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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性侵运动与女性主义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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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刊将2017年度人物授予“打破沉默者”（The Silence Breakers），向控诉和反抗性侵犯与性骚扰的社会运动致敬。封面刊登了五位女士的合影，她们勇敢打破沉默、公开陈述自己遭受性侵扰的经历。照片还包括只露出手臂的“第六个人”，据杂志主编介绍，这代表着许多匿名的指控者，迫于压力与风险无法暴露身份，但愿意分享自己的遭遇。演员艾希莉·贾德是哈维·韦恩斯坦最早的指控者之一，她对韦恩斯坦的指控成为这场运动的导火索。10月中旬，演员艾莉莎·米兰诺在推特上发出倡议，邀请曾遭受性侵的受害者们以“#MeToo”（我也是）作为状态更新的标签，以唤起社会关注。在短短几周内，这个标签在社交媒体上的使用率达到五百万次，从而触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社会运动，许多国家都开始了自己的“#MeToo”运动，法国则创造了自己的特色标签，称之为“拱猪”运动（#Balancetonpo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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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孤立分散的受害者及其支持者通过社交媒体结成广泛的联盟，各大主流媒体迅即呼应，声势浩大的舆论鼓舞了更多的受害者提出指控。到12月中旬，美国政界、演艺界、传媒界以及商业和企业行业中，至少有九十八位（其中有一位女性）知名人士受到公开的性侵指控，他们大多被解雇或被迫辞职。12月7日，受到性骚扰指控的联邦参议员艾尔·弗兰肯宣布辞职。12月12日，肯塔基州的州众议员丹·约翰逊召开新闻发布会否认媒体曝光的性侵指控，随后于次日早晨开枪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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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性侵扰的公开行动在美国大约有二十六年的历史，“#MeToo”最早是2006年由黑人社会活动家塔拉纳·伯克发明和传播的标签，但从未形成像今天这样广泛和强劲的社会运动，它不仅挑战了位高权重的施害者，也促发了意识与观念的变革。在《华尔街日报》10月的一项调查中，49%的男性受访者表示，有关“#MeToo”的新闻报道促使他们更认真地思考自己对待女性的行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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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是性骚扰的“重灾区”，也处在反性侵风暴的中心。《纽约客》的资深记者达纳·古德伊尔最近发表文章《好莱坞可能改变自己的方式吗？》，报道了“后韦恩斯坦时代”正在展开的严厉“整治”（remediation）行动。[38]目前好莱坞的整个风气正在发生剧变，“零容忍”政策冲击着惯常的言谈举止，所有场合使用的语言（包括在餐馆向人问候的方式）都会受到影响。一位性骚扰问题调查员表示，一旦接到举报，他们会“即刻”（不是过几天或一周，而是立即开始）展开调查。与此同时，整治行动也在清算历史旧账，现在已基本完成。那些被指控者的照片已从墙上取下，他们的名字会被从捐赠的建筑物上抹去，电影在替换演员之后重拍，网上图书馆的相关资料会被撤下，电影被搁置。这位调查者说，“与被告者的任何关联，现在完全是有毒的，经过一波波的清除，然后是苏联式的抹除（erasure）”。的确，那些曾经盛气凌人的施害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处，但清除历史的做法不免让人发生警觉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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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如何对待有性侵问题的作者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凯文·史派西已被逐出第六季《纸牌屋》，新电影《金钱世界》删除了他的全部镜头，在更换演员补拍后刚刚上映。那么如何处理已经发行的作品呢？是否应当禁映甚至销毁伍迪·艾伦以及（尤其是）罗曼·波兰斯基的电影？在学术界也有同样的问题。贝卡·罗斯菲尔德在《高等教育纪事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存在一些重要甚至经典性的学术作品，其作者的性操守堪忧甚至不可接受，他们本人应当受到谴责或惩处（如果仍然在世），但“赞颂思想”要与“赞颂人生”脱离。基于作者的道德操守来查封他们重要研究的做法可能是有害的。[39]无论如何，这场运动再度触发了一些令人困扰的难题：社会正义是否要求文化的道德清洗？这会损害艺术与学术的自由以及历史记忆的完整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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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场运动对政治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指出，身陷性丑闻是罗伊·摩尔在亚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补选中落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有调查显示，亚拉巴马州选民的党派分歧远比性别差异更为显著：共和党的女性选民仍然有90%投票支持摩尔（只比其男性选民低2%），她们相信摩尔的性侵行为属实的比例也仅比男性选民高4%，且比民主党男性选民低40%。