力地拒绝侵扰，并快乐地继续自己生活的众多女性，现在却被嘲讽为“受害人的责难者”。在当下的风潮中，好像愿意充当受害者才是唯一“正确的女人类型”。将女性视为脆弱的受害者，而不是胜任公共生活的行动者，使受害成为武器，固化女性的脆弱性，挫伤女性的适应力，这是从以往取得胜利的女性进步事业中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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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性侵扰的定义越来越宽泛，使运动失去重心和焦点。真正的受害者在暴力或隐性权力的威胁下陷入困境，不得不忍受侵害，她们不仅值得同情，也需要声援和司法救助。然而，将任何不合心意的一句赞美、一个玩笑、一声口哨甚至一次眨眼都界定为性骚扰，这将使整个运动琐碎化（trivialized）。“当28%的年轻人认为眨眼也可以是性骚扰，社会就可能怀疑女性判断危险和应对公共生活的能力。”女性主义应当鼓励女性施展独立自主的能动性，而不是将女性“婴儿化”。将职场上危及女性生涯的性骚扰与无关紧要的社会麻烦相提并论，这样的运动只是满足了“中产阶级的记者，饥渴于名望的政客以及显示美德的明星”，“普通工薪阶层的女性根本不会去理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姐妹们相比，西方女性享有非常优越的地位和法律保护，“却把自己刻画为身处危难的少女，无力应对成人世界，永远需要援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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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这场运动揭露了严重的性犯罪以及女性被轻视的程度，这是健康的。但现在“它已经演变为一场群体性的歇斯底里”。许多男性被指控有无法合理定罪的越轨行为，并得到迅速而可怕的惩罚，“但没有清晰的定义也没有法定时效，这在法律上和道德上是荒谬的”。运动忽视了正当程序与无罪推定的法律传统，逐渐演变为一场群众性的揭发和公审运动。甚至有位女性主义者在推特上声称，“我实际上毫不关心无辜的男人们由于受到性侵犯/骚扰的不实指控而失业”。这是在引导人们“发展围攻心态或建立战区”，而这种行为会使运动演变为一场针对男性的大规模“猎巫”（witch-hunt）行动，从而制造群体性的道德恐慌。“在2017年，我们几乎可以凭借一项指控就摧毁任何一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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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场运动的极端趋势正在制造两性关系的对立。假定男性霸权的结构是根深蒂固且无处不在的，男人天然属于“邪恶的压迫阶级”，而女人则生活在恐怖的性压迫之下。“这个文化时刻已经转变成女性受害者的狂欢以及对男性的妖魔化。”这将把男女关系塑造为潜在的施害者与受害者的敌对关系，或至少将本来复杂丰富的两性关系转变为谨小慎微、彼此提防的关系。“如果我还是一个在寻找伴侣的年轻女子，我不希望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一个男人在吻我之前必须确认一份联署协议。”厌女症确实存在，“但如果女性将自己描述得如此脆弱，无法以健全的常识感应日常生活的微小变化，那么厌女症的态度将会盛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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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Metoo”运动的批评和抨击，有许多是片面和过激的，但也并非无可反驳。在事实层面上，以社交媒体为主要载体的自发社会运动缺乏明确的组织和领导，本身包含了复杂多样的方面和倾向。批评者很容易选取任何一个有问题的侧面或支流，以偏概全地攻击整个运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批评者在强调程序正当的同时，完全漠视了一个事实——“#Metoo”运动的激进性恰恰是对程序主义功能失灵的反弹。在职场和校园中，长期以来存在着大量的严格意义上（以人们普遍认可的标准而言）的性侵犯与性骚扰行为，但受害者或投诉无门或举报无果，纸上的法律与规章在实践中变得形同虚设，积怨已久的伤痛爆发为运动的力量，为受害者伸张正义。运动的宗旨并不是要瓦解法律和程序，而是要激活和改造沉睡已久的程序正义，让它在实践中恢复活力。的确，法律程序的稳定性与社会运动的激进性之间存在着张力，如何平衡与协调两者的关系是复杂而困难的问题，这需要在运动进程中被认真对待和解决，而不应当成为将运动污名化的一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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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批评者的立场而言，这些作者几乎都属于自由派或左翼阵营，甚至大多都自认为是女性主义者，这也反映出女性主义本身在发展中的内部差异与分裂，而这些分歧由来已久且难以调和。类似的意见分歧更为突出地体现在年底之后发生的两场争论之中。2018年1月，反性侵运动遭遇了明显的反弹。法国著名演员凯瑟琳·德纳芙等百名知名女性联署了一份公开信，对运动提出批评，并引发了激烈争论。在美国，刚刚荣获金球奖的喜剧演员阿齐兹·安萨里受到化名的性骚扰指控，由于事件的性质处于“灰色地带”，媒体与网络上出现了大规模的意见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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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氏词典选择将“feminism”（女性主义）作为2017年度词汇。“#Metoo”运动带来了女性主义的新一波兴起。然而，女性群体并不是同质化的，她们不仅有经济阶层、教育程度和种族认同等区别，也并非天然地支持女性主义。在女性主义者内部，也存在复杂的代际差异以及不同学派之间的分歧，体现为对多种诉求的不同优先级排序，以及对女性主义实践的不同战略构想。无论如何，2017年的反性侵运动重新定义了社会对待女性的标准——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可容忍的。历史上每一次女性主义运动的进展都遭遇了反弹，但“时代精神”正在发生改变，每一次回潮都可能激发新的反思和勇气，从而开启下一次运动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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