另有研究指出，就性别政治问题而言，两党极化趋势的驱动要素不是性别本身（男性或女性）而是性别立场（是否相信男女应当平等）。10月，皮尤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这个国家对女性权利的伸张走得还不够远”这一陈述，在民主党男性中的支持者要比共和党女性中的支持者高出31%。这意味着“民主党并没有变成女性的党派，而是正在成为女性主义者的党派”。[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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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都会有支持者和反对者，“#MeToo”运动也不例外。争议很快就出现了（虽然明显的反弹到2018年初才开始）。值得关注的意见不是来自保守派阵营的抨击，而是自由派甚至女性主义内部的批评。11月22日，在线杂志Quillette发表了四位女性学者和作家（包括杂志主编）的批评意见。12月18日，英国左翼网刊Spiked汇集了十三位女性知识分子的异议。这些作者都坚持男女平等以及反性侵的立场，但对“#MeToo”运动的发展趋势感到忧虑甚至强烈的不满，简要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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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运动目前的趋势可能在女性主义内部导致一种文化转向，“从女性的赋权（empowerment）目标，转向赋予女性受害者的地位”。最令人不安的倾向是运动演变为一种“告解的竞争”——“一个女人的证言越可怕，她可能从网上姊妹那里获得的同情就越多。”沉默多年容忍施害者逍遥法外、现在才站出来的指控者们赢得了欢呼，被誉为“女英雄”和“强大的女性主义者”，而那些提倡并做到了当即明确有力地拒绝侵扰，并快乐地继续自己生活的众多女性，现在却被嘲讽为“受害人的责难者”。在当下的风潮中，好像愿意充当受害者才是唯一“正确的女人类型”。将女性视为脆弱的受害者，而不是胜任公共生活的行动者，使受害成为武器，固化女性的脆弱性，挫伤女性的适应力，这是从以往取得胜利的女性进步事业中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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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性侵扰的定义越来越宽泛，使运动失去重心和焦点。真正的受害者在暴力或隐性权力的威胁下陷入困境，不得不忍受侵害，她们不仅值得同情，也需要声援和司法救助。然而，将任何不合心意的一句赞美、一个玩笑、一声口哨甚至一次眨眼都界定为性骚扰，这将使整个运动琐碎化（trivialized）。“当28%的年轻人认为眨眼也可以是性骚扰，社会就可能怀疑女性判断危险和应对公共生活的能力。”女性主义应当鼓励女性施展独立自主的能动性，而不是将女性“婴儿化”。将职场上危及女性生涯的性骚扰与无关紧要的社会麻烦相提并论，这样的运动只是满足了“中产阶级的记者，饥渴于名望的政客以及显示美德的明星”，“普通工薪阶层的女性根本不会去理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姐妹们相比，西方女性享有非常优越的地位和法律保护，“却把自己刻画为身处危难的少女，无力应对成人世界，永远需要援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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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这场运动揭露了严重的性犯罪以及女性被轻视的程度，这是健康的。但现在“它已经演变为一场群体性的歇斯底里”。许多男性被指控有无法合理定罪的越轨行为，并得到迅速而可怕的惩罚，“但没有清晰的定义也没有法定时效，这在法律上和道德上是荒谬的”。运动忽视了正当程序与无罪推定的法律传统，逐渐演变为一场群众性的揭发和公审运动。甚至有位女性主义者在推特上声称，“我实际上毫不关心无辜的男人们由于受到性侵犯/骚扰的不实指控而失业”。这是在引导人们“发展围攻心态或建立战区”，而这种行为会使运动演变为一场针对男性的大规模“猎巫”（witch-hunt）行动，从而制造群体性的道德恐慌。“在2017年，我们几乎可以凭借一项指控就摧毁任何一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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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场运动的极端趋势正在制造两性关系的对立。假定男性霸权的结构是根深蒂固且无处不在的，男人天然属于“邪恶的压迫阶级”，而女人则生活在恐怖的性压迫之下。“这个文化时刻已经转变成女性受害者的狂欢以及对男性的妖魔化。”这将把男女关系塑造为潜在的施害者与受害者的敌对关系，或至少将本来复杂丰富的两性关系转变为谨小慎微、彼此提防的关系。“如果我还是一个在寻找伴侣的年轻女子，我不希望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一个男人在吻我之前必须确认一份联署协议。”厌女症确实存在，“但如果女性将自己描述得如此脆弱，无法以健全的常识感应日常生活的微小变化，那么厌女症的态度将会盛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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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Metoo”运动的批评和抨击，有许多是片面和过激的，但也并非无可反驳。在事实层面上，以社交媒体为主要载体的自发社会运动缺乏明确的组织和领导，本身包含了复杂多样的方面和倾向。批评者很容易选取任何一个有问题的侧面或支流，以偏概全地攻击整个运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批评者在强调程序正当的同时，完全漠视了一个事实——“#Metoo”运动的激进性恰恰是对程序主义功能失灵的反弹。在职场和校园中，长期以来存在着大量的严格意义上（以人们普遍认可的标准而言）的性侵犯与性骚扰行为，但受害者或投诉无门或举报无果，纸上的法律与规章在实践中变得形同虚设，积怨已久的伤痛爆发为运动的力量，为受害者伸张正义。运动的宗旨并不是要瓦解法律和程序，而是要激活和改造沉睡已久的程序正义，让它在实践中恢复活力。的确，法律程序的稳定性与社会运动的激进性之间存在着张力，如何平衡与协调两者的关系是复杂而困难的问题，这需要在运动进程中被认真对待和解决，而不应当成为将运动污名化的一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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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批评者的立场而言，这些作者几乎都属于自由派或左翼阵营，甚至大多都自认为是女性主义者，这也反映出女性主义本身在发展中的内部差异与分裂，而这些分歧由来已久且难以调和。类似的意见分歧更为突出地体现在年底之后发生的两场争论之中。2018年1月，反性侵运动遭遇了明显的反弹。法国著名演员凯瑟琳·德纳芙等百名知名女性联署了一份公开信，对运动提出批评，并引发了激烈争论。在美国，刚刚荣获金球奖的喜剧演员阿齐兹·安萨里受到化名的性骚扰指控，由于事件的性质处于“灰色地带”，媒体与网络上出现了大规模的意见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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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氏词典选择将“feminism”（女性主义）作为2017年度词汇。“#Metoo”运动带来了女性主义的新一波兴起。然而，女性群体并不是同质化的，她们不仅有经济阶层、教育程度和种族认同等区别，也并非天然地支持女性主义。在女性主义者内部，也存在复杂的代际差异以及不同学派之间的分歧，体现为对多种诉求的不同优先级排序，以及对女性主义实践的不同战略构想。无论如何，2017年的反性侵运动重新定义了社会对待女性的标准——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可容忍的。历史上每一次女性主义运动的进展都遭遇了反弹，但“时代精神”正在发生改变，每一次回潮都可能激发新的反思和勇气，从而开启下一次运动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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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工业与明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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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正在发生一场工业革命，过去的“思想市场”（the marketplace of ideas）已经转变为“思想工业”（the Ideas Industry）。牛津大学出版社在4月出版《思想工业》，作者丹尼尔·德雷兹纳是塔夫茨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曾经从事智库研究工作并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专栏，他对思想工业的成因与特征提出了独到的观察分析，《新共和》和《金融时报》等多家报刊对此发表了书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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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兹纳指出，今天的知识阶层已经不再可能像20世纪50年代《党派评论》的撰稿人那样远离市场、社会或国家，而是受到多种力量的显著影响。《外交政策》杂志每年隆重推出的百名全球思想家名单，各种高端会议、演讲和论坛的兴起，使知识分子以过去难以想象的方式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精英们相聚结交。各种“大观念”活动风起云涌，包括TED年会、阿斯彭思想节、梅肯研究院全球会议，以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博鳌亚洲论坛和瓦尔代俱乐部等，这些活动往往邀请具有挑衅性新观点的思想家，他们更能够满足与会者的好奇心，也更能吸引媒体的关注。“21世纪的公共领域比以往更开阔、声音更响亮，也更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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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衷于传播挑衅性思想的平台、论坛和渠道数量爆炸式增长，同时带来了大量的运作资金，这在思想工业的兴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思想需求的激增会使整个知识阶层受益，但思想工业有其特定的奖赏偏好。在此，作者区分了公共领域中两种不同类型的参与者——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与“思想领袖”（thought leader），他们都介入思想创造活动，但彼此的风格和目的有所不同。作者借用以赛亚·伯林的比喻说，公共知识分子是知道许多事情的“狐狸”，而思想领袖是专注于一件大事的“刺猬”。前者是批评家、悲观的怀疑论者，而后者是创造者、乐观的布道者。公共知识分子通常是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大学教授，比如诺姆·乔姆斯基、保罗·克鲁格曼、玛莎·努斯鲍姆或者吉尔·莱波雷，他们崇尚专业学术标以下观点源自此书的导言部分。准，善于在众多议题上展开批评分析。而思想领袖充满自信地传播自己创造的新理论，比如罗伯特·卡根、尼尔·弗格森、托马斯·弗里德曼或者娜奥米·克莱恩，他们能够以一个视角或一套系统思想来解释非常广阔的现象，并愿意影响和改变人们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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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兹纳分析指出，目前思想工业的需求与奖赏明显地倾向于思想领袖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原因在于三种相互关联的趋势：对体制权威信任的衰落、社会政治的极化以及经济不平等的迅速加剧。这三种要素形成了动荡不安与高度不确定的社会氛围与心态，也塑造了思想工业的供需结构。人们对新思想以及思考世界的方式产生了强烈的需求，迫切期待具有开阔明确理念的思想领袖，而不是在学理上纠缠于细枝末节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领域的革命就像农业革命和制造业革命一样，会带来赢家和输家，导致知识阶层的大动荡，也会改变目前的思想生态系统。作者认为，思想工业的结构性不平衡需要被认真对待，但简单地抨击思想领袖降低了公共话语的品质是一种苛责。在思想世界中，实际情况远比“今不如昔”的伤怀论调复杂得多。数十年来，学者们一直抱怨大众文化的粗鄙状况，那么面对更加广泛的对新思想的渴望，以及回应这种渴望的努力，我们就不该沮丧或苛求。实际上，两类人物在民主社会的公共领域中都各自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公共知识分子常常被指责具有精英主义倾向，但他们的批判揭露了伪装成智慧的陈词滥调。而思想领袖往往由于涉嫌学术上的草率肤浅而受到嘲讽，但他们创立和传播的新观念，能够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提供具有启发性的视角和方法，以激发人们去重新想象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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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思想工业的兴起，各个国家都出现了一批活跃在大众媒体与网络上的明星学者，他们在获得广泛声誉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质疑。《纽约时报杂志》10月18日刊登长篇特写《当革命向卡迪袭来》，讲述了一位四十岁声名鹊起的女学者在学术上受挫的经历。[43]埃米·卡迪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随后在哈佛大学商学院任教。她在2012年的TED演讲中介绍了自己与合作者的一项研究成果——“权力姿态”（power poses）效应，即如果我们有意识地摆出更为权威和自信的身体姿势，那么就会在社会交往中逐渐变得更加从容自信。她建议大家坚持练习各种自信的身体语言，这将有助于获得更出色的工作和生活成就。这个演讲视频在网络上的访问量高达四千三百万次，造成了现象级的轰动效应，卡迪的著作也一跃成为风靡市场的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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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此同时，社会心理学界正兴起一场“方法论改革运动”，对许多既有的权威成果发起了挑战。卡迪的研究也受到了学术同行的质疑，许多学者以新的研究方法发现，所谓权力姿态效应缺乏实验的“可重现性”（replication）。卡迪的反驳与自我辩护招致了更强劲的同行批评，她显赫的名声与丰厚的商业收入也在社交媒体上遭受攻击。在陷入多年激烈争论的漩涡之后，卡迪的合作者终于接受了批评，公开声明“权力姿态效应”是不真实的。卡迪感到被孤立并十分沮丧，但仍然奔赴拉斯维加斯的演讲台，面对万名听众宣讲她的理论。然而，她已经感到自己在专业领域很难再有容身之地。2017年春季，卡迪离开了哈佛大学，放弃了她的终身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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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享誉世界的哲学家大多是“高冷”的格调。终身居住在哥尼斯堡的康德或者黑森林小木屋中的海德格尔，只是“知识小众”钦慕的偶像。但这一切已经发生了变化。《外交政策》杂志在7/8月号发表文章《德国哲学终于爆红，这将是它的毁灭吗？》，作者斯图尔特·杰夫里斯是《卫报》的专栏作家（其2016年出版的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深渊大饭店》获得广泛的赞誉）。他探讨了当今德国出现的“摇滚明星”哲学家的现象，及其与德国哲学演变的渊源。[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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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波的德国哲学家中，理查德·大卫·普雷希特是最著名也最受追捧的人物之一。他1994年在科隆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目前担任吕讷堡大学的荣誉教授，写作小说和非虚构作品，其中探索自我问题的大众哲学读物《我是谁？》被译作三十二种语言（包括中文），全球销售总量超过百万册。他英俊的外表与极富魅力的表达备受媒体青睐，不仅作为嘉宾频频亮相，而且还在德国电视二台（ZDF）开办了一档自己的电视节目，直接冠名为《普雷希特》，据称吸引了近百万观众。在某种程度上，普雷希特几乎是法国哲学家莱维的“德国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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